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 方志远 | 辅相+帝师：“大明国器”张居正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由我为大家主讲明朝大变局。

我们上一集说到朱棣去世二十多年，明朝在与蒙古的战争中开始处于劣势。这一集，我们将要说到形势发生了变化。

 “土木之变”被许多历史著作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是以“事件”解释历史发展的典型案例。“土木之变”的意义在于，使蒙古和明朝都明白一个事实：对于蒙古来说，明朝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而对于明朝来说，蒙古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有效的对付办法，不是野战而是阵地战，所以“长城”的思路也由此而起。但当时的明朝人并不将其称为“长城”，而是把它叫做“边墙”。

明长城示意图

退回塞外之后，蒙古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俘虏明英宗，兵临北京城，骄狂一时的也先，在几年之后被部下所杀，瓦剌部开始走向衰落。此消而彼长，鞑靼部又重新强盛起来。虽然并没有强盛到也先时代的瓦剌那样，可以大规模地南下，但其中的一些部落，在趁着明朝西北边防的空虚，进入到河套地区，所以明朝就称到这一带的蒙古鞑靼部，或者说鞑靼部的蒙古人叫做“套虏”，因为他们在河套一带，所以叫做“套虏”。

明朝的边患“南倭北虏”，这个“北虏”的概念其实比较复杂，“土木之变”以后，并不是指蒙古整体，而是特指在河套地区的“套虏”，其代表人物，明朝人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打交道比较少，统称其为“小王子”。就像中国古籍一样，把相当长时间内把中原部族的首领，统称为“炎帝”或者“黄帝”，所以也造成了现在国内有多个“黄帝陵”、“炎帝陵”。

那么“小王子”东迁之后，继之而起的则有“吉囊”、“俺答”等部，嘉靖二十九年，俺答部直抵北京，在城外抢劫三日而去，俺答本人也因为势力强大而被各部称之为“汗”，即人们所说的“俺答汗”。

征服瓦剌青海与明修好的俺答汗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形势到隆庆四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来得十分偶然，是由于俺答汗这个家族发生变故而致。俺答汗向明朝纳贡称臣，明朝则封其为“顺义王”，并且开放了十一个关隘，边境地区重开“互市”。这个事件在当时被称为“俺答封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蒙古和汉族之间，鞑靼和明朝之间，也时时有小规模的战争，但大规模的对抗大抵结束，明朝也终于摆脱了“北虏”的困扰。在明朝的历史上，“俺答封贡”具有和“月港开海”的同等的意义，当然，一个是政治上的意义，一个是经济上的意义。

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嘉靖、万历之间的隆庆时期，既是嘉靖后期倭寇平息、蒙古各部力量消退的结果，也是以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灵活处理“南倭北虏”问题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对于张居正的执政和财政改革，它具有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一天到晚焦头烂额地应对“南倭北虏”，你怎么聚精会神抓财政？那没办法的。

张居正是了不起的，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广巡抚顾璘视为“国器”。当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甚至于一些著名的学者，把它写进自己的书，说本来张居正这一年就可以考进举人的，只是顾璘的阻挠才没有考成。实际这个事也是属于子虚乌有。那么张居正十三岁被巡抚顾璘视为国器，十六岁的时候中了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并且选“庶吉士”，散馆之后就留在翰林院，以自己的沉着、老练，以及准确的判断力和果断的执行力，得到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人的器重和提携，又和同事高拱，和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人私交密切，应该说他具备了一切政治家所具备的条件。从此踏上了“帝师”和“辅相”之路，利用“南倭北虏”缓解的时机，给已经两百多岁正在“老化”的明朝，注入新的活力。

张居正像

其实，明代社会这个时候是充满活力的，因为民间有无穷的创造力。王阳明虽然去世，王学却风靡一时，弟子王艮更折腾出一个“泰州学派”。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相号召，而其子王襞则提出，所谓的“人欲”与“天理”，只是在人的“迷”与“悟”之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①]。”后来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等，更鼓动舆论，倡导个性，被黄宗羲称为可以“赤手搏龙蛇”；李贽则和高僧达观一道，被人称为“两大教主”。两大教主和《水浒传》和《金瓶梅》一道，引导人们思想，官方话语却无人关注。

多元化社会的来临，严重冲击政府的权威。奢靡之风则刺激着高消费、激励着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发家致富；源源不断的海外舶来品、海上贸易带回的巨量白银，刺激着丝绸、茶叶、瓷器的生产；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时时发生，但整个社会的繁荣、社会财富的积累，却是当时的“主流”。用今日的时髦语，当时的明朝，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小政府”，而当时的明代，却正在成为一个“大社会”。社会财富积累了，明朝的财政却是捉襟见肘。

张居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横空出世。有人称，明朝只有一帝，就是太祖高皇帝；明朝只有一相，就是为江陵张居正。无论太祖高皇帝这一“帝”，还是张居正张江陵的这一“相”，虽然二者相隔两百年，但是他们二人的执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朱元璋是用“重典”治天下，“条例章程，规画周详”；而张居正则是“尊主权”、“一号令”，他讲究“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之”，就是朝廷的诏令，早上下达，当天就必须奉行。如果概括朱元璋和张居正的执政风格，用的就是两个字：“集权。”无论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江陵相张居正，他们的执政风格都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

但是，尽管理念相近、风格相近、措施也相仿，目的却不相同。朱元璋的重点在政治，张居正的重点是经济，准确地说，是财政。因为，被人们称之为“张居正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围绕着国家财政而展开的：

第一、丈量土地，有些记载也叫清丈土地。明朝以农立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税。虽然两百多年间，人口增长、土地开发，但大量的土地仍然没有纳入到国家的税收范围，是“隐瞒”的、“偷税漏税”的土地。所以，张居正在重新建立起“朝廷”权威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丈土地。在中央的督促之下，这项工程卓有成效，税田由原来的600多万顷，增加到了700多万顷，增加了100多万顷税田。

二、摊丁入亩。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政府难以按照户口来征收“户税”和“丁税”，于是，将原来“户税”和“丁税”的50－60％，也就是一半左右，摊入到田亩之中来征收。这就叫“摊丁入亩”，后来被清朝所继承，实行全部人丁的“摊丁入亩”，成为雍正皇帝“改革”的重大内容之一。好处是国家的税收多了一层保障，但是问题是一些非农业人口减少了税收，而农业人口却加重了负担。当代学者认为，这有利于解除民众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我认为是牵强附会。

张居正改革的第三个财政措施是两税折银。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但是需要强调，这个海外贸易大多是走私贸易，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白银也成为国内的流通手段或者交换手段，但是，这就造成了以实物税为主体的明朝朝廷的购买力的下降。张居正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将实物征收改为白银征收，从此，白银不仅仅在民间，在政府也成为“本位”，成为全社会的交换手段。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来就存在着地域上的差距，白银流通在明朝同样也是不平衡。国家收税用白银，东南发达地区高兴了，西北落后地区就发愁了。

张居正改革的第四个，我们可以说是精简税收。明代的税收和历代一样，时间一长，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也趁机中饱私囊。张居正“改革”的一个著名成果，就是在浙江、江西等地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税收统括起来，以省、府、县为单位，形成一个总额，然后摊派到各税户。这样的好处是简洁明了，民众纳税心中有底，官员想额外谋私，很不容易。当然，一段时间以后，明朝又从上到下增加了许多税收的新名目。所以，我有一句话和朋友（们）交流：“一条鞭”其实是政府永远无法兑现的一种承诺。

张居正的改革，使当时明朝的官场重新振作起来，也使非常拮据的明朝财政收获了极大的利益。尽管因为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压制了许多人的言行而遭到批评，死后更被万历皇帝清算，但张居正仍然得到后世的普遍赞赏。后来首先提出为张居正平反的，正是当年因为弹劾张居正而遭到廷杖的“东林党人”邹元标。

但是，在明朝后期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自由与张扬成为潮流，而张居正的“尊主权、一号令”，倒有些像明成祖的向外开拓一样，成为一种“异数”。而张居正改革的本身，也并没有真正顺应“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他的眼光仍然是“农业税”，所以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扭转明朝的财政，没有办真正给明朝注入新的血液。当新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张居正改革期间所积蓄的所有财力，也就迅速被消耗。

我们这一集谈到张居正的改革，说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朝的财政富庶起来。但到下一集，我们不得不指出，一连串的战争，把这些积蓄消耗殆尽，使明朝政府重新回到了一个穷政府。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佼佼者，也无法拜托时代和阶级带给他的局限性。你如何评价张居正？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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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明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