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刘凤云：经济家与精英官僚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康乾时期的清代中国》第八讲：《经济家与精英官僚》。上一讲我们讲到，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实体所无法取代的，特别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尤其如此。国家或者说君主对社会的控制，是靠政府出台的政令、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并改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就是这中间的桥梁。换言之，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一个好的政府以及政府中的官僚，这一讲，我们将讲述组成政府的一批官僚。

何为经济家

在对康乾时期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中，我们观察到，清王朝是由一个规模不大、人数不过2万余人的“小政府”治理着，因此这个人数不多的“小政府”就更需要一批具备实务经验、历练丰富，并在国家行政及社会经济领域里掌握行政技能的管理型人才，我们把这些官员称为“经济家”或精英官僚。

那么，何为经济家呢？“经济家”的称谓，出自于近代知名学者兼官僚曾国藩与张之洞。曾国藩将原有的“义理”“词章”“考据”三种学问改为四种，从“义理”中划出“经济”一类。张之洞则直接说，“理学家”之外别有“经济家”，又指出，如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等诸家皆为经济家之显著者。而上述被称为经济家的人恰恰都是生活在雍乾时期的官员，他们大都有官至封疆的经历，距曾国藩、张之洞生活的年代不过百年左右，评价的客观性当不容质疑。另外，被誉为近代经世学先驱的魏源，则是将这一群体包括一些没有入仕当官的士大夫的奏疏与文章编辑成书，直接命名《皇朝经世文编》。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家都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官僚。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但却是一群关注国计民生，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提出改革方案并能身体力行的行政官僚，也是一群以经世致用为政治抱负的经世官僚。

(《皇朝经世文编》)

提到经世学，有一种观点就是，17世纪的经世学产生于明清鼎革、国破家亡的历史环境，19世纪的经世学面对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而18世纪只有考据学一家独大。这一观点值得商榷。18世纪主要是雍乾时期，理学虽不占主导地位，但没有销声匿迹，上述经济家中不乏推崇理学的学者，如李绂、陈宏谋、朱轼、刘统勋等。陈宏谋明确提出要“以醇儒之学术，发为名臣之经济”，“本经术以经世，言近而指远”，是他们这一代学者官僚对理学与经世致用关系的最直接阐述，表述的是理学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胸怀。面对康乾时期人口增长的社会压力，他们以“肆力于学，务求实用”的积极入世精神，去解决诸多现实问题。所以18世纪经世学的倡导者不再仅仅是一些文人学者，而是身体力行的行政官僚。

(李绂与《陆子学谱》)

雍乾时期的经世学在变化中得以延续，它将传统儒学自身的能量和张力，通过精英官僚将政府维护及民生关注的政治诉求激发了出来，波及到上层精英集团，特别是那些负有封疆职责的督抚，他们作为地方最高行政官僚，除了为保护自身的利益与皇帝周旋外，也会发生角色的转变，即在贯彻君权意志的同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内在自觉性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释放出来，从而在管理及解决民生问题方面使自己成为专家或者是时人所说的经济家。

所以，那些被称为经济家的精英官僚不仅代表政府进行决策以实现政府乃至国家意图，他们还将目光放远至关系社稷长治久安的民生问题上，其作为更多的表现在农业、粮食、赈灾、河工、水利、漕运、采矿、钱法等经济建设领域，针对制度与政策的缺陷采取了一些有创建性的措施。官僚的职责已由传统的钱粮与刑名，延伸到经济事务中。我们不妨以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为例进行讲解。

（1）孙嘉淦

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他之所以能以“骨鲠敢言”闻名，只因他做了两件事。一是雍正帝继位，上书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此时他不过是个七品翰林官。二是十三年后，乾隆帝登基，又上三习一弊疏。借指称时弊，提醒新帝。所以，孙嘉淦以“有胆”被朝野共知，导致后来有人指责朝政，便借孙嘉淦之名上书，即“伪孙嘉淦奏稿”一案。一般我们对孙嘉淦的了解更多是停留在他“有胆”上，然而他的价值更在于“有识”。

乾隆三年（1738），孙嘉淦由吏部尚书授直隶总督。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当时因违反严厉的禁酒令被关进狱中的成百上千的民众，提出弛禁。清朝实行酒禁，是为了保证民众的粮食所需。孙嘉淦指出，“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并说，如果为粮食起见，只有黄酒必用小麦，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等，高粱不是主要粮食，而豆皮等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酒糟可饲养六畜，化无用为有用，是有益的事情。而且他的话中还有现代意义的价值杠杆及市场调节的理论。他说：“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舍性命争之。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他的奏疏上达后，乾隆帝接受了他的意见，下诏弛禁。

孙嘉淦做的另一件事是修治永定河。时朝廷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管直隶河工，于是孙嘉淦提议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在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随后（乾隆四年正月）又引永定河经天津归海。但问题是，如果河水在归海中途梗阻，必更加漫溢为患。若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于是孙嘉淦率领众官员实地勘察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当夏兴修”。历时一年九个月，基本疏通境内大小河道，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乾隆帝十分满意。但随后出现了因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各州县田亩被淹的事情，但乾隆帝也仅以孙嘉淦失计责备之，并未治罪。

(孙嘉淦)

（2）陈宏谋

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恩科进士，翰林院检讨出身。是一位外任30余年，历官12省的资深行政官僚。他做官无论时间长短，必关注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当革者，次第举行。对州县村庄河道，绘图挂在墙上，反复审视，根据绘图决定举措次序。每官一处皆有实政。

例如官扬州，正值水灾，他奏请遣送饥民回籍，将其补入赈济册，享受赈济之米。

在天津，多次乘小舟咨访水利，找到放淤法，并将沙沉土高之处改造成沃壤良田。　　

在江西，遇饥荒，协调邻省，自湖广运粮出粜。江西多水，组织民力修圩田堤坝，为解决劳力，实施以工代赈的方法。

在陕西，以高原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多，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陕西无水道，令疏凿水道，等等。

特别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重心由全面增加土地垦殖向桑麻并重等多种经营的转移，陈宏谋把江南的纺织业带到了陕西，他招募江浙人到陕西教民养蚕，开始全力启动种桑养蚕的副业生产。

陈宏谋曾先后四任陕西。乾隆十六年(1751)，他第一次出任陕西巡抚，发布了“劝种桑树檄”，在从未植桑的省城西安设立蚕局，买桑养蚕，发给工本，并命凤翔府等处一体养蚕。同时设织局，招集南方机匠织成秦缎。六年后，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陈宏谋再任陕西时，便见到了蚕政渐次振兴的景象。于是，他又发布了“倡种桑树檄”，将桑蚕养殖在渭水流域的西安、凤翔、同州三府各州县进行普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宏谋以陕西山地中槲叶最盛，宜养山蚕，便将山东养植山蚕的成法带到陕西，印成书籍，分发通省进行宣传，并在“广行山蚕檄”的官样文书中开列出宜养山蚕的树木，如槲树、橡树、青杠树、杠树、柞树、椿树等种类及样态，其技术指导称得上细致而专业。

(陈宏谋)

解决社会问题的精英官僚

除了这些被称为经济家的官僚之外，康雍乾时期还有很多的精英官僚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而民以食为天，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得吃饭问题无疑成为最大的问题。乾隆初年，尹会一巡抚河南时，有《农桑四务疏》，要求地方百姓乘天时，尽人力，广树艺，勤女工。云南巡抚张允随有《劝农三策疏》，指导各官如何劝课农桑。杨锡绂在广西巡抚任上，劝导百姓种植杂粮，责成知府督率各州县实力奉行。其间或有缺乏籽种者，令府州县等酌量捐给，并由省里的藩司库中支取部分银两，买种子分给各府州县倡种。

与农业相提并论的当是河工、水利，所谓“养民莫大于水利”，而河道不浚，则河水失归，泛滥为害。特别是，由于河工关系到水利、漕运以及泛溢后给百姓带来的灾害，故备受统治者关注。自康熙帝将“治河”列为三大政之一，两江三省的督抚便开始了对河工的参与，在职任上也被赋予了相应的河工职责。随着地方督抚兼任河道总督的体制在雍正朝形成，乾隆帝又在官制上予以完善。而两江总督由参与治河决策，到在河工方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具备技术含量，其过程也主要在乾隆朝中后期完成，以致出现了两江总督大多为治河专家的现象，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那苏图、尹继善、高晋等，他们都有以两江总督或巡抚的身份兼任河督的经历，在这一意义上，我将他们称为“技术官僚”。

(尹继善)

此外，云贵总督张允随对金沙江通川河道的开浚，也是体现康雍乾时期“技术官僚”价值的典型事例。自康熙末年，清政府实行“官给铜本”，将云南采铜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内以后，铜政便在地方督抚的经理下迅速发展起来，采铜量由雍正初年的年产八九十万，到乾隆中期达到一千二百数十万，户工两局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都由云南的铜供给，滇铜达到了极盛，从而完全摆脱了此前清朝依赖日本洋铜进口的局面。而滇铜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除了赖于云南巡抚实施对民间采铜“宽给价”即加价收铜等措施外，关键一项是水路运输航道的开辟。

由于云南群山环绕，陆路往往无从接济，素有商贾罕至之说，历任官员皆以办解京铜为难事。为解决运输难题，自雍正朝便有总督鄂尔泰、庆复、张允随等先后倡议开浚金沙江河道，至乾隆五年（1740），终于由张允随奏准兴工。张允随自康熙末年即出任楚雄知府，历官粮储道、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是一位有着30余年任职云南经历的行政官僚，他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主持设计了金沙江通川开浚工程的施工方案。按照他的设计，工程因地制宜，在水落江平之际或修纤路，或疏凿水下阻船巨石，或筑逼水长坝，对不同的地段采取不同的工程技术，甚至连工程经费如何使用也考虑在内。而且张允随不时察看在工大小官员，以致工期不误，帑项不糜，所用经费也较原来估算为少。所以，无论从管理的角度还是工程技术的设计方案来看，都堪称专业水准。

(《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

可以说，康乾时期精英官僚整体上保持了一种努力应对民生问题的积极倾向，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推广优良品种、发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稳定地方社会等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业务技能来自官僚生涯的历练，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政务”与“技术”在官僚身上的统一。也正是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将康乾时期的中国推向了“盛世”。能解决人口持续增长所面临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客观上给予我们的结论是，经济家或者说精英官僚的作用并非有名无实，对康乾盛世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意义。

这一讲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第八讲复习课

您好！刘老师第八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上一讲提到清王朝是由一个小政府治理，正因为“小”，更需要一批具备实务经验、历练丰富，在国家行政及社会经济领域里掌握行政技能的管理型人才，我们把这些官员称为“经济家”或精英官僚。

“经济家”的称谓出自于近代知名学者兼官僚曾国藩与张之洞之口。这一称号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指一群以经世致用为政治抱负的经世官僚。康雍乾时期经世学的倡导者不仅仅是文人学者，更是行政官僚，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无疑是那些负有封疆职责的督抚。这些人在贯彻君权意志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实践过程中释放出来，从而在管理及解决民生问题方面使自己成为“专家”或者是时人所说的“经济家”。这些精英官僚不仅代表政府进行决策以实现国家意志，还将目光放在民生问题上，他们的作为更多地表现在农业、粮食、赈灾等经济建设领域，能够针对制度与政策的缺陷采取一些有创建性的措施，代表人物有孙嘉淦和陈宏谋。这表明官僚的职责已由传统的钱粮与刑名，延伸到经济事务中。

除了“经济家”，康雍乾时期还有很多精英官僚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能成为某一领域里的专家，因此又被称为“技术官僚”。典型代表为开浚金沙江通川河道的云贵总督张允随。

总体而言，康雍乾时期精英官僚整体上保持了一种努力应对民生问题的积极倾向，正是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将康雍乾时期的中国推向了“盛世”。

以上就是本讲的要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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