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为什么西方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

知识点卡片 

重点内容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对待“父与子”的关系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导致这个原因也比较复杂，最初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定居农业文明，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也就一直延续了血缘纽带关系，而希腊贫瘠的土地，导致年轻人要外出航海，所以在早期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话语权最大。

文稿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希腊神话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俄狄浦斯的故事。

说是有一个国王，被他的仇人诅咒了，说他“将被儿子所杀”。这个国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后同床。有一天，他酒后忍不住乱了一下性，结果准确命中，生出了一个儿子，叫俄狄浦斯。

国王很害怕，把这个婴儿扔到山里了。结果这孩子被一个放羊发现并且养大。长大之后，他和国王在城里狭路相逢。两个人互不认识对方，国王命令俄狄浦斯让路，俄狄浦斯脾气也很暴，反问“你瞅啥”，盛怒之下把国王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杀死了。

然后他因为能力出众，被民众选为国王，按照习俗与前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亲成婚，于是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

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洛依德引用，成为心理学中的一个著名术语“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

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在希腊神话中，“弑父”的神话实际上还有许多。天空之神乌剌诺斯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结果他的儿子克洛诺斯用大镰刀阉割了父亲，取代父亲成为新的主人。

克洛诺斯成为神界的主人后，并不放心，因为他的父亲死前对他说，“你也将象我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于是克洛诺斯做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把生下来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头五个孩子，全都在刚出生时被他一口吞下。

第六个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神，他出生之后，被母亲调了包，侥幸活了下来。长大后，宙斯把父亲扔出了王宫，自己成为众神之王。

希腊神话中“弑父”的故事这么多，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的某种背景。

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故事。与此相反，我们看到是“弑子”的传说和故事。

比如据说尧舜禹中的大舜很有才干，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不喜欢他，喜欢小 老婆生的小儿子，所以经常无缘无故地毒打他。舜怎么办呢？他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地忍受着，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个人痛哭。

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他品德高尚，准备重用他。结果瞽叟更不高兴了，他联合自己小 老婆生的儿子象，要谋杀舜。

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顶。舜刚爬上去，瞽叟和象立马抽走梯子，放火烧屋。好在舜用自己头上戴的斗笠当作降落伞跳了下来，逃过一死。结果过两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实实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给活埋了。

幸运的是，舜很有警惕性，知道这两孙子没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这才又捡了一条命。

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让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后来又成了领导。

这个今天读起来有点怪异的传说，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一直被做为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是在一个大灾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

郭巨埋儿

这两个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中国文化中这样极端地强调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弑子文化”。

那么，为什么西方文化的主题是弑父而我们是弑子呢？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最初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中国地理环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半封闭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

第二个，是被围起来的这个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于农业发展，非常适于定居。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黄河流域几乎完全相反。希腊的地理环境首先的特点是开放性。希腊是个半岛，如果你看希腊地图，你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它海岸线之长。

除了北部外，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线极长，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希腊地图

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希腊多山，耕地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砾，不利农业耕作。所以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下来，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农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被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生制的，年龄越大，辈份越高，发言权就越大。

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尚老社会”。

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都有成熟、稳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种麦子，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养羊。所以，希腊粮食不能自给，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可以卖了换粮食吃。所以希腊人就到海上去作生意，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

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大海充满危险，一次远航要为时数月，与风涛搏斗，还要和海盗战斗，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所以在早期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话语权最大。

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大规模的航海，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

说到这，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

不光是希腊，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比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比希腊更早的打破血缘纽带，也很早就从血缘酋邦时代进入到分层社会。

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商业。而商业在两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当不同。

中国内地，物产丰富，每个地方既有石头又有木头，既产粮食又养牲畜，所以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我们知道，两河流域是在中东沙漠当中，只有不多地方可以通过修建灌溉工程来种地。

苏美尔几乎没有石头或者金属，除了棕榈等不太好的建材外，几乎没有木材。铜，石头和建筑木材，如果需要的话，也只能通过同北部上游的贸易而获得。”所以每个城邦需要出售大量的粮食到遥远的北方购买铜、石头和木材来盖房子和神庙。

玛雅神庙千柱之廊

换句话说，因此苏美尔文明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占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财产决定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穷人和穷人生活在一起，住在贫民窟，富人和富人住在一起，组成上流社会。

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促进了中东地区巨大神庙的出现。让神庙成为城市新的精神支柱。

希腊神庙的柱廊

苏美尔各个城邦都竭尽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庙，供奉整个城市崇拜的主神，这些神与祖先是没有关系的。

苏纳在《统治史》里说：“共同的神是社会的粘合剂，将居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在国王身边，顺从其作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人们的社会地位由财产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穷人大面积成为富人的奴隶，由此进入奴隶社会。

而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主体，商业自始至终不发达。因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在其他文明血缘断裂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血缘群体的不断扩张，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最终形成国家。

埃及神庙的廊柱

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原则放大到国家。只要做到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国家就能治理好。

语言学家说，世界一般的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是25个词左右。汉语中是多少个呢？350个。

与父亲同辈的男性，英语只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而汉语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五种称谓。英语中cousin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八个词才能表达。

这正说明血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中国南方，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所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中心供奉的一定是祖先，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不论是印度、中东还是欧洲，他们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庙，供的都是神，没有一个是供奉祖先的。

中国太庙

中国人的庙供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庙供的是神。

这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个根本区别。

推荐阅读 

苏纳：《统治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 2014年，第111页。

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7年，第412页。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