9.25 马勇 | 五大臣出洋考察，弄假成真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那么日俄战争就给中国朝野很大的启发。清政府就在俄国失败、俄国变革的基础上，清政府也开始觉得可能要有所调整。而且清政府在这时候还有一个压力是什么呢？美国人在这时候再开始看，这战争不可能永远打下去，美国人出面去调解日俄关系的时候，中国想介入这个讨论很难，中国的外交官就觉得很尴尬。日俄战争打在我的土地上，结果战争的善后和中国没关，那中国的外交官就觉得没面子。那么中国的外交官就建议朝廷应该有所改革，应该让西方国家觉得，我们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一个国家，否则在你的土地上发生事情和你们都没关系，这外交官其实是没面子，但那时候外交官还知道羞耻了。 

另外它还给中国一个启发是什么呢？日本和俄国打到这个样子，俄国大败日本大胜，它给中国的反对派一个重大启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革命党，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起来？这个也可以回溯去讲一讲。中国的体制性的反抗是从1894年开始，但是这一个非常小的力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讲，孙中山非常伟大了。

孙中山1894年的6月份去找李鸿章，是谈的改革。当然我们今天看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这份建议书，也没有什么改革的意思。但是之后，孙中山就离开中国到了檀香山去。那么在战争进行当中，他看到了国内的清军、清衙门的腐败。战场上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是他到了檀香山，他的信息完全跟国内不一样了。为什么四亿人，只有一个孙中山在这场战争当中觉醒？因为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样一种经历。

我们去读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你就可以看到，蒋梦麟家是余姚人，余姚人当时都在上海做生意的。他们家在上海也有当铺、银行。他的回忆录讲，到了1900年的时候，余姚人都不知道有甲午战争！就是余姚人在上海那么多做生意的，在上海生活的，都不知道有这场1895年的甲午战争。那孙中山知道，原因是孙中山在两地游走。

那么孙中山在1894年觉醒，他当年策动一个反清的提议，后来（1896年）就在伦敦蒙难，使他从一个小小的反叛者，迅速上升为一个很有名气的领袖。特别是伦敦蒙难，清政府到国外去绑架一个反体制的人，那一下子把清政府的面目暴露地太尴尬了。

不仅是暴露清政府的尴尬，关键是后来我们很多研究者讲，“清政府就是革命者的制造厂”，革命家不是他自己干出来的，是你打压、制造出来的。我们去看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组织几十个人去干，到1896年、1897年，这之后成为一个有那么大影响力的革命领袖，不是他干出来的，是你打压出来的。 

但是这种打压出来，在这之后几年也都平淡无奇，而且当时都有这种类似的组织：孙中山的兴中会；后来蔡元培、章太炎这几个人成立的光复会；黄兴的，在湖南一拨（人成立了）华兴会，宋教仁……就各地的这种反清的组织在1905年之前开始出现，但是俄国和日本打败之后， 1905年俄国革命的发生，特别俄国开始变革对中国政府的传导，使中国的革命者一下子获得一个巨大的决心。 

所以过去列宁讲1905年亚洲的觉醒，那就因为什么？因为日俄战争导致的结果。俄国变化，革命者开始觉醒。革命者觉醒的一个表征是什么呢？就是1905年的8月份，各派的革命者都到了一个新圣地——东京去了。因为日本的改革之后，导致日本国家那么有力量，那么这些革命者也很信服日本，到了日本，到了东京，在这儿开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就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它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各个分散地反对清政府的力量团结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这时候是雄心勃勃，中国同盟会下边设置的什么？孙中山是什么？总理；宋教仁是什么？执行长。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架构什么？这就是影子内阁。他们就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就回来推翻清政府，这就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了，而且明明白白叫“中国”了——中国同盟会。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意义，不是它通过武力推翻了一个东西，而是它这么一种做法，这种做派反过来是从外部压制了清廷，就让清廷感觉到不动真格地变革，可能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外交的困境，俄国的变化，加上革命党的外部压力，清廷在1905年觉醒。从外交官开始，本来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外交官的判断，就是日本要胜，俄国要败，中国应该争取主动，早点改革。所以等到战争结局越来越明朗的时候，外交官和各地的督抚就开始向朝廷建议，这个建议基本上就是希望中国能够改革，能够联合日本拒绝俄国，能够联合德国，联合美国——总体来讲，就是说让中国能够和世界的主流国家能够建立新的关系，让中国国内的政治也能够有所改革。

所以在这时候，像这几个新一代的重要的政治家，像锡良，像汤寿潜，这些人都开始给朝廷施加心理压力，提供建议。还有瞿鸿禨，瞿鸿禨是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对他也很信任。瞿鸿禨在这时候都觉得中国可能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推动中国往一个宪政的架构走。

等到1905年的时候，朝廷就开始有一个要求，它就希望——日本和俄国开始谈战后问题了，那究竟中国怎么办？朝廷这时候就是给各个衙门、各个督抚都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出的什么主意，尽快告诉朝廷，尽快报告上来。在朝廷要求下，几个重要的大臣就给朝廷有一个建议。 

1905年7月2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就换成袁世凯了）和两江总督周馥，两江总督周馥（周馥原来是李鸿章的最早的幕僚，就是从幕僚一步步走到了两江总督的位置），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联合起来就建议朝廷，要宣布用12年的时间实行一个立宪政体。那么袁世凯在这之前，也曾经派过专门的人员到日本去考察过日本的经验。

就是日本这个时候在袁世凯的概念当中，在张之洞、在周馥这些人建议当中，概念当中，他们都认为日本就是中国的榜样。作为东方国家，作为儒家传统背景下（的国家），能不能立宪，能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些大臣的眼光当中不成问题，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它不构成实行宪政的障碍。周馥在这时候更提出很多细节建议，还有两广总督岑春煊，也有这些中国往宪政改革的建议。

总体而言，他们就希望朝廷要拿出一个真实的行动，来引领中国往世界主流国家转型，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这大概就是1905年日俄战争给中国政治的一个启发。那么这样，清政府在1905年的7月份就做出一个决定，准备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准备派他们去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稍后又增派了邵英参与考察。

这个时候，清政府在督抚、高官的压力下，确实有改革的想法和冲动，但是多大程度上清廷的最高决策层有信心，其实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毕竟外交官的建议和督抚的建议都是说，我们应该和人家西方国家一样，因此我们应该改革。但是这个东西说句实在的话，清廷的最高层并没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当时按照这种安排，就是假戏真做嘛。

载泽、戴鸿慈、邵英，他们这五个大臣就分别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在1905年的5月24号，从北京分批出发。他们就希望能够到东西洋看一看，造成一个国际影响，能够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调整、有所改变。

但是就在他们1905年的9月24号上午出发的时候，我们安徽人，桐城的吴樾，在前门火车站，就是今天的前门铁路博物馆，在那个地方扔了一个炸弹。五大臣有受伤的，吴樾是自杀性攻击炸死掉了。

那么这件事情对整个中国的震撼，对清廷的震撼，对中国历史的改变，和吴樾的想法完全相反。吴樾他们革命党去炸五大臣，各位去想，他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目标是不希望清廷往宪政上改革。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革命那么多年了，你改革宪政了，我们干嘛去？就在这种政治架构当中，宪政里面是没有革命存在的余地的。一个国家实行宪政了，把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在一种宪政架构下解决，革命是不能发生的，革命就没有空间了，没有道路了。因此我们去理解吴樾炸五大臣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理解他的诉求。

那么它的结局是什么呢？它的结局就是炸弹炸完之后，受伤的送到医院去了，没受伤的回家去了。但是给这些大臣一个很大的震撼，给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一个震撼。 

之后朝廷就问这些大臣，你们还敢接着出发吗？大臣们说当然敢了，而且必须去！我们今天去分析为什么这些大臣和清政府反而更坚定了出洋考察宪政的信心呢？道理很简单，他们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宪政不应该是清政府、清廷害怕的，而是革命党人最害怕。我们宪政了，革命党就没空间了嘛。所以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并没有这种宪政的发自内心的准备，吴樾这临门一脚，就把它踢进去了。

所以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尊重、应该敬仰吴樾的这种革命精神、革命情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结局不是促进了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高潮，而是促进了清廷立宪的信心。那么在这么一种状态下，清廷的改革和这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就等于马不停蹄地在往下走。 

当然这有一个外部背景，就是俄国本身的变化也对中国的推动非常大。俄国在10月份宣布俄罗斯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也同意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制定新的宪法，扩大选举范围，召开杜马。就俄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启导了中国。所以我们讲，近代中国跟着日本走，跟着俄国走，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俄国的宣布是10月17号，中国在10天之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就面谕军机大臣，应该加强中国的宪政的推动。11月2号，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立宪，仅仅过了两天，中国方面的出洋考察大臣，就通过电报和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商量，请求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我们看到就是俄国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处在一种很微妙的一种互动状态，就俄国的变化立马就导致中国的变化。

这样到了11月18号，清廷就谕令政务处王大臣开始筹定宪法大纲，使中国的立宪政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轨道。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在经过调整人员之后，到了10月底又重新出发。那么这时候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和前面已经派的载泽、戴鸿慈、端方，他们在12月7号开始出发。他们也是分成两路，一路到日本去，一路到欧洲去。这两个代表团差不多用大半年的时间，他们考察了好多国家。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当时这种媒体背景下，和当时的通讯环境下，向国内传导了这些国家宪政的意义、措施、步骤。朝廷既然派大臣出去考察宪政，中国已经往宪政的路上走了，所以在1905年到1906年，国内的宪政情绪那是前所未有的。五大臣考察等到了1906年年中，他们相继回来，回到国内。在这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传递的消息和国内的舆论，也渐渐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高层。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中国的改革很难，守旧势力太强，我一直不认同中国什么守旧势力强，中国不存在“守旧势力强、改革势力强”这么一种二元分的办法。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君主专制体制，就是不是君主专制体制之后，改成宪政架构下，它也是一个威权架构的这种体制，最高领导人决定一切，最高领导人的知识结构、认识就决定了国家的变化。那么最高领导人的意识怎么来决定呢？中国不是需要什么英明的领袖，而是中国需要一种比较大度的领袖。我们可以看到1906年，这是最典型的。我们多少人都认为慈禧太后是一个很守旧的、很传统的、很专制、很武断的，说中国的改革之难，就是因为太后。实际上恰恰就是这个太后，很简单地就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进步。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在这太后这个地方，那就是吃饭之间的事情，就可以决定。

所以我讲我们历史上很重大的决策，比如像这种宪政改革，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觉醒。但是怎么能让他觉醒，能让他知道这种改革的意义，那当然和他的认知，和他的包容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一集我们就讲这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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