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大学】朱熹为何将《大学》列为国学四书之首

各位同仁，大家好。上一集说了《大学》一书的作者，这一集要说说编者。作者是曾参，编者是朱熹。朱熹在南宋时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成《四书》，增加了它流传的简洁性，而且把《大学》推到了《四书》之首的位置上。

但是，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朱熹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学》并非是一种好现象，有可能会使《大学》这部书从原始的古本——曾参所作，变成了一本重新编订的书籍。

我出版了一部蝇头小楷写的《大学》《中庸》。我闭门写了将近七天，出版以后，我自己基本满意。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读者买了这部书，他回去一对照，发现这本书和他家里的《大学》《中庸》好像词语前后有些变化，有些增删。他瞬间意识到，难道这部蝇头小楷是抄写的时候，抄写错了吗？这可很严重。

于是他找到我的电话，给我打电话说，王先生，您这本书和我家里边出版社出的那本书一对照，好多语句不一样，是不是您写错了？我笑眯眯地告诉他说，没有错。您拿的那一本是古本《礼记》里面的两篇《大学》、《中庸》，而我抄写的是朱熹编定，元朝以后作为高等教育考试必考之书《四书章句集注》的《大学》和《中庸》。里边那些文辞语序的修改，不是我，而是朱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部书，最早程颢《大学》的改本已经做了一些变动，大致的框架是三纲领，解释三纲领，八条目，解释八条目。程颐的改本大致思路是，三纲领八条目，释三纲领八条目。朱熹《大学》的改本思路与程颐差不太多，也是先列出三纲领八条目，再依次一条一条地列出与之相对的释文。而朱熹比二程更进一步，不仅对《大学》原文有条理化的要求，还讲究文章严格的内在结构。 

所以他大胆地对《大学》整理,结果甚至是加写了一些文字，比二程的改本更加细致，但是也更多的非议。因为,他对经典强分为经和传，颠倒旧的次序，还补了一些所谓的“轶文？导致了率轻之意，而为历代学人所批评。

在我看来，朱熹有太过明显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在古典文本中加进自己的思想逻辑和文本的解释的主观内容，有过度解释之嫌，其功过同样明显。一方面从新的历史情景和问题出发，也就是说，他把春秋战国时期曾参所写的《大学》，到宋朝从当时的新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出发，激活了经典的意义，增加扩容了解释的空间。另一方面，过分为现实而阐释，或者为了表达自我对时代问题解决的焦虑，而形成对原始文本的若干的误读，导致了思想史上的不断的争论和不断的反驳。

那么，被朱熹重新调整秩序、增加轶文和大部分有自己阐释的《大学》，原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原来的《大学》一篇在《礼记》当中，大学的“大”在先秦时代读作太，太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 

其中《大学》、《中庸》等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的意思就是对人们应当遵循的礼节礼仪的一些记载。那么，《礼记》的“记”怎么能够上升到“经”呢？《礼记》最初的地位并不太高。

一般而言，儒家的经典分成三个部分，一就是“经”，经典、座右铭、指导性的纲领、纲要。第二是“传”，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解释。第三才是“记”，就是一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在经、传、记当中，“经”具有突出的重要的位置，而“记”属于最末的附加的价值，而《礼记》原属于地位并不是很高的“记”。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把《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合并为《三礼经》以后，《礼记》就从“记”的地位上升到了“经”的地位，成为了儒家的重要经典。 

其中《大学》和《中庸》在宋代又成为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中庸》就由《礼记》中的两篇，加上《论语》、《孟子》，朱熹把它合称为《四书》。到了宋朝，准确地说到了元朝以后，成为和《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而到了清朝，《四书》的重要位置超越了《五经》，因此，今天它们的顺序叫做《四书》《五经》。

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反对佛教的消极方面，唐代的韩愈提出了以《大学》为纲要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 

韩愈有一个学生叫李翱，就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于是，他们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了“六经”同等重要的位置。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思想更受到了重视。这些当然和朱熹的努力密不可分。

于是，朱熹在《大学》开篇加了一段提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意思就是说啊我的老师程颐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是孔子留下的书籍，今天我们认为是孔子门生留下的书籍，也就是说曾参所写，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的有个开端和终结的先后过程，而这个开端很重要。

《大学》就是进入学问第一篇，就叫开端入门之学。然后，第二本可以读《论语》，第三本读《孟子》，最后读难度系数很高，理论浓缩度很高的《中庸》。于是，学习者沿着《大学》所说的次序去学习。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读书就是循序渐进，最终达到了道德修养的境界。

那么，朱熹这个开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提示，表明了《大学》一书的无比重要性，它是进入广阔思想精神领域的第一部。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成《四书》，还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做了《四书章句集注》。“集注”就基本上是对原书的一些解释、断句。“章句”主观性更多，加了更多的我注六经的意思。

朱熹对《论语》、《孟子》是集注，对《大学》、《中庸》是章句。通过朱熹的努力，《大学》这篇短短的一千五六百字的论文、文章，就升华成一本重要的著作。尽管这部书很短，但绝不能小看，因为，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十四》再次强调了《大学》是“儒家入门”的重要著作。

经过朱熹的努力，《四书》的经典地位逐渐确立起来，并且风行于世。元仁宗皇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313年，《四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朝永乐年间，官修的《四书大全》颁行天下，作为知识者、士人的标准读本。科举考试以它为出题的依据，并以朱熹“集注”为标准答案。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经多次抬高《四书》的地位，从此以后，《四书》成为中国最普遍的读本，也成为超越了《五经》的最重要的典籍，深深影响了中国、中国的读书人和中国的知识群体。

各位朋友，下一集，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