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茶馆》2 | 孙洁：“最悲的悲剧”里，为何充满了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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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孙洁，今天我同大家分享的是老舍的话剧《茶馆》。

《茶馆》1957年7月发表于《收获》创刊号，后经过两次修改在1959年9月收入《老舍剧作选》时定稿。

三幕话剧《茶馆》以掌柜的王利发的视角，通过三个时代的横切面描绘裕泰大茶馆的人来人往，展示了从戊戌维新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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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第一幕，王利发是个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掌柜，虽然大清朝气数已尽，裕泰大茶馆却是一派热闹红火，欣欣向荣。经过第一幕清廷没落的惶恐岁月、第二幕军阀混战的混乱年景，到第三幕，抗战虽然胜利，民生却日益凋敝，裕泰茶馆成为衰朽的民国政府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王利发也成为一个垂垂老者，被各种恶势力压榨得无法喘息，终于用一根上吊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满族人常四爷、松二爷，怀着实业救国之心的秦二爷是王利发的朋友，他们在时代的驱策中，沿着各自命运的轨迹，走向各自的悲剧命运。

刘麻子、二德子、唐铁嘴、吴祥子、宋恩子，这些坑蒙拐骗、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却是如鱼得水，越活越滋润，到了第三幕，老一代恶人消隐，新一代恶人又崛起，他们的儿子小刘麻子、小二德子、小唐铁嘴、小吴祥子、小宋恩子完美继承了他们爸爸胡作非为的“事业”，在作恶这一点上比老子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茶馆因为他们的存在更加没有亮光。

沈处长出现在《茶馆》第三幕。一开始，他只是在小刘麻子、小唐铁嘴的讲述中出现，他们在对话里有这样一些台词——

“这儿属沈处长管。知道沈处长吧？市党部的委员，宪兵司令部的处长！你愿意收他的电费吗？”“沈处长作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您的四侄子海顺呀，是三皇道的大坛主，国民党的大党员，又是沈处长的把兄弟，快作皇上啦……”“沈处长批准了我的计划！……处长也批准修理这个茶馆！我一说，处长说好！他呀老把‘好’说成‘蒿’，特别有个洋味儿！”

恶人中的恶人沈处长就这样在恶人们的幕后推波助澜，为恶人们营造了为非作歹的水土，终于逼死了王掌柜。《茶馆》落幕之前，王掌柜凄惨死去，沈处长堂皇亮相，八声“蒿”（“好”）宣告了这个官僚的空洞和冷血，展示了这个官僚秩序的无情、冷酷、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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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的写作是对习惯形态的话剧写作的颠覆，亦成为1957年文学史的不和谐音，在最初的发表和出版之后时运不济，在北京人艺匆匆上马，又慌张撤演，这个过程在1960年代经集体意志“加红线”之后又重复一次。“新时期”之后，《茶馆》却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赞叹，被西方剧界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不能不说和它的持续焕发光彩的创新性有关。

1958年，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先生撰文《读〈茶馆〉》，点明了《茶馆》的特异性：“幕也好，场也好，它们的性质近似图卷，特别是世态图卷。”“图卷戏”正是老舍赋与《茶馆》的主要特征。请回忆一下你第一次看《茶馆》话剧的感受——不管是在剧场还是电视里，还是在网络视频里，大幕拉开，一片生活扑面而来，是不是像一幅描绘北京清末市井的“《清明上河图》”正在展开？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你会感受到所有的情节都是松散的，它们不构成一个原初意义的戏剧“必须”具备的“起承转合”的要素，然而它们共同推动了一个叙事，就是裕泰大茶馆的命运。李健吾先生进一步说：“我们不能向这类图卷戏（恕我杜撰这个富有中国情调的名词）要求它不能提供的东西。”这顺便标记了《茶馆》的“中国性”。《茶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脱了“drama”（也就是戏剧）这个文体的束缚，在更抽象的时空上自由生长。

在这个渐次展开的图卷中，我们最关注的还是老舍执著地在“三个时代”里都加入了越来越难以排解的暗色，让这个《茶馆》的宇宙成为一个魑魅魍魉横行无阻的地狱。老舍在1940年说：“想写一本戏，名曰最悲剧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嗣后，他曾以《四世同堂》对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李空山……一众汉奸的夸张描绘第一次实践这个“充满了无耻的笑声”的“最悲的悲剧”的写作。《茶馆》里几十个反面人物纷纷登场，就是在《四世同堂》延长线上的极端尝试。

沈处长就是在这个基点上出现的最强音。众所周知，沈处长的结尾在北京人艺经典的舞台版本里被删除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权益之举。这个删除使得《茶馆》的结尾落在王利发自杀之上，把喜剧的《茶馆》变成了悲剧的《茶馆》；而舞台版的《茶馆》的结尾又在王利发自杀的情节之后加了追光，加了《团结就是力量》的背景声，试图将这个悲剧的《茶馆》再转化为正剧的《茶馆》。这一切努力都是违背老舍本意的。因为正是老舍在《茶馆》的数次修改中，毫无商量余地地保留了沈处长的结尾。沈处长，正是老舍以最有力的讽刺，用最简劲的笔法，从最不和谐处入手，写人间世的最丑恶，在“写一本戏，名曰最悲剧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的路径上，走到了最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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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发表于1957年7月，完稿的时间，根据于是之1994年的回忆，可能是1956年的秋天。

《茶馆》的写作过程，大致上说就是老舍先写了个通过秦家三兄弟反映现代中国宪政史的话剧，这个剧是为配合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但是北京人艺的一干导演、演员、领导、群众只看中其中写维新运动失败时候裕泰大茶馆的第一幕第二场，在大家的建议之下老舍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前稿，写出了现在的《茶馆》。这个事件本身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能且只能在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百花年代”发生的：不论是来自人艺的建议还是老舍的重写。据林斤澜回忆，老舍当时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对这个“配合不上”的作品，老舍非常尽心。据说，《茶馆》彩排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对人艺的同志提议，能不能请老舍先生选择“五四”、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这样四个时期来写，想了想，又说，这个我还没有想好，你们先不要跟老舍先生说。后来还是有人传话给老舍了，老舍一笑置之。

与此相参照的还有一件事情。在《茶馆》发表之后，老舍说：“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 老舍同时说：写《茶馆》的目的是“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的消息”。必须注意这里老舍强调的“侧面”，他不愿意“正面地”写《茶馆》，使得这个剧本过分政治化、教科书化，这是老舍坚持的底线。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茶馆》的写作到定稿的过程中，老舍的艺术自信起到了决定作用，老舍当时葆有的相对自由的写作心态成为孕育具有自由不羁灵魂的《茶馆》本文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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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注意到的是《茶馆》的语言。写《茶馆》的时候，老舍已经写了17年话剧，他从一个对话剧写作充满敬畏，称话剧为“神的游戏”的门外汉成长为一个熟练的剧作家，这和他在经营他的话剧世界的时候对体现“话剧”本质的“话”有细致的钻研，终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有关。

我们来看看《茶馆》是怎么设计人物的语言的。

我们知道，《茶馆》本身很短，舞台演出的话也只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七十个人物动起来，各有面貌，各有脾气秉性，谈何容易！但是老舍四两拨千斤地做到了。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茶馆》第一幕，有一个一开始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的大佬，马五爷，当打手二德子耀武扬威地跟常四爷动手的时候，他突然悠悠地说：“二德子，你威风啊！”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令二德子毕恭毕敬，俯首帖耳。而当常四爷想要上前请他评理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说：“我还有事，再见！”就走了出去。这个时候，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次轮到马五爷毕恭毕敬了，他严肃而又滑稽地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显示了他洋奴的本性。

当然这个划“十”字的动作是剧本里没有提供的，应当归功于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这个二度创作，同时也是演员深入理解剧本，了解作者构思的过程。最早扮演马五爷的人艺艺术家董行佶先生曾经说，他在排练的时候，觉得“二德子，你威风啊！”不够有力，就加上了一个“好”字，变成“二德子，你好威风啊！”但是又细加琢磨，才领悟到，马五爷作为吃洋教的大流氓，对二德子这样的小打手，是不需要用“好”这个字来加强语气的，才把这句台词恢复为剧本的本来样子。这也成为我们理解老舍对语言和人物的精雕细琢之处的一个生动用例。

另外如唐铁嘴的“我已然不抽大烟啦，我改抽白面啦……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帝国伺候我一个人，这福分还小？”吴祥子、宋恩子的“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包括沈处长的那八个“蒿”，都是老舍生动精彩的话剧语言的例证。

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你怎么绕着脖子骂我呢——看话剧〈茶馆〉的演出》，刊登在《人民戏剧》1979年的第6、7、8期上，这篇文章有助于我们理解《茶馆》语言的精妙之处。我们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欣赏《茶馆》，光阅读《茶馆》的文本是不够的，必须看话剧，而且必须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茶馆》话剧。北京人艺这个剧至今一直在上演，今年已经是第61年了。如果没有条件到剧场看，至少也应该看视频，特别是1979年的珍贵舞台版视频，观看视频（当然，最好是现场表演）将大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消化这个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