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对比中国，为什么欧洲没有农民起义

知识点卡片 

重点内容 

中国郡县制度下的农民和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农奴，接受的待遇截然不同：一、郡县制度下的税收越来越严苛，农民不堪重负，只能成为流民。而农奴可以依靠庄园惯例和法庭，保障相对稳定的地租；二、郡县制下的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而封建制下的农奴则依靠庄园主的义务、教堂的保护和申诉的渠道，拥有着更好的社会保障。当农民们被逼到死角，就只剩下起义造反这一种可能了。

文稿 

前面的内容讲了郡县制度下，农民负担怎么变得越来越重，负担重，农民交不起税，只能逃亡，不要地，逃到外地去找活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流民潮出现在汉武帝的晚年，“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过去历史学对流民的解释通常是由于王朝后期人多地少，地主兼并了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只好流亡。

但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如果说农民流亡是因为人多地少，在王朝后期土地价格应该越来越贵，土地资源应该是越来越稀缺。但事实上如果看历史资料，会发现很多王朝越到后期，土地价格越来越便宜。“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很多农民是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想把地白送人没人要。

有人说，明朝有很多王府大量兼并农民土地，这个确实存在。但是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时间顺序跟想象不一样：并不是王府侵占了农民的土地，农民没地方去，只好流亡。而是农民先交不起皇粮国税，负担不起差役，先逃亡，土地抛荒，王府才吞并这块土地。王府之所以敢要地，是因为王府不用交税。

农民流亡

农民不断逃亡，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一家逃走了，他家的负担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本家或者亲戚也没办法，也逃了。接二连三，整个地区都逃光了。

明朝天启七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前十七年，有一个叫吴应箕的官员路过河南，他记载说：

今天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都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偶尔遇到几户人家，我问当地人，问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同声说：“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人走了，地自然就没人种了。”当地人说，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担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

流民大量出现，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以上都是中国郡县制下发生的事情，封建制下怎么样呢？中国的西周时期和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呢？

封建制下，贵族也作威作福，农民和农奴受苦受罪。但是与郡县制不同的是，封建制下的底层人民的负担比较稳定，不会加码。比如西周，实行井田制，交九分之一的税，整个周代都是这样。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关于周代封建制下，农民具体怎样交税没有太多文字材料留下来。

欧洲中世纪庄园耕种

不过欧洲中世纪的情况比较清楚，可以作为对比来看。一提起欧洲中世纪，很多人认为肯定是中国的农民肯定比欧洲的底层人民过得好。一个是我们头脑中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世纪。

另外一个原因，中国从秦代以后，在土地上耕作的就一直是农民，而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中，很多都是农奴，“农民”的地位当然应该比“农奴”高。

然而事实上，西方农奴的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因为西方农奴制下农奴因为受契约保持，贵族和农奴之间有契约。中世纪的庄园一般都有一个机构叫“庄园法庭”，如果庄园主和农奴之间有纠纷，会上庄园法庭解决。

庄园法庭判决的依据是“庄园惯例”，custom of the Manor，庄园惯例规定地非常清楚，每家农奴有什么权利什么义务，一年交多少粮食，规定地一清二楚，几百年不变。庄园主如果不讲理，想增加农奴的负担，农奴就可以到庄园法庭去起诉，一般情况都会获胜。

庄园耕作

举几个例子：1272年，英格兰斯坦福德郡的一个庄园，一个农奴指控庄园主欺负他，庄园法庭开庭，庄园主很傲慢，没出庭。庄园法庭宣布扣押庄园主的大量财物，以示惩罚，下次再不出庭就全没收；1294年，一个庄园法庭上，农奴指控庄园主盖房子的时候把一条公用道路挖坏了，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经过双方控辩，法庭发布命令，要求庄园主一个月内把路修好；1517年，贝塔福德郡的一个庄园通过一项法令，规定领主不得在农奴们的公用牧场上放牧。

所以在庄园法庭上，控辩双方可以自由辩论，大家依据的都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习惯法，领主也不能违反这个习惯法，这样就形成一个局面：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庄园地租长期保持稳定，一个农奴的地租往往长达２００年到２５０年都保持不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封建制下不会出现农民越到后来负担越重的现象，这是和中国郡县制下情况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二个区别是郡县制下的中国缺乏社会保障制度，而封建制下的劳动者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现代国家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福利国家，大政府小社会，比如北欧，税收很重，但是福利很好；另一种是自由放任国家，美国这样的，小政府大社会，税不算高，但是福利也不好。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权力和责任通常是对应的，你多收税，就要多给老百姓做事。

北欧风光

但是历史上的郡县制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方面是大政府，权力大，对民间社会控制能力很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另一方面却是小政府，不负社会责任。政府是收重税的，但是收完税，并不负担老百姓的基本福利。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的真正的社会保障，只能多生孩子，“养儿防老”。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设计大一统郡县制的法家坚决反对国家提供福利，韩非子说，“贫穷者，非侈则墯也。”穷人为什么穷呢？因为他们乱花钱，不好好劳动，不是懒汉就是二流子，所以决不能救济他们，越救济他们越懒。所以从秦代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致力很少。

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陈陈相因”，出自《史记》，书中记载汉朝极盛的时候，“太仓陈陈相因”，太仓的储备粮太多了，一层堆一层，都堆烂了。然后仔细阅读历史会发现，就在“太仓陈陈相因”的这七十年间，经常能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的记载，但是国家不救济。

隋朝也是这样，战乱饥荒中老百姓大量死亡，但是国家就是不动用储备粮，一直到隋朝灭亡，洛阳的韩家仓里还有大量储备粮。

洛阳古都复原沙盘

当然中国历史上有的时候政府也会开仓赈济，比如评书《三侠五义》中包公陈州放粮的故事，但是历史上包公不多。有一些研究救灾史的学者说，在传统时代官府的赈济往往不及时，即使偶有赈济，一个是数量很少，另一个赈济过程中有大量腐败，那些救灾的钱绝大多数都被层层贪污了，灾民得不到什么实惠。

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大灾之时政府不但没有救助措施，反而还要继续催收赋税。王廷相说：“夫荒歉之时，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此，犹照旧贯追征税粮。”饥荒的时候，百姓吃不上饭，但是官府却不管这一点，继续照旧追征税粮，从而使本来就已经贫困到极点的民众雪上加霜。

所以中国历史上人吃人的事特别多，翻阅《二十四史》，每个朝代都不少见。万历四十四年，山东一个举人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依据亲身见闻，留下了一份记录：

我从正月离家北上，出了县境才二十里，就看见到道边有人在割人肉剥人皮，如同杀猪杀狗一样，根本不避人，路人见了也不为怪。我又往前行走了半日，见一位老妪在路边放着一个死去的孩子，一边割了煮一边哭。我问她：‘你既然要吃他，又何必哭？’老妪说：‘这是我的孩孙子啊，我要不吃，也是给别人吃了，我所以不如自己吃掉，但是我能不难过吗？”

《陈州放粮》舞台剧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下，社会矛盾通常不会发展到这样极端的情况。欧洲历史上因为饥荒，人吃人的情况很少见，面对天灾人祸，农奴是有一定社会保障的。

首先是天灾人祸降临时，庄园主有义务救济农奴，给农奴发粮食共渡难关。这样做也符合领主本身的利益，因为他要靠农奴的劳动生活。中世纪的农奴是不流动的，本庄园的农奴农民饿死了，庄园也就持续不下去了。

另一个原因，是除了庄园之外还有教堂，一遇灾难，每一个教堂都负责照顾本教区老弱病残，教堂成了社区的救济所和寄宿所。所以欧洲中世纪虽然也会发生大面积灾荒，但是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流民，因为庄园和教堂会把大部分灾民固定在本地，不会让他们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破坏性力量，这是封建制和郡县制的第二个区别，遇到灾荒有救济。

第三个原因是，是农奴和庄园主之间如果发生冲突，有申诉的渠道或者说妥协的空间。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可以向更上一层的领主或者国王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所以他们愿意当协调人。

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的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实际上是他们的武装请愿，最后往往都是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

欧洲中世纪法庭

但是郡县制下的中国不行，农民没有类似的渠道。农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聚众抗争，但是官府对聚众事件从来都是严厉打击。

比如乾隆十三年，苏州发生灾荒，粮价上涨，老百姓吃不上饭。有一个布衣叫顾尧年，率领三百多个老百姓来到苏州知府的大堂，跪到地上请求知府出面平抑粮价。为了表示自己对大清政府的恭顺，他特意自缚双臂，苦苦哀求。苏州知府一看三百多人，阵势很大，上报乾隆皇帝。

皇帝怎么批示呢？两条，第一，赶紧开仓放粮，给老百姓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第二，杖毙为首的顾尧年，摁在大堂上活活打死。历代只要是跟官府抗争，最后官府可能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带头的人一定要消灭掉。

所以在这样一个没有纠错能力的社会，当农民们被逼到死角，就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了。所以读历史必须要进行充分的比较，才能看清历史的特点。下一集，我们一起更深入了解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了解欧洲中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怎么样。

扩展阅读 

《统一与分裂》，葛剑雄；

《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雍正江；

《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李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