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史04 | 昝涛：从游牧向定居的转型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课程文稿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们，上一讲我们梳理了以前的人们对奥斯曼国家起源的不同看法，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的是，作为一个兴起于边疆地带的政权，奥斯曼国家在起源上成分复杂，既有内陆亚洲【简称“内亚”】的游牧民族特性，又有伊斯兰宗教的元素，也有非穆斯林的尤其是希腊东正教徒的角色。这一讲，我想重点讲讲所谓游牧特性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些基本的历史史实，包括人物、事件与年代，这是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的基础。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先说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做一个铺垫。关于游牧和定居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它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主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匈奴与秦汉的关系、南北朝的历史、突厥与隋唐的关系、辽金与宋的关系、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历史，等等，这其中都涉及到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定居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只不过，中国汉文化的历史记载传统过于强大了，前面提到的这些历史以及我们后人对它们的认识，绝大部分都被“汉化”了。

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历史所独有的，在中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北非、俄罗斯、希腊、欧洲，这个问题是相似的，它其实是世界历史的普遍问题。按照哈佛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傅礼初（英文名字：Joseph Fletcher）的说法，游牧民族的征服和迁移对欧亚大陆的定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只是战争与族群融合，也包括它们带来的草原传统：鞑靼人影响了俄罗斯，它留下的传统也为莫斯科专制君主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女真人和蒙古人打断了中国的变革；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影响了南亚的历史。

历史上，不只是中国人书写或建构了这样的历史，其他民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书写和建构着与此相关的历史，比如，中国人知道司马迁、班固，却很少有人知道14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赫勒敦在他的著作中专门探讨了定居和游牧的关系，对后世穆斯林和西方的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学者们已经承认，奥斯曼帝国具有深刻的内陆亚洲起源，那么，对我们来说，除了从族群和族谱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要搞清楚这个内亚起源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最为概括性研究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傅礼初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式的学者，掌握数十种语言文字，并具有读到的史学眼光和功力，可惜天妒英才，壮年早逝。不过，他对内陆亚洲历史研究的影响，至今都很大。在这里，我主要根据傅礼初的观点，来叙述奥斯曼帝国的内陆亚洲属性，就是草原传统的影响及其表现，具体说，我们将重点关注草原上的可汗传统。

傅礼初讨论了一个宏观问题：游牧和定居社会中，从王权的角度说，到底哪个更专制呢？

傅礼初认为，这两者性质不同。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传统是大汗传统，它是高度个人化的集权，也就说它附着在一个核心人物的身上，也就说，它不是体制化的，没有一套复杂的制度，而定居社会则不然，它的皇权专制，本质上不是个人集权，是体制化的或制度化的集权与专制，因为，它通常会有一个制度化、等级制的官僚集团。当草原游牧民族征服了定居社会之后，两种制度之间就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强势的游牧征服者在初期往往会把草原传统带入或移植到定居社会，这里面有一个历史的惯性问题，也就是说，草原传统不会因为游牧人改变了他们生活的环境，就迅速消失或转型，按照傅礼初的观察，草原传统通常有很长的延续性。

在草原游牧社会中，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落制度是常态。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天才式的可汗或大汗，它具有非凡的军事和政治能力，能够聚集和团结不同的部落势力在自己身边，建立起部落联盟式的强大政权，对不服从者进行征讨，之后对南边的定居社会进行劫掠和征服。这个大汗就是成吉思汗式的人物。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草原环境恶化时，会出现内部的动荡，从而产生强大的可汗，并威胁定居社会，还有一个比较广泛被接受的看法是，游牧社会的生活建立在放牧和交换的基础上，它天然对定居社会的产品具有需求，因而，只有确保和定居社会的交换关系得以顺理进行，他们才能维系日常生活的继续。但南边的定居社会并非一成不变的，通常在南边形成强大王朝的时候，就会加强对边境的管理，极大地影响了游牧和定居交界处的生活。这就迫使游牧社会进行集结，并对定居社会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

在草原游牧社会中，大汗首先是一个军事总司令，虽然有某种原始军事民主制意义上的选举因素，但首先是必须有军事斗争的基础，这种草原部落间的军事斗争，实际上是草原财富和人口的重新分配。前面说了，游牧社会的集权是围绕着强人进行的，因而其他部落领导对他的效忠是个人化的，也就是人们追随的某个人，这种关系没有制度性的保障，如果大汗死亡，这就意味着跟他的效忠就结束了。

这时就需要再次进行内战，直到打出某个新的领导人为止；新的领导需要经过类似于蒙古人的“呼里台大会”的方式的认可，这就是对战胜者的某种原始民主式的承认。这种起和落，通常会对部落普通民众产生重要的影响。这跟定居社会也不一样，因为定居社会的最高权力更迭，一般对普通民众影响不大。但在草原上，部众追随的是部落酋长，酋长的政治和军事选择会对自己的部众产生极大影响，他要是在政治斗争站错了队，不只是个人要面临死亡威胁，其民众也会被重新分配。

草原上没有一个固定的继承传统，基本上是靠打，要么是不同部落之间打，要么就是前任可汗的儿子们各自纠集自己的集团，互相打。以往所谓幼子“守灶”，其实守的是家产，它不是权力继承制度。

草原游牧人征服了大片定居社会之后，就会逐渐定居下来，这就是一个帝国化的过程。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草原传统还是保留强大的惯性，需要上百年来消化。这个过程大致上可以概括为：

1、最初是大汗和效忠于他的部落酋长们分享权力，各部落的首领和大汗之间是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当然，大汗除了自己的部落之外，他周围往往还会有一定数量的“亲兵”，他们是脱离了部落血缘关系的战士，效忠和追随大汗四处征战，出生入死。

2、随着军事胜利的扩大、征服的土地越来越多，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怎么统治定居社会的问题；这时就会出现新的情况，也就是，大汗有了越来越多的财富来培养自己的人，大汗越来越想确保自身统治的安全，亲兵集团会逐渐扩大。大汗还想着逐渐地剥夺以前追随他的、不同部落的军功贵族的权力。以各种方式，统治权被转移到大汗个人及其指定的特定人群手中，这个时候，统治精英逐渐地不再从游牧部落中选拔，而是从定居社会中遴选。

3、最后一步，就是形成制度化、等级化的官僚制度，精英人物都来自常规的选拔机制；苏丹个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大汗的个人集权的成分逐渐减弱，变成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定居社会的帝王，而官僚集团则逐渐成长起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也会出现君主与官僚集团的矛盾。

以上主要是根据傅礼初总结的草原传统来讲述的。傅礼初在宏观地讲了草原传统之后，把他的理论套用在奥斯曼帝国前期的历史上，基本上是吻合的。

奥斯曼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就是Osman一世（1299-1324）。奥斯曼的时候，奥斯曼人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草原游牧部落了，他们生活在游牧和定居的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也就是在边疆地带，这个集团实际上是半游牧、半定居的。他们吸纳了一些拜占庭帝国的农民；他们和一些基督教诸侯国联姻、合作。按照14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记载，奥斯曼的身边已经有一些亲兵。

Orhan一世（1324-1359）是奥斯曼的儿子，是奥斯曼王朝的第二个统治者。在他统治的后期，也就是1350年代，他就开始从基督徒和穆斯林中建立常备军，这些人是领军饷的，这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步兵——即“新军”，他们和传统的游牧骑兵不同，这是奥斯曼人开始尝试摆脱部落羁绊的表现；Orhan还企图进行国家化，也就是使用塞尔柱王朝的文官进行初步的管理，他还建立了初步的财政体系。

常备军和文官体系，都需要建立在国库的基础，而不是从前的分配战利品的基础上。这些制度的初步形成，展现了这个时候的奥斯曼国家已经在努力摆脱草原传统。

到第三任苏丹穆拉特Murat一世（1360-1389）的时候，在首都布尔萨的周围已经建立起领薪水的常备军，军队是科层制的管理。一种具有奥斯曼人特色的分封制（蒂玛尔制度）开始出现了，这是游牧向定居的过渡阶段。新的军人阶层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当然对原有的部落结构产生巨大冲击，游牧部落逐渐沦为不稳定因素。

到第四任苏丹巴耶济德Beyzit一世（1389-1402）的时候，征集基督教男童作为新军储备力量的做法已经常规化了，并被推广到文官体系。这叫devşirme，意思就是征召。这个制度怎么运作，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一讲来说。所以到14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奥斯曼人经历了一个逐渐去游牧化、也就是减少草原传统的过程中。

但这个过程在15世纪初的时候，被打断了，这个拜托游牧的过程过程被另一个游牧力量打断了，它就是来自中亚的瘸子帖木儿。在安卡拉战役中，帖木儿击败了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巴耶济德羞愤而死，他死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被打断，甚至差点亡国。帖木儿极大推迟了奥斯曼帝国摆脱游牧、走向定居化的进程；巴耶济德的儿子们为争夺权力进行了长期的内战（1403-1423）——幸运的是，帖木儿在1405年死后，他自己的帝国也分崩离析；周围也没有形成足以挑战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奥斯曼国家最终又复兴了，并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我们从奥斯曼帝国继承制度的演变来看，也有一个从草原传统向定居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不过，这个奥斯曼人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

从14世纪直到16世纪晚期，奥斯曼土耳其人采用了一种残酷的王权继承制度。早期，苏丹会派自己的儿子们各自管理一块领地，以获得行政经验。所有的儿子对王位都有继承权。苏丹死后，王子们将明争暗斗，最早到达首都、并赢得朝廷和军队认可的王子，将会成为新的苏丹。用这个办法选拔出的继任者，往往经验丰富、人脉广泛并且有突出的能力。这实际上是某种草原传统的延续。

到15世纪，王位继承演变为手足相残的惨剧。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开了先河，他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全部兄弟。这种做法还得到了宗教阶层的支持，理由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和政治的秩序。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取得王位之后，下令处死了他的19个兄弟。这种风俗到1648年才基本终止。之后，手足相残的事只发生过一回，即在1808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处死了他的弟弟。

后来，奥斯曼王朝过渡到长男继承制。苏丹死后，由皇室里最年长的男性——常常是死去苏丹的叔叔或兄弟——继承王位。长男继承制确立后，又开始实行一种被称为“金笼子”的制度。当最年长的男性继位之后，其他的皇族男性被允许活下来，以保证皇室的延续。但王子们只能生活在后宫的一个封闭场所，处于当权苏丹的监控之下。他们虽然有女人和仆人，吃喝不愁，但不得走出“笼子”，只能远离公众视野。这样，王子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接受政治锻炼，各方面的能力也随之弱化，甚至有的继承人会精神失常。一个成为苏丹的王子很可能要多年待在“笼子”里，最长可达39年。更多的王子则终老于王宫。

这个时期，苏丹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象征性的职位，越来越不需要他御驾亲征或管理政务。有些时候，后宫（苏丹的母亲和妻子）干政的现象非常突出。苏丹穆拉特四世（1623-1640年在位）统治的最初几年，他的母亲克塞姆曾一度掌握权力。克塞姆在穆拉特四世之后继续把持朝政五十年。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年在位）上台时还是个孩子，权力就掌握在他的母亲及外戚手中。在17世纪后期，大官僚家族开始崛起。著名的克普鲁律家族曾经操控了国家事务。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发展趋势，与其游牧传统及逐渐走向定居帝国的过程有密切关系，并与同时期西方君主制的集权趋势正好相反。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这一讲我们从草原游牧传统的可汗制度向奥斯曼的苏丹制度转型这个角度梳理了奥斯曼帝国前期的历史。讲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强调要从欧亚大陆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奥斯曼人独有的历史进程。我们提到是瘸子帖木儿的征服打断了奥斯曼人的这个历史进程。下一讲，我们将重点讨论瘸子帖木儿及其与奥斯曼历史的关系。

喜马拉雅的朋友，谢谢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