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刘凤云：朱批奏折与军机处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康乾时期的清代中国》第四讲：《朱批奏折与军机处》。这一讲要说的是清朝在国家行政方面的特点、能力与效率，还包括各种权力关系等。在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朱批奏折与军机处是清朝中央集权或者说皇权高度发展的产物。仔细想想，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无论是朱批奏折还是军机处，都是清朝皇帝对统治危机研判后的产物，至少最初的集权目的没有那么强烈。

奏折与朱批

我们先说奏折与朱批。奏折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文书制度。清初的文书制度原本是沿袭明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而题奏本章都不能直达皇帝，须先送内阁由大学士阅览票拟提出意见后，再进呈皇帝裁夺，这样既费时又易泄密。而奏折制度则不同，它是清朝的独创。它的最大特点是，奏折只限于皇帝和上折人两人之间，私密性很强。写好的奏折经具折官员的家人或随从亲自送达京城皇宫，由皇帝亲自开启，用红笔批示，所以又称“朱批奏折”。皇帝朱批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上折人执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奏折还是大臣官员给皇帝打的秘密报告。而且康熙帝多次要求一些武将出身的满洲官员亲自书写，告之不要怕字写得难看。

(朱批奏折)

奏折也称折子，最早的记载见于顺治十三年(1656)，因是孤证，而且实物至今尚未发现，故史学界一致的看法是奏折始于康熙朝。从目前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和汉文朱批奏折档案来看，满文奏折在康熙二十年（1681）之前的不超过10件，最早的一件为康熙十二年（1673），汉文奏折最早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这一时期清朝刚刚结束了平三藩的战事，反清的思潮尚在，尤其是作为士大夫聚居的中心——江南。这群士大夫亲眼见证了清军入关的野蛮杀戮，“亡国亡天下”是他们心里的剧痛。因此，康熙帝急需对全国特别是江南地方动向进行了解，他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用康熙帝的话说，就是清朝的统治“素未孚洽”。所以，在平三藩后他拒绝上尊号，并开启了他的南巡之路。

（平定三藩）

从奏折的内容以及有权上折子的人员来看，最初的奏折很像是皇帝打探地方事务的一个渠道，如织造曹寅、李煦等人作为上三旗包衣出身的人被派到江宁与苏州，他们有奏折权就是扮演着打探的角色。例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曹寅奏报赈灾米到江淮发放的情形以及地方米价等。康熙四十二年（1703），李煦奏报苏州缺雨并高士奇病故。特别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康熙帝废太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重新恢复废太子的储君身份。当时围绕储君之争，中央与地方均有不少官员涉入其中，所以要李煦等人奏报江南的情形。同时严厉告诫李煦：“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道尔即招祸矣。”他们上奏的内容与其官职并无多大的关系，但他们与皇帝主奴的关系使得这种情报更具有可靠性。

(李煦奏折)

此外，还有对官员的监督。康熙帝经常让官员相互监视，以据此了解官员的能力、操守等。康熙四十年（1701），山西巡抚噶礼在奏折中说：“奉上谕，于山西所属道员以下官员内，若有清廉爱民者，著奴才具折开列送内阁。”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又问噶礼：“新布政使何如？绰奇何如？走时说了什么？赵凤诏较前何如？”这种书写的口气更像是二人之间的书信，可以有更多更深内容的交流，特别是在请安折、谢恩折中，很容易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感。

(康熙皇帝)

此外，奏折还是君臣之间商讨行政事务的一个平台。地方督抚如有重大举措，又拿不准可行与否？不知皇帝的意图如何？就会在折子的后面说上一句以试探皇帝的口风，以此来降低自己的政治风险。而康熙帝也通过奏折对官员提出警告。康熙四十年（1701），阿山继任两江总督后，多次荐举张四教。康熙帝的批示是：“尔谓张四教居官好。据巡抚高承爵奏称：皇上南巡时，张四教派银十万余两。尔二人之言，为何迥然不同耶？妄行保举人，应多加谨慎。”

久而久之，奏折的便捷和机密使康熙帝感到了它的必要，成为他了解民间政风舆情、下达秘密指令的重要渠道。他说：“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从而加强了皇权。所以，任何制度的形成，都不完全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按照需要去完善的。

雍正帝继位以后，先将康熙朝在官员手中的奏折一律收缴，虽动机被说成是出于对自己皇位合法性的担忧，但客观上却使这些奏折得以保留，是做了一件对还原历史有意义的事情。在雍正朝，奏折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凡属机密或应速递上奏的国家庶政，都可以用密折先行奏闻，而且奏折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机密文书的奏折逐渐演变成非机密文书，被普遍使用。而且，还在制度上建立了存档。即奏折经朱批后，先要由军机处抄录一份，以供有关衙门传抄和存档，称为“录副奏折”，然后再发还本人。个别机密之件，皇帝认为不宜公开，就留在宫中，不抄录，称“留中”。

(雍正帝)

在康雍乾三位皇帝中，雍正帝是利用奏折达到极致的一位皇帝。据记载，雍正帝白天接见廷臣，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他每晚批折少则20—30件，多则50—60件，在他执政的13年里，保存下来的朱批奏折有4万余件（汉文3.5万余件，满文6000余件），而且雍正帝的朱批常常千言立就，数百字、数千字的朱批很多，还有很多是夹批。有人评价说，雍正帝对朱批运用得巧妙和有效，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的确，雍正不仅将皇帝的执政理念置于朱批中，且其中还不乏嬉笑怒骂，将他与大臣们的关系及情感表露无遗。如雍正二年（1724），川陕总督年羹尧上谢恩折，雍正帝有一很长的朱批，他告诉年羹尧，其长子年熙一直生病，他找人算命，说是因为年羹尧“克子”，所以做主将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并告诉年羹尧，隆科多对此事表示欣喜与感激，年羹尧之父也很“感喜”。雍正还反复强调“朕亦不曾欺你”“朕实不忍欺你”等。对于雍正帝朱批中充满深情的话，孟森先生曾评价说：“此批纽合年、隆，恳切竟非人所料，岂但从古君臣所无，家人父子间亦少此情话。”而雍正帝类似的批示却非常多。相关研究，台湾学者杨启樵较早就有成果，在此就不赘言。

(中国近代清史学家孟森)

乾隆朝，奏折成了国家的正式官文书，首先是上折子人的资格，只有高级官员，如文官、京官三四品以上或翰詹科道官员，地方官按察使以上或负有特殊使命的钦差官员，以及武官需总兵以上等人，方有资格用奏折奏事。其次是对公文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严格的规定，违者会受到处分。

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又谕令停止奏本的使用，从而使奏折与题本并重，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最终取消题本而专用奏折。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他一些单位的70多万件朱批奏折和百万件录副奏折，已成为研究清朝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奏折与朱批，作为清代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的重要记录，也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原始档案，表达的是没有修饰过的历史。它剖开的社会断面，可以“近距离”向我们展示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社会面貌，甚至带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它可以告诉我们，清朝的掌权者是怎样借助奏折与朱批实施政治方针的，又是怎样将整饬吏治、监察民情直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达到集权的目的的。

清朝政治上的独创——“军机处”�

下面我们再说清朝在政治上的另一个独创——“军机处”。军机处通常是以中枢机构来讲述的，认为它是在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丞相制度之后，对传统中国国家中枢机构的最后一次变革，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中具有专制政治顶峰的重要地位。自民国以来，凡关乎清朝政治制度的研究，必言及军机处。有一种结论在学界已达到很高的认知，即“军机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产物”。

(军机处)

但军机处为何不出现在别的朝代而出现在清朝？这恐怕与满人的行政习惯有关。早期在关外，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有“八王共议国政”的传统，入关后又有被称为“国议”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置，特别是康熙朝，凡属重大军事活动皆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而在议政大臣会议有了“国议”的地位后，康熙帝在1677年（康熙十六年）又在乾清宫内设“南书房”，最初只有两人，多的时候也不过十几人，主要的职责是陪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但由于经常在皇帝身边，便得以不时参与机密谕旨的草拟，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为打压大学士明珠及其党羽，就授意入直南书房的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去完成。而高士奇以六品官员入直南书房，到后来官员们对南书房趋之若骛，正可说明南书房的非正式御用机构的作用及其变化。而南书房所具有的在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人数少、不易泄密等特点，与后来的“军机处”多有相似之处。

但军机处产生的初衷却并非为加强皇权，相反，它是雍正时期边疆危机形势下备战需要的产物。

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后，准噶尔部又接连出现了父子两代枭雄——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零。策妄阿拉布坦曾派兵越过戈壁进入西藏，杀死拉藏汗，欲取而代之，于是有了康熙末年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统兵入藏之举。雍正元年（1723），又有厄鲁特蒙古和硕特汗继承者罗卜藏丹津在青海的叛乱。雍正帝依靠年羹尧平定叛乱后，派使臣前往准部赐给噶尔丹策零洪台吉的称号，并希望他交出逃跑的罗卜藏丹津，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但噶尔丹策零既拒绝交出罗卜藏丹津，也拒绝了雍正帝的封号。

因此，对于雍正帝这样一位铁腕人物而言，解决西北准部的分裂势力势在必行。于是，在他完成对政敌的清算，确立起自身统治的绝对权威之后，便决定着手处理西北问题。于是在雍正七年（1729）就有了为办理西北军务而设的军机处，开始准备对准部的战争。随后在雍正九年（1731）和雍正十年（1732）与准噶尔部打了两场大战，一场是在和通泊打了败仗，另一场是在光显寺险胜。一胜一负打了一个平手。

这期间，军机处展现了在保证皇权行使的有效和便捷方面的优越性，使雍正帝对它有了新的认识，随后便将其纳入行政中枢体系。

首先，可以入军机处的官僚完全由皇帝亲自选用，军机处仅设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二职。军机大臣名额无定员，多寡随皇帝所欲。最初仅3人，后增至4到8人，最多时达11人。主要在大学士中选用，六部尚书、侍郎，以及院寺堂官中偶有当选者，属于特简，还有少数人是由军机章京升任的。

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也称“军机司员”，最初人数无定额，至嘉庆四年（1799）定为满、汉各16人，分满、汉各8人为一班。军机章京多在内阁中书中选用，六部主事、院寺司员中也可保送。其职责专办文稿和记录档案。

军机处所有的人都属于临时差遣，人在军机处办公，编制和官职仍在原有衙门中。而且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之下无属员。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之间虽有一定的隶属关系，但又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这就是所谓的“有官而无吏”。

其次，军机处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机构，没有办公衙门，仅有值房。值房位于隆宗门内、乾清门外西偏小平房内。小平房原为板房，乾隆初年才改建瓦屋。因地近宫廷，便于宣召。故有学者将其称为内廷机构。

综观军机处的全部活动，它的职掌基本上可归纳为办理文牍、备顾问两项。办文牍，包括处理下行的皇帝谕旨和上行的官员奏折，下行的有明发上谕和寄信密旨。备顾问，包括对所有皇帝交议事件提出建议。其中大者为施政方案、军事方略，小到官员任免、奖叙、参劾等事；甚至皇帝进住圆明园和热河避暑山庄，以及狩猎、出巡、祭祀等活动，亦必须令军机大臣扈从陪侍，以备顾问。可见，它更像是一个咨询、顾问兼秘书的机构。

军机处官员精干，年富力强，办事速捷。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共商国家大事，乾隆朝傅恒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后又有所谓“晚面”，即在白天集体见皇帝后，晚上再度奉召，说明军机处建立后，并非强化了皇帝的独裁统治，而是清朝皇帝沿袭满洲传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种行之有效又十分快捷的解决问题的机构，不否认它在使用过程中对加强君权有着重大的作用，所以清朝皇帝有意识地去加强和发展了它。

另外，军机处建立之后，未被调到军机处的大学士在内阁主持工作，他们负责阅读有中央和地方上达的题本，然后“票拟”出处理意见，皇帝认可后正式下达。由于军机处设立后，军国大政都由军机处处理，国家中枢亦偏重于此，所以有人说军机处设立后，内阁成为“闲曹”。其实不然。在乾隆朝每年经由内阁票拟的各部院的题本多达6000余件，内阁处理的是国家的日常行政事务，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中央机构。军机处以处理重大军国事务为主，而内阁与军机处只是皇帝指令下达的不同渠道而已。而且，军机处依然承担着某些西北边疆的行政事务，一些学者也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总之，清朝对国家机构的建设，虽说是承继了明制，但作为马上得天下的边疆少数民族，更倾向于以高效、简捷为治国风格。

本讲课程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第四讲复习课

您好，刘老师第四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奏折

清初的文书制度沿袭明朝，题奏本章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提出意见，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

康熙帝首创奏折制度。官员写好奏折后托人交给皇帝亲启，皇帝朱批后再交人发回官员，中间不经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

从奏折内容及有权上折子的人员来看，最初的奏折很像是皇帝打探地方事务的渠道。此外，皇帝还通过奏折监督地方官员，与大臣商讨行政事务。

久而久之，奏折的便捷和机密使康熙帝感到它的必要，成为他了解民间政风舆情、下达秘密指令的重要渠道。

雍正朝，奏折的使用范围扩大，涉及内容也十分广泛，作为机密文书的奏折逐渐演变成非机密文书，被普遍使用。雍正朝还建立了奏折存档制度。

乾隆朝，奏折成了国家的正式官文书。对上折人的资格、公文程式、运转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规定。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谕令停止使用奏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取消题本改专用奏折。

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为办理西北军务设军机处。

雍正帝看到军机处在保证皇权行使的有效和便捷方面的优越性，便将它纳入行政中枢体系。军机处的职掌主要是办理文牍和备顾问。军机处官员完全由皇帝亲自选用，属于临时差遣。军机处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机构，没有办公衙门，仅有值房。军机处设立后，内阁并没有成为“闲曹”。军机处以处理重大军国事务为主，内阁主要负责日常行政事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以上就是本讲的重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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