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公开课-给家长的礼物】包伟民：宋代的赋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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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包伟民。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黄宗羲【huáng zōng xī】定律，中国历史上国家向民众收税，主要是收农业税，地方政府用款由国家拨留。其实整个中国古代的制度基本都是这样，所有的税都是中央的，中央收完以后，看地方需要用多少就留多少，其他的调拨走。当然现在农业税已经取消了，并且有地税、国税之别，哪些是地方收入，哪些是中央收入都分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地区，地方收入不够，国家会再往下拨款。

但是在传统官僚政治结构下，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越发难控制，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中央政府是这样，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对中央政府来说，当财政开支越来越大时，它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向地方增调，假如中央政府以前给某州拨留一万贯（贯，是古代的钱的单位，旧时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你想再增加就不可能了，你的开支大起来我也不管了。

国家的税收得有个制度，不能乱收。但是如果不乱收，就满足不了财政开支，这就把地方政府放在了两头为难的境地，不得不违法增收。过了一阵，中央政府觉得事情不对要整顿。这个整顿多半情况是把地方收的各种杂税整理、并归，并到正税里将它合法化，当然有太过分的，中央也会将它废除，然后把地方的收入、所需要的开支再理一遍。但是过一阵子这个问题还是会重复。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历次赋税改革。比如唐代中期的两税法，中央就是把地方收的各种杂税都并起来，并入两税，并明确规定不能再乱收。但是，过了几年又开始了。宋初也整顿了一番，后来也是又开始了。另外一次最明显的就是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就是把各种杂征全并到田赋里去，按亩折算缴纳，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显著，各地后来又开始乱收杂税。

其实九十年代以来有一点非常类似，就是地方政府的各种杂费，我们不叫税，叫费。比如你现在大学毕业了要到外国留学，需要学校教务出出个成绩单，盖个章。一般可以申请十个、二十个学校，以前这个申请就要收费，一个章五十、一百块钱，一次成绩单出来几千块钱出去了。现在地方政府为什么这种情况少了？那是因为地方政府卖地了，现在地方卖地的收入进来后，顶替了那部分钱。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盐原来是专卖的。前两年有一个案子，有人跨地区买盐被判刑。那就是因为理论上盐是专卖的，有地区限制，我们现在没感觉是因为它不贵。

在历史上，盐利占国家财政收入很大比例，当然现在不能准确的说具体占多少。以宋代为例，宋代的财政基本上是实物财政，征收粮食、布帛等等，同时也收钱币，分成了两大块。

但是实物没法准确估价，因为不知道具体价格，所以只能说它收钱的那一块。北宋盐的收入大约是钱这一块的一半。南宋也是这样。北宋时期，卖盐的收入在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地方财政开支，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慢慢被中央收走，很多项目都是这样。中央收去后，地方很重要的一项收入就没了，只能想办法弥补。所以我刚才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原来留给你的东西，它肯定就不来动你，这一块蛋糕它也要动。动的同时必然会再出一个招，它对地方官非常严厉的说不能随便乱收费，不然就治罪。

其实这种现象早在北宋就已经不可收拾了，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增加现在听起来很无赖的收入。比如打官司，如果你是被告，我是原告，你输了被罚钱，因为你有罪，我打赢了，也得交钱，因为赢的很高兴，就要交喜欢税。当然各地具体个案都不一样，这只是各地记载留下来的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以盐再举个例子，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人负责出卖解盐事务，一个人每天吃多少盐，是有限的，但是他规定你每天必须吃多少，而且每天还会派人挨家挨户来查，如果你把盐偷偷留下来，他就怀疑你要卖私盐。卖私盐的罪很重。五代留下来的法律很厉害，卖几斤私盐就要砍头，如果你私自存盐，地方官员就怀疑你是不是想卖私盐，然后就罚你，非常无赖。

再比如，实物财政交税要交粮食，收粮食就需要量器了，这个量器叫斛。它得有个量尺，交粮食时上面要划平，如果凹下去交当然不对。但是粮食放在仓库里会有损耗，地方政府就规定百姓多交一点，在斛上面堆得高一点。多多少就没底了，但是堆高的那一点，量器没法量，所以实际上量的时候还是划平的，但是它又规定纳税者每一斗多交20%或者30%，叫作“斛面”，那就另外再量个20%、量个30%。有的记载一斗要堆高60%，这60%根本堆不上去，但是它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名目这么做。多交的部分也要分一下，交给各种机构。

再举个例子，宋代有个制度叫“和预买”，政府向百姓收税，除了粮食之外，另外还收一个重要的东西——绢帛，就是丝织品。绢帛当时大多数是用来给士兵做衣服的。政府税收的这部分不够用，就出钱向民众去买，并且强调不是强买强卖，我是和和气气跟你做生意，但是政府毕竟是强势的，所以特意前面加个“和”字，就成了“和买”。

我们知道春蚕农历4月丰收，再过两个月才能被织成绢或者帛，这就到农历6月了。但是偏偏养蚕的时候，正是农民青黄不接之际，新的庄稼还没收上来，去年的余粮可能就要吃完了。所以，这期间经常会有人因为家里没钱，去借高利贷。开始的时候，河北有个地方官，他说：那行我把买你绢帛的钱预先给你，等到绢帛织完后你再交给政府。所以这个政策就被叫做“和预买”。

开始的时候，很多民众觉得官府预先给的钱接近市场价格，也能及时给钱，这个政策还不错。但是政策会演变，变成什么样那就要看权在谁手上了。慢慢地地方官给的钱就少了，而且折价给。刚才我们讲了，淮南到江南很多地方原来盐是直接给地方政府的，因为盐很值钱，地方政府就拿盐折价付给民众，后来盐被中央收了，地方政府没有盐了，给不出来了。但是，你该交的东西还是要交，不能说不给盐你就不用交了，因为你交的东西是财政开支已经框定的，你不交财政就运作不了。于是和买就变成民众白交绢帛了。

但是这还不是故事的最后结果，最后结果是到了南宋初年。一方面，赵宋政府逃到了南方，开始军队数量没有北宋那么多，其他财政开支却很大，整个财政结构也在调整的过程中，苏南浙北一带的一个地方官就提出来，“现在又用不着那么多的绢帛了，民众交的绢帛，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折钱交上来。”大家看，开始是我拿钱买你的绢帛，后来我不给你钱了，你白交绢帛，最后反过来你要将绢帛折钱给我了。而且折价，理论上应该按市价折，实际上却是完全政府规定的价格，后来基本上超过市价三倍。这种和预买，从原来是政府与民间的市场交易行为，到南宋初年慢慢演变成了一种赋税，叫作折帛钱，是一个完全不讲政治伦理的典型案例。

但是买卖也有产地差异，有些地方没有政府要的东西，那就没有这个买卖行为，有的地方买得少一点，有的地方买得的多一点。有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浙江的嵊县有地方官劝老百姓说，“你们跟政府做买卖没好处，这个事情咱不做。”开始老百姓还不高兴，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个钱，为什么不推行这个和预买制度。可是到了南宋，它旁边几个县折帛钱负担很重，偏偏这个县没有，十分庆幸，因为它原来没买呀。

大家都很熟悉的朱熹曾说过的一句话，“历朝刻薄之法，本朝皆备”。就是说历代那些特别刻薄的征收赋税的法律，我们这个朝代都用全了。因为朱熹当过地方官，对地方非常熟悉。他总想干点善政，有一次在漳州当地方官时，他跟一个朋友写信，说：“这里有那么多的杂税，我到这个地方快一年了，其中一项我已经想尽办法把它给免了。但是还有一项最无理的，实在是免不了，因为免了以后，这个地方的军队就没有粮饷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杂税越来越多了。

但是反过来也不能说这就是绝对化，看材料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怎么准确把握住度，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一向讲到剥削总说一代一代比一代重，每一代都说剥削比前面重了，但是到现在中国人活的好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线性的、绝对的，而是必然有起伏。

在一段特定时间里，国家财政开支越来越扩大，对社会造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反论是，宋代赋税那么重，但是宋代经济社会蛮发达，城市也很繁荣等等，这个是共同存在的现象。无非就是大家在切蛋糕的时候，分的多少的问题。原来可能给一些有产阶级切的蛋糕稍多一点，到了后来，更多的是把有产阶级那部分蛋糕切给国家，当然基层民众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经过战争扫荡后，格局会变，有些东西也就完全做调整了。从宋到元结构要做调整，从元到明当然就更加调整了，是个大调整，所以在那必然存在起伏。如果一代一代宋代比唐代重、明代比宋代也重、到清代更重，那到了近代中国人估计全饿死了。所以我刚才讲的也不能绝对的去这样理解它，但是在特定的一段时间里面，比如南宋初年，为战争，军事财政压力特别大，现在留下的记载特别多，那是因为能够在历史上发声的肯定不是最基层的人，直接承担赋税的那部分人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至于最基层的农民，宋代末年有个叫方回的人，他记载说在现在浙江嘉兴的魏塘镇：“望吴侬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意思就是在今天苏南浙北的平原，一眼望过去茅屋炊烟无穷无极，全部是佃户。”在这段话后面他描写了佃户平时怎么过日子，称他们 “苟且辛苦过一世耳”。有些士大夫也偶尔留下一些关于基层民众生活的记载，这种情况，我想历代变化应该不会太大。

宋政权为什么对外不够强势，其中一点现在讲得比较多，就是军事制度，在军事制度上它有很多弱点，和先天的不足。先天不足就是它在建国时，北边的防御线是没有的，那时长城这一防御线、燕山山脉防御线在五代的时候就丢了，所以它防御线最北的就是现在天津海河这一线，属于平原，游牧民族等到秋高马肥的时候可以翻过山来到平原，用不着事先越过防御线，这对北宋政权来说防御就比较困难了。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没有战马。我国好的战马都是来自西北，但是西北地区不在宋朝制之下，使得它没有好的战马，所以骑兵比较弱。

在我看起来，历代不管是汉代、唐代，兵源主要还是来自西北，但是到宋代这些兵源也没有了。我们知道相比于西北，南方人毕竟不是太强壮。但是也不能说宋朝在军事上一无所成，比如防御战宋朝还是打得不错的，火药武器在宋朝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所以在南宋末年的守城战、防御战上火药武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宋以后火药武器就不怎么进步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最重要的是它最后碰到的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蒙古军队，那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挡不住的，换汉代、唐代，照样挡不住，当然你不能这样去做实验。所以说战争是多方因素起作用的。我读南宋文献的时候，有时会觉得这么一个朝代竟然能够苟延残喘多年，实际上如果没有蒙古人进来，可能还会好好活下去。

但是当时地方收税困难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责任最重的是县官，因为他们负责收税。到了南宋后期经常会出现一两百个县官的位置没人要去，因为这个位置实在不好坐，税收不上来，大家都不愿意去。当然如果是随便拉一个人去当县官，他当然就愿意去了，而且说他的资历到这个层级了，那些人就会想方设法换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位置，所以这些地方官位置经常会找人去替代，这些替代的人被叫做摄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很多制度是周而复始的，因为结构没有变。

我们刚才讲到的赋税制度，其实到了明代也是这个问题。张居正为什么要弄一条鞭法法，明代末年为什么崇祯要派三饷，所谓派三饷就是加税，这样一来很多地方人就不高兴，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在原来结构之外加税，但是它又不得不加税，因为财政上钱不够用了。宋代当时也有很多人说这看起来乱得要死的赋税结构，地方上到处乱收，于理不合，面子都过不去。那我干脆整顿赋税结构，直接提高田税行不行？但是对于当时的帝制国家来说，这个做不到。一方面是，政治伦理的制约，任何一个皇帝都不愿意承担这个增加赋税的罪名。另外一方面是，当时整个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来做从下到上整个赋税结构的调整，所以就只能在那苟延残喘。

到了南宋后期那怎么办——加印钞票，当时有了纸币，印了以后贬值？那再换一轮，就像民国时期金圆券一样，换一轮再印。后来“蟋蟀宰相”贾似道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每天要加印纸币，是因为我们国家每天要拿出钱来去和籴。当时所谓“和”有两种，一个是和买，就是买绢帛，前面说过了；另外一个是买粮食，叫和籴。因为军粮不够，原来那些该收的粮食都折成另外的东西交上来了，食物就不够了，得再掏出钱来去买，但是国家又没有钱，那怎么办，印钞票，而且这印钞票也很无赖，钱是政府印的，政府却规定不能完全拿它来交税。

当时南宋的规定叫所谓钱会中半，就是交税的时候，必须一半交铜钱，因为铜钱有铜材在里面，不怕贬值；另一半才可以交纸币，但是全交纸币不行。贾似道希望把国家当时开支比较大的一个源头止住，他说，我们买田吧，国家出钱买田，把田买进来以后租出去让百姓种，可以收租，粮食不就多起来了？这样就不必和籴，每天增印纸币，也就可以解决纸币贬值和问题了。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叫“公田法”，向谁买呢，当然向那些有田的人买，他自己也带头，交出来很多田地。买田也要钱，没关系，政府有各种代价券，比如说政府给你一个官告（官员的任命状），当然只是个完全空头的名声而已。

当时政府也一直零零碎碎在卖官，但是这不能作为财政的主要收入项目。一个基层的官位，折多少钱卖给你，和尚的度牒，就是和尚的身份证，折多少钱卖给你，等等。总之他用各种各样办法折价，用折价券给来抵。实际上就是，某种程度上把你的田给剥夺过来了，这样一来反对声就非常厉害了。

《水浒传》里的故事，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只得出逃，走到半路被原来救的那个女子的父亲认出来了，原来那女子在回原籍半路上，嫁给一个赵员外作妾。赵员外就把鲁智深藏在家里面，跟他商量说你总得有个出路，要不当和尚吧。这就需要有一个度牒，赵员外家里刚好留着一张，原本这个度牒可能留着有其他用途，上面一直是空的，现在只需要填上鲁智深的名字就好了。这个故事就反映了宋代的度牒制度，度牒是政府卖出来的，相当贵。

当时公田法反对的人非常多，而且都是中上层，尽管贾似道带头，大家还是觉得不好。

公田法主要在两浙（苏南浙北）推行。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是私田，国家收税，这个税额是多少，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估计，北宋的人有个说法大概是全部收成的10%，假设是10%；但如果田是国家的，属于官田，国家出租官田让你种，你交的就是租，一般得占全部收成的50%，那国家的收入不是多了？贾似道想用这种公田法把和籴的财政开支源头给堵住，结果没推行几年就推行不下去了，因为反对得太厉害了。

那些被买来“公田”在南宋末年交的从税变成了租公田法被废除以后，那些田又回到了原来田主手上，但是元代政府不管那么多了，你原来交多少现在就收多少，原来交的是租，现在就变成税了。所以历史上留下一个命题叫江南重赋，这个地方有些田收税收得特别重，因为从公田法以后它交的是租的额度，元代人就把它当税来收了。到了明代前期才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将它们摊平。很多制度是有延续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政治跟经济的关系。

讲到政治跟经济关系，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案例。关于宋代财政，讨论特别多的是关于“折纳”。折纳的意思就是，假设你这里原来政府税收收的是粮食，但政府现在收税的时候说，我今年的粮食够了不要了，希望你折成另外的东西来交，比如折成钱，这就叫折纳。当然如果政府用市场价格折纳那还说得过去，但是任何跟政府相关的交易都不可能用市场价格，这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各地征地拆迁那么麻烦，最大的问题就是补偿的钱不到市场价格，当然也有极少数坐地起价的，但大多数情况是补偿不足，矛盾特别厉害，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

我刚才讲过了折帛钱。什么叫折帛钱，原来是和买，之后我不给你钱了，最后叫你白交钱了，而且超过市场价格的三倍，这个钱叫折帛钱。另外一个例子就反过来了，我们刚才讲了盐，盐的专卖收入，江南地区开始作为地方财政收入，后来被中央收了去，但是还有一些地区留着，比如广南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整个北宋时期，广西是唯一由中央财政补助的地区，因为它经济相对的困难，所以，中央给它补助，到了南宋以后肯定就不补了，因为中央钱也不够了。

开始的时候，盐是由地方的财政部门出售，卖的钱地方就作为财政开支，后来中央财政总觉得这里面有利可图，想要把它收去。怎么收？我们假设，一般的经济史说卖盐，在国家专卖的制度下面有两种卖法，一种，官卖，一种，通商。官卖就是政府向产盐的人收来以后，自己运过去开一个店来卖；通商就是政府把卖盐许可证给商人，向商人征收专卖税。一般的经济理论都说，肯定是通商更合理，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很多历史书、经济史的书，通史的书都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制度都放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去理解，有的时候恰恰是让商人卖对地方损害更大，因为专卖的钱谁收了去了,这是个关键。

我们刚才讲了，北宋后期，中央政府怎么把南方地区盐的收入收归中央，就是因为中央把所有出售盐的权利都收到自己手上了，商人要向他买许可证，这叫盐钞，今年你付多少钱可以拿到多少盐去卖，这个钱完全落到中央的财政口袋里了。

广西的盐当时也是地方官卖的，这部分的收入地方财政部门就用了。到了南宋中前期，广西的盐也改通商了，一共四十万贯盐钞，由中央向商人出售。商人卖盐肯定在当地卖，广西人没盐吃也不行，但是整个过程地方政府就没有份了，这样一来广西的财政开支就不够了，最主要的是广西边境的驻军没有军粮了，那怎么办？广西的财政部门就动脑筋——折纳。办法是地方交的田税不收粮食了，改收钱，之后再到驻军的地方拿钱买粮食，折纳收的钱比当地粮食的市价高两倍，后来还要高。而且反复折纳，你交的粮食不行我不要了，你交绢帛吧，中间有个折价过程，再说绢也不要了，你给我交钱吧，又有一个折价过程，几次折下来，你需要交纳的税比原价就高了好几倍，所以广西就变成了这样。盐改成由商人来卖以后，表面看起来制度进步了，其实对地方的损害却更大。后来地方财政部门不停的抱怨，不停的向中央争取，中央再拨一部分钱还给它，诸如此类。所以任何政策都要把它放到特定的环境下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