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子为政*****

《论语》59课|子为政，焉用杀？

大家好，我是杨鹏，欢迎来到我的“《论语》共读课”。今天讲第59课，内容是两章，《论语》“颜渊”篇19章。我先念一遍。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指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执政之道。

季康子这样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季康子问的内容是：假如杀掉无道之人，亲近有道之人，怎么样？

 
季康子其实是以问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执政之道，这就是杀掉无道之人，杀掉坏人，但亲近有道之人，亲近好人。执政国家，就是杀坏人，亲好人。
 
治理国家，就要保护好人，惩处坏人。季康子所表达的，只是他治理鲁国的正常手段，但是孔子却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我们来看看孔子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回答说：“你执政国家，为什么要靠杀人呢？”
 
季康子认为，治国首先要“杀无道”，杀无道坏人，孔子认为，依靠杀人来治理国家，这就大错特错。
 

孔子解释说：“子欲善，而民善矣。”你想求善，你执政为善，以善为你的执政准则，民众就会向善，民众就不会有无道恶行了。执政者向善，民众就会向善。

孔子接着解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的德性就是风，平民小人的德性就是草。风吹草低，草就顺风倒。
 

“君子”，指贵族执政者。“小人”，指庶民平民。“偃”，指放倒、倒下。

从孔子的这个解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第一，孔子认为，社会的道德，是有主从关系的。君主贵族执政者，是道德的主导人，民众是道德的追随者。或者再用一个比喻，道德的是分成源头和流水的。君主贵族执政者，这是道德之源，民众是道德之流水。水源清澈，水流就清澈。水源混浊，水流就混浊。
 
第二，民众出现道德问题，一定是执政者的道德败坏在先。正因为民众在道德上不是主导者，不是主体，在道德上，民众是追随者，所以，当民众出现道德上的问题，出现德性上的败坏，出现无道之恶行，本质上一定不是民众的问题，而是执政者的道德败坏在前，是君主贵族没有做好德性的榜样，相反君主贵族的无道恶行造成了民众的无道恶行。
 
大家知道，现在的刑法上有主犯、从犯和协从犯的三种区分。主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从犯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胁从犯是被威胁利诱而被迫参与犯罪的，罪刑比较轻。
 
按孔子的标准，因为民众的德性是草，随着执政者的德行之风而变化，如果说执政者是犯罪的主犯，官吏就是从犯，民众连从犯都算不上，只能算胁从犯。
 
孔子认为，季康子是鲁国的执政国卿，对鲁国的道德状态、德性状态、刑事犯罪状态，负有最高责任。如果鲁国无道、恶行盛行，那么季康子就是主犯，民众最多是胁从犯。
 
按孔子论述的逻辑。一个主犯，向孔子请教，如何诛杀胁从犯，孔子认为追责主体完全不对。
 
孔子教育我们，当社会出现问题，老百姓缺德犯法，主要责任在执政者而不在老百姓。执政者应当首先反省和改正自己，而不是只想着怎么去惩处老百姓。
 
上节课我们讲过，季康子对孔子很好，是他把孔子从卫国接回鲁国安度晚年的。季康子真的是一位有雅量的执政者，他对孔子这种指责很宽容。我说过，这不是季康子个人的执政特点，这是春秋时代各国执政者的共同特点。
 
各国竞争，抢夺人才，因此对人才比较宽容和爱惜。也因为这样的言论和思想宽容的环境，孔子说话才这么直来直去，一点不给当政者、自己的恩人一点面子。
 
这一节的前面，“颜渊”篇第18章，季康子与孔子还有一段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本章。18章说：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忧虑盗贼的问题，问孔子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如果你不贪求过多，就算是你奖赏盗窃，民众也不会去盗窃。”
 
这等于是指责季康子贪求和剥夺财富，造成民众贫困而走上盗窃之路。孔子这么说，是有针对性的。
 
孔子学生冉求帮助季康子推行新政，增加了对税赋的征收，超过了周公礼制规定的比例，孔子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孔子表示要断绝与冉求的师生关系，并且要求弟子们对冉求“鸣鼓而攻之”。
 
孔子认为，盗贼问题成为大问题，就是因为民众穷困，民众穷困，就是因为朝廷征收赋税过多。所以，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问孔子是否应该首先诛杀无道犯罪之人，孔子马上反对，认为首先要反省朝政上的问题，反省执政者缺德性的问题。
 
讲到这儿，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本章的三个问题。一是孔子与当政者的关系。二是德治和刑法的关系。三是道德平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先看孔子与当政者的关系。季康子是当政者，孔子直截了当地批评季康子，孔子是当政者的批评者，同时春秋当政者是能听批评意见的。孔子忠于国家的方式之一，是公开批评国家不合理的执政方式。孔子讲“忠”，但是忠于的是上天之道，是周公之道，是以德治国的准则，是忠于民众的利益。孔子并不是无条件顺从具体的当政者。
 
第二个问题，我们看看德治与刑法的关系。德治，指的是行德政，善待民众。刑治，就用刑杀治国。季康子认为治国，首先要杀掉无道恶人。这是重视刑杀，是以刑治国，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季康子偏向法家思想了。
 
孔子是坚决反对这种以刑杀为治国基础的作法的，这与周公之道有关。周公之道，在处理德和刑的问题上，采取“明德慎罚”的态度，执政就要彰明人的德性，在惩罚人上要谨慎。后人总结为“德主刑辅”，以德政为主，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助，而不能以刑杀为主。
 
以刑杀为主，以刑治为主，就等于把每个人视为坏人，并且以对待坏人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这样就把执政者和民众的关系定位为刑警和盗贼的关系，一个坏人整坏人的社会，这会伤害人性中善良光明的一面，会造成国家的黑暗和人性的败坏。
 
孔子的敏感度很高，他对季康子要以“杀无道”来主导鲁国的政治感到紧张，他反应比较激烈，这是有预见的。后来的商鞅法家，就彻底走上了完全依靠杀戮和刑罚来治国的黑暗道路。有孔子这样的对德治的坚持，对法家法制形成一种制衡，以后的中国法律史演化，基本定调在“德主刑辅”的大方向上。
 
弘扬人性中善良光明的一面，控制住人性中邪恶黑暗的一面，这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而且，如果社会上邪恶黑暗横流，原因不是老百姓天性就这样，原因就是执政者的德性败坏了，执政者本身邪恶黑暗放纵了。
 
执政者对国民的道德、法治有重要影响，要想拥有一个充满爱和正义的社会，首先要能管住执政者，让执政者不能够变得邪恶黑暗。孔子虽然讲等级，在道德上也分等级，他要求执政者承担更重要的道德责任。

第三个问题，道德的平等的问题。孔子认为人和人之间是有道德差异的。社会不同阶层，背后有一个隐含的等级，这就是道德等级。孔子认为执政者、高阶层的人，应当是在道德责任上承担更多的人，他们应当是在道德上、在德性上应当是更好的人。孔子讲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有君的德性，臣有臣的德性，父有父的德性，子有子的德性。但君的德性，比臣的德性，父的德性比子的德性，应有更多的道德担当，提出了更多的道德责任的要求。孔子的等级制度，这种权力上的等级制度，背后有一个道德上的责任等级作为支撑。权利大者，必须承担更多道德责任，对自己德性的修炼，对自己德性的自觉，就应更下功夫。孔子这种看法，与我们今天讲的道德人格平等是不同的。虽然我们不同人的道德是会有差异的，但治理国家，不能建立在我们相信领导人的道德要比我们普通人要高，或者说相信我们领导人要比普通人要承担更高的道德责任。这种把道德分成等级，用道德的等级来支撑社会的等级制度的这种看法，我们会认为有问题，我们是不接受的。如果你是有信仰的人，你会觉得，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道德的主动性的。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追求，并不能因为领导人的道德变化而变化。不能说领导人讲道德，我们就讲道德。领导人不讲道德，我们就不讲道德。普通老百姓在道德问题上，在善恶是非选择的问题上，不能只是跟着领导人的道德选择来。如果领导人做邪恶的事，为什么老百姓就要跟着领导人去不道德呢？就要去做邪恶的事呢？为什么老百姓就不能去制止他，告诉他，基于道德的要求，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必须停止。道德平等的问题，每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从这个问题，我们能看出孔子的局限。
 

总之，孔子有他自己的价值准则，他认为谁执政，谁就应该是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最高承担者。孔子坚守以德治国，以爱护和保护生命为中心来治理国家。他保有着对人性善良和德性的信任，在历史上，孔子这种思想，平衡了法家的以刑治国、以杀戮治国的这种思想倾向。不管怎么说，孔子身上有我们可以继承的东西。就像他认为责任和权利应当是对等的，权利大你就应该承担更高的责任，这是我们要继承的东西。孔子忠于国家，但他批评具体的当政者，他并不愚忠，这也是我们可以继承的。但我们要超越的，是他提到的道德等级的问题。任何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应有自己的所应坚守的价值准则，不能跟着领导人的道德的变化而变化。领导人有道德，我们讲道德。领导人没有道德，我们也要坚守道德，而且制止领导人不道德的行为。这才是国家主人翁和一个公民应有的取向。

 
今天这一课，我们再一起读一遍：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