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日常生活篇-人在旅途之宦游人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继续传统时期的行生活主题，说一说在路上的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人人都能背诵的，“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对于宦游人来说，离别是人生的日常。“宦游人”是帝制国家和官僚制度的产物。战国的游士是他们的先驱，只是战国游士的“游”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彻底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有可能一席话打动诸侯为卿相，成就名垂青史的伟业；更有可能遍干诸侯而不得一用，穷困潦倒为家人朋友所不齿。

帝制时代的宦游有官僚制度做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官僚体系，从哪条路进来的，未来可能有怎样的发展，路径基本清晰，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则要看个人造化。帝制时代的官僚是高度职业化的一群，从入仕为官到致仕退休，他们一直都在路上，在从职位到职位的奔波中，在各种关系的纠缠撕扯中。

如何处理与上司关系，是宦游者必须经历的考验。上司的态度对于下属的仕途发展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朝代，它被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唐代的州刺史和各部长官要为下属书写“考词”，也就是业绩评语；而在宋代，下层文官向中层的跃升，必须有五封推荐信，这些推荐信多半必须来自直接上司。那么，跟上司对着干就成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上司所做的明明就是错的呢？一件事情对不对，是否利国利民，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下属与上司的关系，这是官僚队伍内部的关系问题。皇帝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就是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因此，把事情做对，这本来是第一位；然而这种上司决定下属命运的管理方式，却迫使官员把上下级关系作为第一位的事情来处理，为了个人前途，宁可牺牲是非道理，也不得罪上级。

而那些在关键时刻敢于仗义执言，干冒得罪上级风险的宦游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凤毛麟角的。比如说，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担任光山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光州知州盛度为了执行中央命令，下令所属四县是三日之内完成上供建材收购任务，任务来的突然，所购建材又并非本地土产，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四位县令，只有司马池一人表达了抗议。

执行的结果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四县之中，按时完成了任务的，反而只有光山一个县。原因也简单，光山老百姓听说县令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竟然公然抗上，因此同仇敌忾，人心齐泰山移，更何况买些竹子木材呢！第二，就在光山任上，司马池获得跃升中层所须的五封推荐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就来自被他顶撞的知州盛度。其他四封推荐信的获得，恐怕也与盛度对司马池的赞赏不无关系。因为耿直，司马池在下层的级别上徘徊了17年，在顶撞盛度之后，竟然终于提上去了，实在是不容易。

这样的故事，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具有示范作用。其中的偶然因素太多了，司马池并不难得，而盛度难得，多少碰不到盛度的司马池，也就沉迹下僚了，而且，这些沉寂的大多数，根本不会被我们看见。帝制时期的政治文化在骨子里不仅把皇帝摆在国家之上，而且还在实践中把官僚内部的关系摆在国家之上，明明是治理的工具，反而成了治理的目的，本末倒置，令人警醒。而沉浮于其中的宦游之人，也便大半在这文化之中消磨了理想与锐气，把升官与发财相关联。

宦游人还必须面对的，是与地方的关系。汉代的酷吏，代表朝廷打击豪强，循吏、良吏则着意发展教育，培养地方士人，开通道路，设置邮亭系统，移风易俗。在一般的史学叙述中，酷吏与循吏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地方治理方式，当我们把时间的尺度放大一些，在更长的时间段中进行观察，便会发现，无论酷吏还是循吏都是帝制国家推广其政治秩序与政治文化的手段，酷吏与循吏殊途同归，扩大了中央的影响，巩固了中央集权。

而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之下，汉中央能够派出的只是地方长官，地方佐官出自本地精英，汉朝的郡所实行的，实际上是中央代表与地方精英的共治，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那些外地人长官的行为，特别是酷吏对地方豪强的打击行为，应当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从长远上看，循吏以温和的方式，酷吏以血腥的手段，共同缔造了帝国的统一。隋朝以后，实行地方佐官的中央任命制度，所有官员的荣辱浮沉都归之于中央，任职在地方的所有官员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中央的官。在这种情形之下，完成中央所规定的任务成了多数地方官员的第一选择，地方利益在实质上变得无足轻重，只要不出事便好。

比如说，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人口密集程度的增加，下水道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通畅的下水道系统可以保障城市卫生，避免瘟疫的发生。而整个城市下水道的疏通，必须由地方政府出面。可是这样新兴的工作，却不在中央所设定的地方官考核条例，因此，干不干就要看知州的意愿了。知州是有良知有理想的好官，那么，没问题。知州懒惰，不愿意费力气整治，那么，地方士绅的代表也只能干瞪眼。那些有良知的官员，会被本地人记住，甚至列入祠堂永世纪念，但是，地方性的尊崇却未必能够给被尊崇者带来仕途的升迁。宦海浮沉，并不取决于你为当地百姓做了什么。当然，那些有理想的政治家仍然是努力有所作为的。

宦游之路，对于那些真正有理想的人来说，是一场内心的艰难旅程，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诱惑、原则与妥协，不断地磨洗，“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那些至今仍然屹立在华夏理想人格殿堂中的历史人物，是真正的偶像。比如宋代的范仲淹，在贬谪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始终“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不以寒温改其节，立朝敢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治军有术，使西夏称臣，边境得安宁；得位敢为天下先，勇于向官僚集团的利益开刀；在地方则积极治理。他晚年的最后一站在经历过大水灾之后青州，以衰朽残年，尽力做好灾民的安置返乡工作。

又比如包拯，包拯对于人情的冷暖有着敏锐的洞察，对于人性的软弱又抱持着高度的警惕。包拯年轻的时候，跟一位姓李的同学一起在老家庐州的一座庙里读书——庙里有房子住，还管待斋饭，所以从唐代起就很流行在庙里读书。当然，这也是穷学生的做法。庙的附近住着一个大财主。这财主呢，常常看见两位读书人从家门口过，知道他们书念的好，早晚是要中进士做大官的，就有心结交，常常请他们到家里坐坐，包拯和李同学总是婉言谢绝。后来有一天，财主就特地备好一桌酒席，专门下了帖子，请二位秀才“光临寒舍”。

盛情难却，李同学就要洗脸换衣服，准备赴宴了。包拯一把拦住他，严肃地说：“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呢，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包拯说：“他是个富人。咱们是读书人，早晚要做官的。咱们现在如果吃他的请、得他的好处，万一将来被派回老家来主政地方，他若有不合礼法的事情求到咱们，那该怎么办？”李同学一听，有道理，最终，两个人都没去。后来，包拯和李同学果然都中了进士，并且在若干年之后，都曾经主政庐州，而且干的都不错，没有受到人情的干扰。

这个故事，南宋大儒朱熹给自己的学生讲过。朱熹做过地方官，深知利害，他耳闻目睹多少地方官员平时跟当地富人“打成一片”，导致不能公平施政，甚至被富人拖下水，因此以包、李二位为榜样，教导学生，做地方官，特别是主政一方，为人处世，处理与当地士绅的关系，必须有所节制，有所不为，才能保持超脱公正的立场，坚持原则。

宦游之人，始终在路上；宦游之路，充满艰辛，充满诱惑。隋炀帝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从此之后，朝廷对家属随行的规定越来越倾向于支持鼓励，宦游人的旅途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是单身上任，如今是携家带口。司马光于 1055 年底从山东，取道河北翻越太行山，到并州（今太原）去上任，写下了一首《苦寒行》，记述“穷冬北上太行岭”“万险历尽方到并”的艰辛之旅。

他带着张夫人和独生子随行。风雪交加，小孩子冻得直哭，做妈妈的却束手无策。干粮带得不足，仆人们总是在喊饿，瘦马也吃不饱肚子，石板路滑，马失前蹄，吓得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而这冷汗在人身上都冻成了冰。这样的旅程，当不在少数。家属的随行让宦游不再孤单，但也带来更多的变数，比如旅途之中的死亡。我们下次再讲。今天的稿子感觉调子定高了，有点下不来，然而都是肺腑之言，下次放低点。谢谢大家。

【名词解释】

1.酷吏：是指用残酷的方法进行审讯，统治的官吏。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速其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2.循吏：“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除正史中有“循吏”、“良吏”的概念外，到元杂剧中又有了“清官”乃至民间的“青天大老爷”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