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2：李正荣丨春天来了，但是没有人关心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正荣。

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俄国大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复活》。

《复活》是托尔斯泰耗费十余年才完成的一部作品，但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那》相比，《复活》是一部中等体量的长篇小说。《复活》的书名之下，作者将其简简单单地分成三大部，情节也十分简明。

小说开头写俄罗斯某一省城的春天再度来临。但是，人，唯独人不关心春天，省城监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奉命于4月28日9点以前将三名犯人押到法院，其中一个女犯叫马斯洛娃。马斯洛娃是女奴的私生女，女奴所在庄园有两个女贵族老处女，她们在女奴死后收养她的女儿，在她们的影响下，这个女孩成了一个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姑娘。

马斯洛娃16岁时，女贵族的侄子到庄园做客，姑娘暗暗爱上了这个年轻人。三年后，侄子再次来到庄园，诱惑了马斯洛娃，使其怀孕。怀孕暴露，马斯洛娃被赶出庄园，流落成妓院的妓女。此后第8年，也就是马斯洛娃26岁的时候，某一次接客，被查房坑害，毫不知情地卷入一场谋杀案。

小说开始的日期，春天里的4月28日，是这个案子开庭受审日，马斯洛娃被押到法庭。而这个案件的陪审员之一，就是8年前诱惑她又抛弃她的贵族老处女的侄子涅赫柳多夫。涅赫柳多夫公爵是俄国的大贵族，当年与马斯洛姓发生关系之后，就把这件事忘掉了。

涅赫柳多夫作为善恶的评判人悠闲地来到法庭，其他各种各样的陪审员和各怀心思的法官们也来到法庭。开庭后，湿赫柳多夫认出了马斯洛娃，他的心里开始发生变化。整个审判也成了他对自己的审判，面对马斯洛娃，他感到无法避开罪责。他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恶，于是涅赫柳多夫开始走上忏悔之路。

他首先向马斯洛娃认罪，然后又求婚，还为了改变对马斯洛娃的误判而到处奔走，去监狱、去法院，找省长、找将军，去大大小小的各个角落营救马斯洛娃。通过他的奔走，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法制俄国”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营救失败，涅赫柳多夫跟随马斯洛娃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最后，马斯洛娃接受了他的忏悔，但坚决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革命党人。涅赫柳多夫则在《福音》的善和爱里找到了归宿。

这个故事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呢？其实《复活》的情节，并不是托尔斯泰杜撰的，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一个叫做阿纳托利·科尼的法官讲给托尔斯泰的。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科尼是杰出的俄国司法活动家、文学家、写过不少生动的回忆录。他第一次去拜访托尔斯泰以后，就经常到托尔斯泰家。科尼曾经当过总检察长，所以，他跟托尔斯泰的谈话，也常常有他的法律界故事。

科尼在最初的交往中，讲到工作中的某一天，突然一个年轻人来访，希望他帮忙，允许他和正在监狱关押的一个叫罗扎利亚的女囚犯结婚。

后来，这个女囚犯死于伤寒。在她死后，“一个看管女牢犯并受大家尊敬的老婆婆告诉科尼，罗加利亚是一位鳏夫的女儿，她父亲在芬兰某个省份的一个庄园里当佃户。庄园主是彼得堡的一位阔太太，他父亲因感到自己有病就去彼得堡治病，经过门诊检查，知道自己得了胃癌，活不了多久了，便去请求庄园主，希望在他死后不要丢弃他的孤女。

庄园主答应了他，在他死后收养了他的女儿，起初他们还替她打扮打扮，也很宠她，给她吃糖果，吃坏了肚子。但后来出现了另外一些引人注意的事件，或者干脆说是他们讨厌她了，把她送进了女仆室，她在女仆中间长到16岁，这时来了一位主人的亲属，刚从一个为特权阶层子弟设立的高等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也就是后来要跟女犯人结婚的未婚夫。

这位客人看中了她，就在别墅里做客期间，他诱惑了不幸的姑娘，等到这诱惑的后果显露出来时，怒不可遏的太太气愤得赶走了她。不是按常理赶走了亲属，而是赶走了罗扎利亚，后来她的诱惑者抛弃了她。她生下孩子，把孩子塞进育婴堂后，就一步一步的堕落下去了。直到最后落到了干草广场附近的窑子里。

那个年轻人在乡下和城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搬到彼得堡去住，开始走上正规的、认真而有理性的生活轨道。终于有一天，命运使他去当了区法庭的陪审员，他认出这个被指控犯盗窃罪的不幸妓女，就是他自己年轻时自私的情欲所造成的牺牲品。可以想像得到，在他下决心为她牺牲一切——自由、名望以及可能是某种很深的感情——来赎回自己的罪过以前，他心里是受尽了煎熬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求实现他那种，被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称之为惩罚自己的权利。”

法官科尼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托尔斯泰。起初，他希望科尼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然后他把故事拿到他参与创办的“媒介”出版社出版。但是科尼那边一直没有动静，等不来消息，托尔斯泰便直接写信告诉科尼说，他想采用罗扎利亚和她的诱惑者的故事。科尼回信说，他不是要把故事“转让”给托尔斯泰，而是请求托尔斯泰把它写出来。

托尔斯泰为什么如此着迷这个“科尼的故事”呢？

因为这件事情“真实”，它不仅仅是小说，还是“现实”。托尔斯泰在这个忏悔贵族身上找到震撼的力量，找到切实的出路，这个出路，不再是理论，不再是别人的奋进，不再是圣人的光照，而是一个实在的动作。

小说的情节是听来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和托尔斯泰的“自传”高度重合。这是托尔斯泰长时间要写，而且已经多次写过的“自传”，而科尼的故事，又给了托尔斯泰一个广泛的普遍性，一个他人的“外位性”的支点。

对比法官科尼的“原故事”和小说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到，《复活》的基本情节“内核”没有变，但是，在广度上，在丰富性上，托尔斯泰大大的加强了这个情节。

科尼的原故事是很单薄的。原故事的女主人公死去，事件就终结了。故事前半部，即贵族诱惑侍女，又抛弃的悲剧是屡见不鲜的；故事后半部，一个贵族良心发现，道德忏悔，并坚决以结婚来赎罪，这的确是“天下奇闻”是让托尔斯泰震撼的根本，但是它是孤立的，单向的。

“科尼的故事”到了托尔斯泰手里，在十年的不断扩充中，它显然不单单是西欧文学经典的浪漫的“诱惑”和“始乱终弃”的主题了，也不是“悲惨世界”里的“艰难时世”的“苦儿”的故事，而是女主人公卡马斯洛娃在的那个世界和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所在的那个世界中最有可能“复活”的主题，是这两种复活的全景式展现。

小说开篇第一句，连用五个半“让步关系”的副句写春天复活。这是一种既朴实、真实的描写，又带有很强烈象征性笔法：

“无论人们，那些百万人拥挤在一个狭小地块上的人们如何尽力糟蹋这个他们生活其上大地；无论怎样把石头钉进大地，欲要其上什么都不生长；无论怎样把刚刚挤出来的小草铲除干净；无论怎样让煤炭冒烟，让石油熏霾；无论怎样剪秃树木，怎样驱赶所有的兽类和鸟类——可春天依然是春天，即使是在城里。

太阳暖照，青草又活了，冒出来，到处泛绿，不仅在林荫路的草地上，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而桦树、杨树、稠李树开始长出黏黏的香香的树叶。椴树鼓起正在绽开的嫩芽。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筑巢了就连，苍蝇也被阳光晒暖了，贴着墙，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飞鸟也罢，虫子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

惟独人，长大的成年人却在无休无止欺骗自己，也相互欺骗，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所有生灵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平和、容忍、爱善的美丽；而是神圣了和隆重了那样一种东西，那是他们臆造出来的、一部分统治另一部分的东西。”

春来大地，万物都在“重新活起来”，唯独人体会不到这些。托尔斯泰特意把“儿童”和“植物”、“飞鸟”、“虫子”放在一个系列里，是在强调人变大了，变成成人之后，就“学会”不断地欺骗和折磨自己和他人。

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里，成长并非都是积极向上，很有可能是步步向恶。人们在尽力污染大地的时候，也尽情地污染了社会，污损了自己。然而，在已经不会感受春天的成人中，在罪和恶生活中沉沦的马斯洛娃和在罪和恶的生活中沉沦，时而迷惑时而觉醒的涅赫柳多夫开始在“审判”中觉醒了。

托尔斯泰写《复活》时，沙皇专制下官僚制度的腐败和农奴制的破败暴露无遗，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反专制、反农奴制的社会变革运动如火如荼。在这一阶段的托尔斯奉的创作中，民主倾向和社会批判倾向变得更加强烈。同时，他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基督教博爱思想，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也越来越坚定。

当然，托尔斯泰在《复活》的主要情节核心中和整部小说的所有描写中，他反复强调的是：罪，在监狱、在法庭、在流放地、在苦役营醒目地集中展示，但是，真正让人觉醒和复活的“审判”，不在法庭，不在法律，不在法制，更不在法官法警检察官陪审员那里，而在人的心灵。审判在人的心中，人类生命的复活在人的心灵，天国在人们的心中。

这是春天万物的复活，也是《福音书》中耶稣复活的真正意义。这才是托尔斯泰在《复活》一书的开头和结尾引用《福音书》的真正意义。

这节课关于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写《复活》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后面开始，我们深入的去了解《复活》更深层的内容。我是李正荣，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