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3 马勇 | 新政：流亡途中的反省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在议和谈判当中，其实列强开出来这些很多细节，“十二条大纲”当中一个它的主要的诉求，其实还是希望中国能够经过这次战争，汲取教训，改造成一个能够热爱和平的国家；也希望中国人能够与世界各国能够和睦相处，不再发生这样一种无端的排外事件。所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和之后一段时间，列强一直盯住不放的，就是要惩罚在这场战争期间的所谓罪魁祸首。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列强要求惩办这些罪魁祸首，其实真正由列强成立国际法庭去处死的，只有保定几个人，就是保定发生教案，列强从北京出兵到保定去复仇，之后在那组织一个军事法庭，把当地的几个清廷的官员，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处死。但更多的都不是的，更多的都是由列强同中国官员点名，之后由清政府来处死。这是1900年战争之后，最后处分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当然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了。

到了100多年之后，我们要再重新反省肇祸大臣，也必须要注意到，其实这些所谓“肇祸大臣”也被双重妖魔化了。就是在列强的眼里，在清政府的眼里，现在都觉得他是罪大恶极，罪莫大焉，好像是残暴的不得了了。如果从民族主义立场去看，这些大臣可能他确实排外，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背景，他们最残忍的事情主要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包括这个毓贤。

毓贤在这之前，在山东是排外，是操纵义和团，今天跟外国交往不顺了，把义和团释放出来闹一闹，跟外国人处得好了之后，把义和团收一收，镇压一下，但是他在山东并没有去屠杀外国人。后来到了山西巡抚时候，在太原，就是在巡抚衙门一下子处死一百多人，对非战争人员，对传教士，特别对儿童，这个非常残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不是我现在要替他鸣冤，他这个事情发生在两国交战之后。两国交战，如果是能力对等，去处死非战争人员，去处死妇幼，可能这个作为更糟糕。但这个时候，其实中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弱者，在面对八国联军这种强势的压力下，是个不均衡的战争，那么怎么做？

所以清政府后来处死包括毓贤这一拨人的时候，他自己基本上都没服气，有的死得很堂皇，你说怎么来理解它？关键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已经，事情都发生了，而且罪行也公开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兰州处死毓贤的时候，老百姓可和两年前清政府处死谭嗣同这几个人不一样。处死谭嗣同时，老百姓到跟前去扔菜帮子，但是毓贤他们这些人被处死的时候，老百姓反而鸣冤叫屈，老百姓联合起来纷纷上书，希望清廷你能收回成命，不管怎么讲，这一拨人还是有点骨气的。

当然，这个“骨气”，我们不值得去表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去研究它的时候，可能要从一个多样性去看。所以这样就是1900年之后形成一个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灭这样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可能给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很好的定位，也不是很容易。

到了1901年初，清政府和高层政治精英也都慢慢想找到一个思路，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扣给解开。到了1901年的2月14号，清政府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布，这个宣布使这件事情找到了一个逻辑的关联。就清政府宣布什么呢？从1900年6月20号到8月14号的这些谕旨，清政府的决定，并非全部代表清廷的最高层，而是夹杂了有“矫擅妄传”的内容。

那么这个宣布它就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是6月20号，端王改组军机处，改组总理衙门；8月14号，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离开北京。就在这段时间，现在清政府把它划定为“我们的政治并不在一种正当人手里边控制”，就把端王一下子给抖搂出来了，端王成为一个什么？你是在伪造朝廷的谕旨。

这一个宣布，它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了所谓东南互保。就东南互保的大臣，当时就在1900年6月份，违背朝廷让他们北上去勤王的这个指令，之后和列强达成局部妥协，当时李鸿章就说“这是伪诏”，朝廷怎么能发这种命令呢？等于说李鸿章这一拨人抗旨是正当的，就没有罪，还有功呢！那么一下就从法律层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也为惩处这些肇祸大臣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所以这样在议和谈判当中，慢慢地就找到了这么一个思路。之后这一系列东西也都逐步去落实它，对中国后边的变化就是影响很大。但这件事情在发生之后的一系列反思过程当中，（中国朝野各界）其实也都在想着，究竟怎么中国的工业化的步伐上迈了几十年之后，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之后，特别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都发生之后，怎么能够出现这么一个事情？ 

中国的朝野各界其实都在反思这件事情。清政府在1900年的8月份，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向西行的路上，8月20号就发布了一个罪己诏。当然，这个罪己诏应该说代表了清廷当中的最高层，也当然代表慈禧太后了。这个罪己诏对这一次大规模的冲突有所反省，之后就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路。

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这两年当中问题不断，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停滞了，没有延续1898年开启的改革路径继续往前走，才导致了大倒退、大逆转。所以这次反思就从这儿开始，它对后边有很大的帮助，紧接着，清政府就开始发布新的命令，下诏求直言，希望内外大臣都能够对中国应该怎么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直言不讳，有什么建议你们就尽管说出来，其实就是在讨论，希望中国大概慢慢能够重回1898年的政治改革，重建一个近代国家。

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沉痛的反省之后，各国政府就觉得还是应该以同情、理解的角度来帮助中国。所以1900年10月份，日本天皇在回复光绪皇帝的国书当中就表示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有意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那么就应该明降谕旨，断然不要再去使用那些守旧大臣，而应该选派那种有威望、有能力，有世界眼光，有政治追求的大臣，要重建这么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新政府。这是日本的立场，英国很快也表示类似的意思。

所以在谈判在进行当中，外国在给中国暗示、启发，同时清政府也希望能够重启改革，特别清政府下诏求直言。这种立场很快也被中国的政治官僚给予呼应。在这个呼应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新明星的上升，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我们知道，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00年这场战争当中，他也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山东巡抚。溢出义和团，成为一个华北动荡的诱因，是袁世凯开始（的）。之后华北动荡过程当中，袁世凯就坐镇济南，之后也成为沟通北京和南部中国的大臣们的一个关键。

因为当时电报都不通，北京也没有电报了。济南有电报，南方的电报打给袁世凯，袁世凯就通过六百里加急派人送往北京；北京的要跟南方有什么联系，跟外国有什么联系，也就写信六百里加急送到济南，袁世凯再处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档案，你可以看到（北方）就以袁世凯为中心，上海以盛宣怀为中心，在不断地沟通信息。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今天这种联络方式，当然我们今天这种联络方式，如果遇到战争也难说还能不能继续实行，因为我们今天对网络的这种高度依赖，真正打起仗来，可能还要回到最原初的状态，可能还是要送信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因为网络窃听，网络中断了，可能都是问题。那么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朝廷下诏求直言之后，袁世凯也是一再以个人的名义给清廷出谋划策，提出建议，他建议朝廷要积极地筹备，重启改革。他认为没有永久的战争，战争一定会结束，而发展一定是一个持久性的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不发展。所以他希望清廷能够在这次灾难大体了结之后，还是应该重回原来的发展的轨道，以发展为主轴；以整顿朝政，改革政治为主要的施政的方略。

那么目标是什么呢？目标要让各个国家对中国的政府的观感有所改善，要让中国能够迅速地重回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当中一个合格的成员。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袁世凯在1900年，他就不厌其烦地去劝说政治高层，改革要主动，可不要拖，可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最后逼着你改革。 

那么和袁世凯差不多的，还有就像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的心情都一样，他们三个人也就不断地写折子，有时候单独的，有时候联合的，每个月总共有两三次地不断上奏，给朝廷送折子、送建议，不厌其烦地，也不怕朝廷不被感化，他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去想办法影响朝廷，影响政治最高层，让朝廷最高层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改革的意识。 

这样，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在外部的压力下，清廷的最高领导层慢慢地也在有所改变。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慢慢地恢复了重新学习西方，重新推动自己改革的这么一个信心和责任。所以在和谈判相辅相承的这样一种状态下，特别当列强在惩处肇祸大臣的时候，放弃了对最高层的责难，也使他们轻装上阵。

只有在这么一种背景下，我们才看到，清廷在1901年年初，就是外部的环境，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这些比较头脑清楚的大臣的压力、刺激下，清政府在1901年1月29号，就在流亡在西安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所谓“新政诏书”。

那么新政诏书里边就宣布什么？讲的这句话是后来是一直研究者都会去引用的：“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我们讲所谓“新政的开启”，就是从这份诏书开始的，就是1901年1月29号，清帝国政治中心还在流亡的时候就发布一个“我们现在要开始重新改革”（的诏书）。这个重新改革一下子就认同了几年前的改革，重新回到了一个改革的轨道。当然这里边也出现一个麻烦，就是你现在重新回到1898年的改革，但1898年的改革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现在在海外一个劲儿在那讲，中国为什么出现这问题？因为中国不改革。为什么不改革？因为我们是改革的最重要的人，把我们流放出来了，我们在外边流亡。 

所以这样清廷在改革过程当中，也首先要区分一个什么东西？真改革、假改革，谁是改革的主导者、领导者。所以我们看，1901年的新政改革当中，开始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就讲我们这次改革，我们重新认同1898年戊戌改革的总体思路；但是也必须说明，1898年的改革是清政府的改革，是清帝国的改革，不是康有为的改革。而康有为仍然是在借改革之名而牟取他们的私利，是个假改革，不是真改革。

所以这样，清政府在1901年初就重新回到改革的路径，这件事情就叫做新政的开启。我们过去的研究者也讲了，清帝国这个时候整个就是政治儿戏。但是我们做历史研究也会看到，其实这很难用“政治儿戏”来简单地评判，因为清帝国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应就是要重新往这上面走。重新往这上面走，也使中国在之后也就面临着一种新的变化和可能，中国不是陷入一个停滞、滞障的时期，而是只要它改革，只要动起来，那么总会有变化的机遇和可能。这一集我们就讲这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在你看来，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康有为和梁启超？

如有其他问题，请在下方的评论区中提出，小助手会挑选大家的问题，汇集后统一答复。听众答疑将在微信公众号“姜鹏历史沙龙”推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