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讲：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比较二—— 三种基因

大家好，我是夏林。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中国》的第二十六讲：中西文化之比较二——三种基因。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中西文化的五个不同点，这一讲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它背后的原因。我们知道世上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有着自己存在的条件。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不同的生成的土壤，文化也不例外。中西文化之所以不同，我认为它主要取决于三种基因。

第一，是江河与大海的不同。

考古证明，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疆域里就出现了人类的声音，比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历史遗迹，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文明是如何崛起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大多都分布在江河流域，尤其是横贯东亚大陆的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更是留下了中华先人们无数的足迹。那么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也是江河的儿女。

而西方文化这不一样。西方文化它与这大海有着不解之缘。这些希腊、罗马的子孙们，他们不像游牧民族那样的漂泊不定，也不像江河民族那样安稳有序。海洋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条件，海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海上的贸易或许才是地中海文明走向繁荣的真正起点。也正是开放的海洋环境，才铸造了古希腊人开放型的文化性格。

二是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不同。

如果我们说农业生产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起步，那么古老的华夏文明至少在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农业定居点。到了夏代，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而到了周代，土地谷神社稷已经被立为利邦之本，成了国家的象征。可见在华夏先民的心目当中，农业是什么呢？农业是民族存亡的基础，是国家的命脉。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常常都是有关农业方面的。

我觉得应当指出的是，从生产条件上看，农业它是自然的，远古的农业就是靠天吃饭，所以人们关注自然的程度绝不亚于关注自身，于是阴阳五行学说就随之诞生了，进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哲学。那么从生产方式上来看，农业又是统一的，只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你才可能抵御大的自然灾害，你才可能建造出大的水利工程，因而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和中央集权的体制。

而西方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也就是商业文明的道路。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爱琴海诸岛的居民们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建立了海上的联系。到了马奇诺王国的希腊化时期，他们以东非，阿拉伯，中亚和印度的商业贸易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开始以更遥远的中国有了商业往来。这时候的商业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模式，其中最著名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已经成了当时地中海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由于商业它是人为的，人为的商业可以制定合理的规则来用于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因而商业文明它的更注重规则的制度化，法制文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三、宗法制度与城邦制度的不同。

在研究文化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少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我认为根源还在于我们所从事的农耕文明。因为农耕文明一般都是通过家庭的劳作来实现的。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它不仅意味着生儿育女，传递香火，意味着生产劳作，他甚至还担负着社会教化和管理的职能，因而它就成为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很多人他都把中国文化归集为家族本位的文化。有的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中国人的家族就是一个微型的邦国，而中国人的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

相反在西方，因为很早便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商品贸易，这种贸易它打破了家庭的独立，再加上大量的移民城邦的建立，地缘关系就逐渐取代了纯粹的血缘纽带，从而创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一般都是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的乡村而形成的，它的国土面积并不大，一般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最大的城邦也不过是8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少的几万，最多的也不过几十万。当时这样的城邦大约有2万多个。由于城邦是在原来氏族组织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政权一般都是由原来的贵族来掌握的。由贵族组成的长老会来决定城邦大事，由军队首领充当执政者。部落民众大会则转变为城邦的公民大会，形式上对长老会的提议进行表决。这种方式在后来的演化中就逐步成为西方的民主议会体制，走上了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事实证明，不同的条件才能产生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一旦形成，它就会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这里给大家讲一则小故事，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不同文化的不同表现。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在一家餐厅里，突然发现顾客的啤酒杯子出现了一只苍蝇，怎么办呢？戏剧化的场面就出现了：如果是英国人，他就会以绅士的态度吩咐侍者“请换一杯”；如果是法国人，他会将啤酒倒在地上；如果是西班牙人他就不去喝了，他留下钱悄然离去；如果是阿拉伯人，他会把酒递给侍者说“我请你喝”；如果是美国人，他总会对侍者说“请将啤酒和苍蝇分别放置，由喜欢的客人自行选择。如何？”你看看，在同一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同的国家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表现实际上就是不同文化的展现。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多么的丰富。

讲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在想，作为当今世界文化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未来的趋势如何呢？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人类的未来。

记得在20世纪末的时候，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在阅读《水浒传》时候是深有感触，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们与我们是多么的相似，他们与我们又是多么的不同”也许正因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这么多的相似，有这么多的不同，所以他认为可以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

无独有偶，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这初期写《历史研究》的时候，他并没有很看重中国，但到了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上。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不断的创新，追求向外扩张，是一种“动”的文化，而中华文明的特点则在于和平，和谐，平稳，是一种“静”的文化。现在的世界发展的这么快，但地球也就这么大，无止境的追求和扩张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那么人类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应当说汤因比的话是很深刻的，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他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这就是个性，个性意味着差别都是客观的，但差异并不妨碍彼此间的交流交往，而交流与交融才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途径。所以现在很多的西方人都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他们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状态很可能是解决当前整个人类的关键，而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则是人类文明最好的结局。

而现在这种趋势似乎显得更为明显。因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地球相对的缩小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重了，而人类也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里。但是不少全球性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在这里我们可以不说气候问题，不说环境污染问题，也不说核扩散问题，单以恶性疾病为例，如果现在地球某处发生了恶性的病毒，它可能会很快的传染到全球的各个地方。因为每天载满了各色人种的飞机，可以飞越大海穿越陆地。更何况人类的生命周期比较长，而细菌、病毒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人类、病毒的博弈中，我们人类也并不占优势。因此，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会发现，原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们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国家和民族，也取决于地球上的整体利益。“地球村”的村民们只能成为命运的共同体而别无选择。

我想，这应当是一种觉醒，这种觉醒表现在文化意识上，但具有根本性。因为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地球上的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第一次意识到地球人的共同命运。毫无疑问，这种觉醒对我们人类的永续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而且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如果达成共识，形成人类的合力，它也许会成为我们现代人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