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孔子标出三种人：素隐行怪者、半途而废者、中庸之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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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进入《中庸》第十一章。上一章探讨了三种不同的“强”，这一章主要探讨三种人，三种不同的对待学问、对待道、对待中庸之道的三种人。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有些人专门喜欢追求一些隐蔽的道理，或者追求隐蔽的、怪异的生活，做些奇奇怪怪的、奇异怪诞的事情。而后代人还有人赞许这种言行的，我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君子遵照中庸之道而行事，但是有些人半途而废，那是力量不足的原因，我不会停下来的；真正的君子按中庸之道处理事情，即使终身不被世人所知道、不被他们理解也绝不懊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素隐行怪”，这个“素”字按照《汉书》应该理解为“索”、“索隐”。“索”和“隐”指的是人的言行和思维通过隐晦、怪诞、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故作高深、标新立异。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追求一种隐逸的、隐蔽的生活，走终南捷径。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不少，有些人在字句当中寻找偏颇的、匪夷所思的说法，“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人孔子是不屑于去作的，尽管后人把他们记载下来、流传下来，甚至还有一些赞美之词，但是孔子不屑于去作。

“行怪”，就是行为很怪诞、怪癖，总是要做出一些不合乎规范的动作姿态。孔子坚决地表明自己态度，说自己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自己绝不做那些过分怪诞、过分怪癖的事情，甚至不去思考过分刁钻古怪的那些问题。

这里，孔子列出三种人。第一种过分的人，就是“素隐行怪”。他们不愿意忍受寒窗之苦不断地去努力，默默无闻地去追求，而总是喜欢暴得大名，“一朝成名天下知”，对这种人，孔子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二种人，“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也就是说有些人的道路方向是对的：遵循大道、中庸之道去行事，但是他不能“期月守也”，坚持不了一个月他就半途而废了。他有良好的初心、良好的初衷，像君子一样怀着远大的理想，而且痛下决心要坚守他的道义。可惜是言论的巨人，行动的小人。半途而废的人比比皆是，能走到终点的人非常的少。对这种人，孔子也是不赞成的。前面那种是太过分，第二种是不及，都不符合中庸精神。

可以看到，玄奘取经之难、之可贵就在于去西天印度取经者历史上不下成百上千，而学成归来的、有去有回的、有始有终的，很少有人，而玄奘就是当中最优秀的一位，所以玄奘成为了万世的表率。对半途而废的情况，孔子说：“吾弗能已矣”，我是不能像这样停下来的。他既不赞成那些奇怪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赞成半途而废，有好的愿望而终究功亏一篑的遗憾状态。 

孔子描述第三种人：“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也就是说，君子要依照中庸之道去行事，哪怕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也没有赞美他，当然他不可能暴得大名，他默默无闻却不后悔，这种人可以称为圣者。因为前两者要么过分、要么不及，只有第三种人才行的是中正之道、坚守中庸，这正是孔子所赞赏的。

孔子所赞赏的是“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他这样认为：人不了解自己、不赞美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自己也不怨恨。所以“不亦君子乎”，这就是君子，只有圣者才可以达到。

这表明了孔子的三种态度：第一个态度是：绝不作言辞上的标新立异、夸大其词的那种人物，甚至是追求奇奇怪怪的言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故作姿态，而要坚定不移地作为一个实践者，在行动上绝不去过分张扬而搞得满城风雨，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相反，行中庸之道的人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沉默而独行的君子。 

第二个态度是：孔子不赞成半途而废的行为，认为坚持到底非常重要。有些人尽管出发点、初心是好的，但是最终由于毅力不够、定力不够，坚毅而行的那种精神不够，最终半途而废，令人遗憾。

第三种态度是：孔子所张扬的、所赞美的人，即使人不知道自己，我也要坚守我的事情，不为天下所知也没有关系。孔子认为这正是君子杰出之处，只有圣者才可以做到。反过来说，那种大张旗鼓传播自己的声明，梦想着一夜成名、爆得大名、洛阳纸贵，到处去张扬自己、宣传自己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者把自己打扮的很流行、很时髦、很另类的行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都是短命之举。 

真正的中庸之道，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平淡、一种淡定、一种优雅、一种坚守、一种沉默寡言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那些很怪诞的、荒诞的、残暴的、暴力的、混乱的、神乎其神的东西，孔子都避而不谈。

孔子专注的事情是人间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的事情，生命中朴素的人际交往的事情。真正的君子，泯灭了是非之心、名利之心、夸张之心和作秀之心，而回归到一片平常心——不争不斗、不喜不厌、无生死之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才是孔子要坚守的中庸之道，才是君子应该真正做到的。 

对这种君子的淡定的中庸之道，就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可以说，儒家的中庸观点和中道而行的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有道还是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这些圣人的言谈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不偏颇、不过分、不“达不到”，就是儒家一贯坚守的中正立场的优良传统。

我们来看看，孔子的继承者孟子，正是坚守了孔子的中正、中庸之道，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可以说是天下大乱、各显神通。当时各国诸侯都想一统天下，这个时候和孟子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人才都纷纷出山，显示其能。有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有玩弄六国于股掌之中的张仪；白起则坑了赵兵40万人，使六国为之丧胆；而吴起杀妻求将，纵横中原；有一个叫邹衍的人怪诞、迂回，所到之处大受各国的欢迎。而孟子却坚守自己中正的君子之道，坚守自己的默默独行、郁郁独行的君子之道。

他第一次去见梁惠王，梁惠王毫不客气的说了一句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叟”这个词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这个老头子”，可以说是对知识分子、对文人极其不礼貌的称呼。你不远万里而来，能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 

孟子不卑不亢，真诚地显示他的智慧：大王何必动不动把功利挂在嘴上呢？除了利益，还有仁义。如果人都像大王一样唯利是图，国王只想利国家，大夫只想利自家，百姓只想利个人，这种风气所及整个国家上下一门心思争夺微头小利、蜗角功名，这样的国家可就太危险了。而唯利是图、见利就上的结果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就会日益严重，正因为人人都争权夺利，才形成现在社会上的混乱局面。

可以看到，居高临下的梁惠王说：叟——你这个老头这么远跑来给我国带来什么好处、利益呢？ 而孟子坚守自己的道，提出的主题很明确：一个大国、一个国君，究竟应该要“仁义”还是要“功利”呢？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国家的“治”和“乱”的问题。结果两个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欢而散。

第二次，梁惠王和孟子的对话在国君的王家花园里，梁惠王又是居高临下嘲笑孟子。他站在湖心亭上，环视花园林间飞翔的鸿雁，徜徉于草坪上的小鹿，对孟子说到：你们这些清贫自守、一心只想到仁义道德的贤人们，也喜欢欣赏这皇家园林的美丽风光吗？也有这种乐趣吗？可以说梁惠王的口气非常轻跳，而且居高临下。

孟子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够真正享受这种大快乐，而那些缺德、没有道德的人纵使有这种快乐，也是无法深入身心享受的。而且孟子借题发挥说：怎样才是一种真正的快乐？而不是表面的快乐，肤浅的快乐，甚至是愚蠢的快乐？这种大快乐、真快乐，对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含义就是：当领导的要“与民同乐”，“先忧而后乐”！

可以说，孟子没有像当时很多说客那样奔走于列国，凭三寸不烂之舌而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化，投其所到国家的国君的嗜好、挑动各国争霸，把天下搞乱、把富贵功名骗到手。而孟子正好与他们相反，他没有去挂相印，也没有去纵横稗阖去游说。

相反，孟子坚持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忧道不忧贫、终身不仕，坚持了自己中正之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整个世界都不能够听见你、看见你，但是我们从来不后悔，谁能做到呢？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孟子做到了。

在孔子看来，坚守中庸、中正之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不会被人们理解、认可和接受。甚至，那些坚持中庸的人，在很多超强、超大、超高的领域，似乎不能取得自己的地位。但是，这种中正之士维系了人类的和谐发展，不过分，不怪力乱神。也许，那些超强、超大、超高的领域也有其意义，标榜了人类达到的极限。

但是孔子的哲学不强调极限，相反在两个极限之间取其中，这就是一种东方的思想、东方的智慧和东方无言之大美。这需要人们放弃机心、斗心、争斗心、战争心、甚至核爆而使人类集体自杀之心，去沉思体悟。因为，人类的绵长恒久的发展，取决于一种谦让、宽博和坚持到底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