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皇帝减税后，民众为何还是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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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有一个鲜明独特的规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都会降低赋税与民生息，但是既得利益者们会巧立名目，税收越来越重，让百姓丧失活路。因为随着王朝发展，财政供养人员越来越多，腐败蔓延，再加上皇族的“多欲好动”，百姓成了被收割的对象。税收的手段表现在隐形收税、索贿受贿、额外征收“附加税”等，传统王朝后期税收压力通常会导致抗议，天下燃起起义的烈火。

文稿 

上一集讲到民最仇恨的是政府，因为政府收的税太重，让他们没活路了。政府的税收为什么会那么重？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供养人员太多。中国历史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无不成倍增长。比如宋朝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五千人。到过了40年，已达一万多人，又过40年，增加到两万多人。别的朝代基本也是这样。

一个王朝统治时间一长，人口就会增加，经济恢复发展，社会就变得复杂，事情越来越多。皇权应对复杂化社会的方式，从来不会是鼓励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他们唯一手段是用权力，增加机构，增加人员，来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管起来。社会的发育注定官僚系统会不断延伸膨胀。

另外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繁殖的特点，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公务员减员增效改革，基本都失败了。

宋朝官员

官员数量不断增多其实还不算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背后腐败的加剧。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并不是真正想为国家服务，也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而是为了能捞钱。

传统社会的特点是“权力决定一切”，权力又不受约束，如果有了实权，想贪污腐败实在太容易了。所以每个王朝中后期，腐败无不迅速发展。到最后，地方收了一百两税收，可能只有五两能送到中央，其他九十五两都被层层官僚系统贪污了。

这是税收高的第一个原因，官员人数增多，腐败蔓延，财政税收加重。另一个原因是既得利益群体，比如皇族，给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

明朝后期，山西巡抚向皇帝汇报了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山西的庆成王府刷新了大明王朝的生育纪录，庆成王光儿子就生了一百四十多个。所以庆成王府每年过年过节，全家聚餐，都要有一个环节：大家都要先自我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

影视剧中的明朝王爷

庆成王的情况还不止他们一家，明代的王爷都特别能生，动不动就生几十个上百个。因为这背后有制度动力：明代的皇族只要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以到了明代后期，很多省的财政收入，养活不了本省的王爷。

上一集提到的河南福王，被做成了“福禄宴”吃掉，下场为什么那么惨呢？主要就是因为他平时骄奢淫逸，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太重，老百姓特别痛恨他。

除了以上这几个原因，导致民众负担急剧上升的通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帝本人的“多欲好动”，这方面秦皇汉武都是最好的例子。

一提起汉武帝，很多听众涌现在脑海中的词语就是“雄才大略”。汉武帝的一生是在一个又一个大事当中度过的：“打匈奴”、“征南越”、“征西南”、“开漕渠”，很多史学家评价他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汉武帝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他做的这些事，有些是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匈奴”、“开漕渠”，有的是没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南越”、“征西南”，因为这些地区对帝国的安全并没有构成威胁。

有些必要做的事，汉武帝也做得有问题。他先后开凿大量河渠，这些河渠有的发挥了作用，也有很多是计划不周盲目兴工，没进行详细的可行性论证，最后废弃。再比如他打匈奴，只有前期那几场仗成功了。后期他又大了几十场仗都白打了，因为事先没有计划好，没摸清匈奴在哪就盲目兴兵深入草原，结果钱都白花了。

此外汉武帝还有很多和秦始皇一样的业余爱好，比如他最喜欢修别墅，在长安附近大兴土木，修了几十座园林都非常豪华。慈禧太后修了一座颐和园被人骂，汉武帝修了几十座颐和园。做这些事都需要花钱，汉武帝“多欲好动”，自然就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汉武帝的皇家园囿上林苑

由于以上原因，虽然很多王朝一开始都宣称轻徭薄赋，比如汉朝和明朝初年，都宣称三十税一，税率是三十分之一，这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但是不久税率就演变成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

规定的三十税一，最后怎么收到百分之五十的呢？办法有很多。第一个是隐形加税。很多朝代的税收表面上看起来很低，实际上很高，最典型的是明代。明代虽然是三十税一，但是“实物征收制”，民要给国家交粮食，而且最要命的是要求百姓自己把粮食送到国家指定的地点去。这样一来实际税率就翻了很多倍，因为运费很高。

比如山西省的税粮，要求送到边关给当兵的吃。所以明代的名臣于谦曾经上奏，说民送到边关的粮食，“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粮食，运费要花六七石，税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

用作粮食容器单位的石

最夸张的还是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的老百姓。明初定都南京，因此朱元璋规定南京附近的五个府，要交上等的大米到南京给官员们吃。这五府离南京不太远，问题还不大。

后来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仍然由江南五府负担京官大米。这五府的民众要千里迢迢自己把粮食运到北京，运费就远远超过粮食本身。这就反应中国历史改革的一个规律，叫做“只改其不便君者，不改不便民者”，改革只改不利于统治者的，不改不利于百姓的。

第二个原因，是交税过程中的索贿受贿。运费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收税官员刁难你。你好不容易把粮食交到官府的时候，官府的工作人员往往千方百计挑剔你，说你这个粮食质量不达标，太湿了，或者品质不好，要你回家换新的来。几千里地，不可能重新换，只能贿赂他，因为他实际上就靠这个活着。

明成祖朱棣

第三个原因是各地官员经常会收“附加税”，税外收税。有的朝代比如清朝，不要求老百姓自己把粮食送到首都，交到本县就可以了，官府给你送到北京。但是官府不白送，会收一笔额外的税收叫“火耗”或者“鼠雀耗”。我替你们送税粮，但是这一路粮食要被老鼠吃，要被麻雀吃，所以有损耗，这个损耗得你们出。

出多少呢？国家的规定是百分之十。但是过去没有今天的审计局监督局，也没有严格的会计制度，所以税收管理实际上非常粗放，官员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的地方会收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有的甚至收到百分之百。多收的部分除落入官员自己的腰包，再层层上供上级，在官僚体系中形成层层分肥制度，叫做“陋规”，所有才有一个说法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以上说的都是常规的办法，有些特殊情况下，朝廷还会创作各种各样的花样。前面讲了汉武帝很能花钱，钱总不够花。因此继位不久，汉武帝就决定敛财。天底下最肥的一茬是谁？当然是商人。

影视作品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汉朝初年有很多超级巨富大商人，怎么搞到他们的钱呢？汉武帝的第一步是“卖爵位”。挂起一批诱人的诱饵，把他们的钱钓出来。爵位很贵，但买了爵位有什么好处呢？打仗不会征发你去当兵，平时也不再征用你当劳力。此项政策一出，商人们纷纷踊跃出资买爵位，汉武帝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然而汉武帝花起钱来，如同漏斗一样，这笔钱不长时间就花光了，怎么办？汉武帝还有第二步，“加税”，收财产税。汉武帝发布了一道“算缗”令，要求商人主动向政府呈报财产，老实交待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亩地，多少马匹。不过这个政策看起来还是很宽大的，只规定主动申报，官府并不主动上门来核查，所以“富豪皆争匿财”，人人都心存侥幸，报税的时候都会瞒报一点，所以造成了普遍违法。

但要命的是汉武帝有后手跟着，等商人都申报后，又下发了一个“告缗”令，这个厉害了：谁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抄查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分给告发者一半，这叫做“告缗”。这一下几乎所有商人都掉进陷阱了，而且掉得还没法报怨：谁叫你不老实想占国家的便宜？一时间人们为了发财纷纷告发，“告缗”一时间成了穷人的生财之道，国家和底层百姓都发了财。

卖官漫画

这还没有完，等大量普通百姓通过“告缗”发了财之后，汉武帝又搞了一个扩大化。一开始“告缗”针对的是商人阶层，但汉武帝下令，无论城乡一律实行“告缗”，所有人都得交财产税。穷人通过告人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因为被别人告而被剥夺。“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家”就是中等富裕的人家，天下所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都破产了。

这套组合拳打得漂亮，全天下人毫无招架之力。汉武帝搞到多少钱呢？《汉书食货志》说，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钱数以亿计，老百姓因为交不起钱被没入官府为奴婢的有千万数。武帝时期的全国总人口大约为四千万，因告缗成为奴婢的居然达到一千万。这样一来国家就发财了。

不过这并不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更绝了。我们讲过汉武帝搞创收的第一步是卖爵，买了爵，可以不用服徭役，不去沙场征战了。不过这样一搞，国家虽然有了收入，但是很多重大项目国家工程就缺乏劳力。然而这对汉武帝不成问题，把天下人的钱搞得差不多了，汉武帝又开始“政策调整”，进行爵位贬值，原来说的话不算数了，爵位低的，仍然要服劳役，给他修上林苑和昆明池。

汉代奴婢图

通过这样一次一次地收割财富，到汉武帝末年，老百姓普通破产，户口比以前少了一半，人口减少了1500万，全国人口一小半被消灭了。汉武打击匈奴，安定边疆，这当然是有大功于后世的。然而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必须对成本与收获有一个基本估计，对国家和社会的承受力有一个基本估计。不能一代人非要完成几代人的事，一顿非要吃下十顿饭的量，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惜汉武帝不懂。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中国传统王朝后期税收压力通常会导致抗议，所以汉武帝后期，全天下到处都燃起了起义的烈火。汉武帝没办法只好发了一道“罪己诏”，向全国民众承认错误，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政策大调整，这才在灭亡的边缘把大汉王朝又拉了回来。

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吗？其他国家很多还真不是这样，比如欧洲中世纪，民众的负担就没有这么重。下一集详细讲述。

扩展阅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洪武皇帝大传》，陈梧桐；

《交易费用、权力控制与明代管制型制度体系的演变》，郭艳茹；

《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

《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李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