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刘凤云：惩贪与治吏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康乾时期的清代中国》第六讲：《惩贪与治吏》。自古以来，贪腐必失民心，纵贪必至滋乱，因而惩贪也成为官僚政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康熙失之宽纵、雍正铁腕反腐

清朝将“贪”作为对官员八法处分中最为严厉的一项，规定但系贪官，一律革职，永不叙用。对于官员贪腐，清朝皇帝都有深刻的认识。康熙帝明确指示：“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为揭露更多的贪官，康熙帝允许御史“风闻言事”，就是准许御史可以根据坊间传闻弹劾贪黩的官员。但康熙治下的宽政还是容易滋生腐败，虽然他也诛杀了一些贪官，比较有名的当属户部尚书赵申乔的儿子太原知府赵凤诏，二品以上大员有总督噶礼、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噶礼与托合齐虽以贪墨被诛，而背后的原因却是与牵连太子党有关。所以，康熙帝惩贪终归还是失之宽纵，用雍正帝的话说就是“未曾将侵蚀国帑、贪取民财之人置之重典”，以致吏治因循废弛，弊端丛生。

(赵申乔)

雍正帝继位，面对的是国库亏空千余万，大小婪赃案不可胜计的局面。他深切地感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所以，登基一个月，雍正帝宣布全面清理钱粮，谕令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可以说，雍正帝以清理国库钱粮为名，刮起的是一场整治官场贪腐的政治飓风，几乎将所有的官员都卷入其中。而查处的结果，更是自督抚到州县，几乎无官不亏空。当时，对于亏空的原因，朝廷中不乏“因公挪用”的说法，因为清朝的地方财政拨款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但是雍正帝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亏空主要在于官员借端侵渔，知县等官员直接侵蚀库银，然后行贿上司，一旦追查便开始挪移掩盖，受贿上级为其隐瞒，迫令新任官员接受亏空。新任官员又借此挟制上司，任意侵蚀，形成贪污亏空链。

所以，雍正帝即位后便将清理亏空和惩贪的重点放到了地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发现，每一亏空案的背后都能牵出一条利益集团的关系链，仅隆科多受贿案就牵扯到赵世显、满保、苏克济、甘国璧、吴存礼、鄂海、佟国勷、李树德等8名督抚行贿，而且他们自身都背负着巨额亏空。如山西巡抚苏克济是被康熙帝称作居官安静的“好官”。雍正元年（1723），由潞安府知府裘章等诸多官员首告，苏克济以450万巨额亏空被逮。随后，苏克济承认其借称军需之名支取官员俸工银，然后婪入私囊，并收受年节礼品、生日贺礼，并五次大计考核官员、入京谒见等项，共侵吞银425万余两是实。又如，江苏亏空案是由巡抚尹继善等人查明的。尹继善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雍正六年（1728）末查出，江苏本省亏空260余万，外省咨追银共170余万两。前任江苏巡抚吴存礼一人亏空库银达40万余两，全部用于行贿。从吴存礼那抄出一张行贿的单子，上面记着他行贿京城的王公贵族及大小官员名单，有大学士5人，部院尚书、侍郎30人，王公贵戚14人，而总人数竟达219人。

(尹继善)

山东巡抚李树德任内的钱粮，“无着银三十万余两，无着谷十二万五千余石”。被查审后，有一份《帮助借给族人亲友捐纳银两清册》，上有“四十一员，共计帮助借给捐助银五万一百两”，其中有他的族叔、族兄弟、堂叔、堂兄弟等。另据《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李树德“为伊亲戚捐纳有八十余人”。

(《雍正朝起居注册》)

面对巨额的亏空，清查不过是发现问题，而弥补亏空才是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雍正朝与康熙朝不同的是：一是亏空官员一律革职赔补（先前康熙朝允许革职留任赔补，官员可以利用在任的机会继续敛财）；二是落实失察上级分赔的政策，即连带责任制，所谓的“州县力不能完，则上司有分赔之例”。康熙朝虽有此定例，但并未很好执行；三是追缴家产更趋严厉。不仅将亏空官员本人监禁，家产抄没，而且追及子孙家人。

雍正帝惩贪、追赔有句名言：“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作个穷人。”发此狠话，既反映了雍正帝惩贪的坚决，也说明他对国情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官员贪污多是为家庭子孙谋利。所以，他对惩治贪官的要求是“籍没家产”“父债子偿”。在雍正帝看来，贪官婪取之财都是“肥身家以长子孙”，必欲穷追，不惜严刑夹讯，且不吝功臣勋戚。

(雍正帝)

由于专制制度赋予了皇权至上的原则，所以雍正帝的这些措施得以顺利的实施。经过七年有余的严厉整顿，吏治与财政均见成效。在这个过程中雍正帝不是孤立的，他启用了一批官员。具体做法是，在中央成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各省督抚大员，全部换上以“风力”著称的干练能臣。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雍正帝更换了10个省的巡抚。如山西巡抚诺岷、江西巡抚迈柱、河南巡抚石文焯等，他们与地方亏空没有瓜葛。与巡抚同步更换的还有布政使。布政使的更换更是频繁，14个省在雍正元年（1723）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其中山西、山东、安徽、湖南、湖北五省进行了两次以上的更换。这种对布政使和巡抚的频繁调动，明显是出于如何贯彻和推行清查亏空这一重大举措的人事考虑，也表达了雍正帝清理亏空的决心和力度。而在此过程中，雍正帝又实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与改变低俸的养廉银制度。

雍正帝整饬贪官，可谓铁腕反腐，横扫了官场的污浊之气，对官吏起到了警示作用。乾隆帝评价说：“我皇考临御以来，澄清吏治，凡此等官侵吏蚀之习久已弊绝风清。”“虽满汉官员等用度不能充余，然无甚贫甚富之别，且不贻后日身家之患。”而时人也有评价说，雍正朝的官员人人都是清官。所以，雍正朝13年的统治，官员中以贪致富者基本得到整治。在乾隆帝接收的政治遗产中，官僚群体中形成一个“无甚贫甚富之别”的阶级状态，这很似一个王朝的创建伊始。故有了乾隆初政崇尚宽大的现象。

但自乾隆六年（1741），乾隆帝发现侵贪之案渐多。指示尚书讷亲、来保，将乾隆元年（1736）以来侵贪各案人员，实系贪婪入己，情罪较重者，查明后陆续发往军台效力，以为贪赃者之戒。对于贪官，乾隆帝与其父有着相同的认识。他曾说，贪官“甘陷重辟，忘身殖货，以为子孙。”他举例说：“云南省之戴朝冠直取库银付原籍置产，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刘樵侵蚀多至累万，而伊子且捐纳买官。此等之人，尚使其肥身家而长子孙，将明罚敕法之谓何？”

在执政十余年后，随着各省贪污亏空案渐多，乾隆帝认识到，贪污者渐多，实缘该管上司见乾隆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于是做出了由宽向严的政策转变，特别是在管官治吏方面，他继续雍正以来的风力作风和铁腕手段，严惩贪官。乾隆帝的做法是，凡因贪入狱的官员，原定死罪，在秋审时一旦限满不能完赃者，就勾决处死，不再给以缓决。他解释这样做，是因为向来侵盗贪婪限满之后，不过永远监追，不判死罪，于是这些人侥幸于拖久就会得到赦免，以致贪吏公然视国帑为私藏，任意花销侵蚀。

(乾隆帝)

甘肃冒赈案�

尽管如此，到了乾隆后期，被压制下去的贪污及钱粮亏空案还是在各省悄然滋生了，最为称奇的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甘肃捏灾冒赈案，揭出全省官员集体贪污。在这起案件中，自封疆大吏至州县牧令近60余人以侵盗钱粮罪被处死，其余免死发配边疆者57人、抄家者165人。乾隆帝称之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接下来我们具体讲一下此案。

先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的粮食仓储不足、而现存库银又不足以买补为由，奏请在甘肃开捐粟纳监之例（许民人出钱买监生身份），户部议以本色（粮食）报捐，奉旨允行，并将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任甘肃主持捐监事宜。王亶望，山西临汾人，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出身官宦人家。初为举人，捐纳得知县，累官至布政使。王亶望到任甘肃后，将原定各州县捐监统归于首府兰州办理，布政司衙门也在兰州，从而掌控了全省的捐监事宜，并将征收本色粮食私自改为征收折色银两，随后串通全省官员将折色银两侵冒入己。为掩盖侵盗行为，他们谎报甘肃连年遭受旱灾，将上报的捐监银两数额以赈灾名义陆续奏销。

由于王亶望等在开捐半年即称报捐人数近两万，捐粮82万石，引起乾隆帝怀疑。乾隆四十年（1775）春，乾隆帝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查验，因事先得到通报，没有查出实情。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宁夏道台王廷赞补授甘肃藩司，折监冒赈一如从前。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循化厅苏四十三率众起义围攻兰州，总督勒尔谨被革职，藩司王廷赞自请捐银四万两以助军饷，而王亶望在此前浙江海塘工程内也曾捐银五十万两之多。王亶望、王廷赞等何以家计如此充裕？这又引起乾隆帝的怀疑，断定其中必有侵欺之弊。

当年五月，乾隆帝派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与陕甘总督李侍尧前往甘肃严查。特别是，在办理苏四十三一案时，阿桂等屡次奏报得雨，乾隆帝始获悉甘肃历年旱灾请赈全属虚报，又经李侍尧遍省访查，得知“通省粮石尽属纸上虚文。”即甘肃从未买过一粒粮食。至此，数年以来，将捐监的粮食改为捐银，随后私分银两、以救灾冒销的奇贪大案终于大白于天下。而如此大规模且持续六七年之久的贪赃，其直接的后果不仅仅是吏治的全面败坏，更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这些贪官除了将捐监银两全部侵蚀之外，还侵吞了各州县的钱粮。

据李侍尧奏陈，兰州、巩秦、平庆、甘凉、西宁、宁夏、安肃等7个道的仓库，通共亏空银八十万九千余两，粮十九万六千石。皋兰等34厅州县仓库共少银八十八万八千余两，亏空仓粮七十四万一百一十余石。

贪腐何以难禁�

在乾隆后期，腐败并非个别，除了这起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主导的捐监冒赈案之外，还有山东巡抚国泰等婪赃营私案、两广总督富勒浑贪赃不法案，以及闽浙总督伍拉那婪赃受贿案等，都是督抚大员的贪腐。而乾隆帝也从来不吝杀伐。乾隆一朝被诛杀的二品以上大员，共有20余人之多，贪纵枉法者如恒文、蒋洲、良卿、方世俊、王亶望、国泰、陈辉祖、郝硕、伍拉纳、浦霖等督抚大吏接踵被乾隆帝处死。这种状况，不要说康熙朝没有，即以严猛著称的雍正朝也是见不到的。但是，乾隆朝的吏治不要说不及雍正朝，甚至也赶不上康熙朝。那又是为什么呢？问题在于乾隆帝在制度执行上贯彻不力。如雍正年间的官员亏空分赔之例规定甚严，凡属掩饰，“朦混徇庇之该管上司”都逃不掉分赔的处分。乾隆元年（1736）虽沿袭了分赔的规定，但在实施“惇大之政”的过程中，分赔已不见了踪影。还有，乾隆帝处理贪官全凭其个人的好恶，如我们前面讲到的云贵总督李侍尧，本应以贪纵婪索之罪按律正法，在乾隆帝的庇护下不仅保住了性命，第二年又用为陕甘总督，而后始终在总督位上。乾嘉时期的大学士王杰对乾隆后期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直接指出与乾隆帝的宠臣和珅有关。他说：“乾隆四十年以后，有擅作威福者，箝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为自全之计。而费无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餽送之外，上下又复肥己，久之习以为常。”

可见，在乾隆朝，法制规章常常被皇帝个人的意志所取代，官僚大臣的赏罚生杀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而面对乾隆的高压政治，官僚往往会寻求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在官场上求得相安无事。于是，“上和下睦”、瞻徇袒护，成“沾染日深，牢不可破”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专制权力毫不顾及常规的约束，官员的秩序感便会被这随意性搅乱，出于对皇权的畏惧，官员的盲从、官风的懈怠，乃至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便成了官僚政治中颓靡的必然现象。

这一讲我们重点讲了雍正帝的铁腕反腐，用以说明雍正朝13年的强而有力的整顿治理，对国家政治的清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乾隆帝惩贪反腐虽仍有力度，但缺乏一以贯之的有效性，也缺乏用人及行政处分标准的一致性。

感谢收听！

第六讲复习课

您好！刘老师第六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自古以来，贪腐必失民心，“纵贪必至滋乱。”惩贪是官僚政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清朝将“贪”作为对官员八法处分中最为严厉的一项。规定但系贪官，一律革职，永不叙用。

对于官员贪腐，清朝皇帝都有深刻的认识，康熙帝曾明确指示：“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为揭露贪官，他允许御史“风闻言事”。康熙帝也曾杀过贪污的高官，但导致这些官员被杀的根本原因却不是贪污。康熙帝惩贪终究还是失之宽纵，导致吏治因循废弛，弊端丛生。�

雍正帝继位后，以清理国库钱粮为名，刮起了一场整治官场贪腐的政治飓风。雍正朝在弥补亏空的执行力度上远超过康熙朝，尤其是追缴家产更趋严厉。如雍正帝所说：“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为贯彻反腐，雍正帝不惜大幅更换督抚，同时实行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雍正帝的铁腕反腐，横扫了官场的污浊之气，对官吏起到了警示作用。

乾隆帝登基之初，官僚群体“无甚贫甚富之别”，故而施政崇尚宽大。执政十余年后，面对各省贪污亏空案渐多，乾隆帝做出了由宽向严的政策转变。他继承雍正帝的风力作风和铁腕手段，严惩贪官。尽管如此，到乾隆后期，屡发贪腐大案，乾隆帝也从来不吝杀伐，但乾隆朝的吏治不及康、雍两朝。一是因为乾隆帝在制度执行上贯彻不力。二是他处理贪官全凭个人好恶，法制规章常常被其个人意志所取代，缺乏用人及行政处分标准的一致性。

以上就是本讲的重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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