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2：梁涛 | 荀子为什么被逐出孔庙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梁涛老师。今天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荀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上一讲我们提到孟子和荀子都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分别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在人性论上，他们的观点则是针锋相对的。孟子主张性善论，而传统上我们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正是在这个人性论上的对立和分歧使他们后世的遭遇和评价也有很大的不同。

假如你有机会到山东曲阜孔庙参观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孔庙中有孔子的牌位，有孟子的牌位，甚至有朱熹、王阳明这历史上著名儒者的牌位，却偏偏没有荀子的牌位。孔庙是儒家的精神圣地，一个儒者去世后他的排位能够配祀于孔庙对他是莫大的荣誉。

一个儒者去世后，他的牌位能够列入孔庙享受祭祀，不仅是对他思想的肯定，对他个人也是莫大的荣誉。孟子有资格配享孔庙，而荀子的牌位则不能列入孔庙之中，这就反映出二人身份地位巨大的反差。

其实荀子在历史上也曾配享过孔庙。在汉代的时候，荀子地位也不在孟子之下。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为孟子和荀子共同列传，称为《孟子荀卿列传》并且认为孟子和荀子都继承了孔子的学业并发扬光大之，以学显于当世。说明司马迁是将孟、荀二人等量齐观的，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是“孟荀齐号”。

甚至有学者提出荀子在某些方面甚至影响超过了孟子。例如汉代的儒学包含了经学和子学两个部分。所谓经学是指对儒家的基本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这样一套学问。由于荀子年寿而且活到了秦统一之前，所以汉代的很多经师都是直接或间接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对汉代的经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以致有人把荀子称为是“传经之儒”。

汉代除了经学之外，也包含子学。所谓子学是当时的思想家对社会人生发表个人的见解和看法这样一套学问。像汉代的陆贾、扬雄、王符、仲长统等等，他们的这种思想都可以归为子学的范畴。由于荀子重视礼法，强调社会的治理，汉代的诸子也都受到荀子的影响。所以说在汉代的时候，荀子在某些方面的影响也不在孟子之下。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唐代著名的学者韩瑜写了一篇文章叫《原道》，在文章中韩愈提出我们儒家也有自己一个道统，那么儒家的道不同于佛教的道，也不同于道教的道。这个道统由来已久，尧把它传给了舜，舜把它传给了禹，（也就是大禹治水的禹），禹又传给了汤，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一直传到了孔子。孔子又传到了孟轲（也就是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孟子死了以后，这个道中断了，没有再往下传递下去。

我们知道孟子去世后，儒家还有荀子，而儒学列为官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是在汉代完成的。为什么韩愈说“轲之死，不得其传”呢？这当然和他对道的理解有关。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他所说的这个道，核心内容就是指仁义。上一讲我们提到孔子提出了仁和礼，这两个核心概念。孟子主要继承了孔子的仁学，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如果我们把仁义看作道的核心内容的话，我们就是肯定了孟子的正统地位，而认为荀子处于一种非正统的地位。

韩愈提出道统论有他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是在佛教、道教对儒学形成冲击和挑战的情况下试图重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以他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像当时的一些理学家朱熹等人都接受了他的这种道统观。

由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他把这个仁落实在它的性质上，因而他就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他要为礼寻找人性论的根据，因而他又提出了性恶论。所以说孟子和荀子由于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不同。

在人性论上也出现了分歧，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大多数的理学家是认可性善论，而否定性恶论的。像二程就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说荀子才提出一个性恶论的时候，他的方向就错误了。朱熹也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之说，也就是说我们要继承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而不是荀子的性恶论。正是由于这种性恶论是大本遗失的观点，使荀子的地位遭到了进一步的否定。

所以到明代的时候，荀子的牌位就被移出了孔庙，失去了配祀孔子的资格。在古人看来“從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一个儒者，能不能配享孔庙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荀子的牌位被移出孔庙，就标示着他非正统地位的一种确立，也是对荀子地位的一种彻底的否定。而当时人们移除荀子的牌位，就是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大本遗失，这种认为性恶论是大本遗失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代港台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就说，荀子虽为儒家但他的性恶说是触及人性中的动物层，是偏执而不中肯的学说，也是认为荀子的性恶论在理论上有着极大的局限。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史专家劳思光先生也说，由于荀子倡导性恶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走向了权威主义，另一个是他的学说滑向了法家，而正好荀子有两个弟子，一个李斯，一个韩非都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正好印证了这种观点。正因为如此，荀子的地位遭到了人们的进一步的否定。

当然也有学者为荀子的性恶论作出辩护，认为荀子讲性恶并没有什么问题，理由呢就是要和基督教进行类比。认为基督教既然可以讲性恶，荀子为什么就不可以讲性恶呢？荀子对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贡献恰恰就是他提出了性恶。今天的世界上有几亿人在信奉基督教，在相信人有罪（也就是性恶），那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就不能讲性恶呢？荀子讲性恶何罪之有？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一点，基督教是在有神论的背景下讲原罪，讲性恶的。那么人的罪或者恶正好突显了神的善，只有在神的这种恩典和救赎下，人才能得到拯救，所以说人有罪，神无罪，神派他的儿子帮助我们人类的赎罪。所以在基督教中性恶与这个有神论它是自洽的。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理性早熟，人们逐渐放弃了对人和神的信仰，特别是到了荀子这里，天已经被自然化了。所谓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讲性善论则肯定人的内在主体性，讲性恶则突出外在的权威。

但是在荀子那里又不承认圣王与常人在人性上有什么差别，认为圣人同样也是性恶的，这样一来第一个圣人或圣王是如何出现的？便成为无法解释的问题了，其理论是不自洽的。所以说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性恶论是“大本已坏”的判断，并没有错。宋儒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荀子思想的复杂性，误认为荀子只讲性恶，不讲心善，忽略了荀子同样肯定人有内在的道德主体，我们今天为荀子辩护，不必非要肯定性恶的合理性，而应对荀子人性论的复杂性、全面性做出准确的梳理和解读。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最近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荀子并不是心恶论，而是性恶心善论。我的这个主张有没有学术根据呢？为什么我提出这样的学术主张呢？到下一讲，我们再展开论述。

我是梁涛，我在喜马拉雅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