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刘凤云：康雍乾用人理念与风格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康乾时期的清代中国》第五讲：《用人理念与风格》。帝王治国依靠的是政府及其官僚，因而古代帝王向以“用人”“行政”为治国要务，而“用人”又是实现“行政”的必要保证。这一讲，我们就来讲一讲康雍乾三帝的用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用人理念，却又形成各自不同的用人风格。

什么是康雍乾三帝共同的用人理念？

这就是传统政治理论中的“有治人无治法”。以往，我们对“有治人无治法”的理解，多为重人治而不要法治，其实不然。“有治人无治法”一语，出自先秦思想家荀子。《荀子》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之前，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在“治人”与“治法”两个权力要素中，“治人”是第一位的，无论任何“治法”,最终都要通过人来贯彻和落实。“有治人无治法”就是要将“治人”，即有治理能力的人推到了国家行政的首要位置。康雍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并认同“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认为“有治人，始有治法”。“治法”通过“治人”方能得到执行。康熙帝常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雍正帝认为：“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乾隆帝同样认为：“从来朝廷立政，有治人无治法。”重视并任用能够治理国家的“治人”，是他们共同的用人理念。

但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面临的是不同的国情，亟待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即他们有不同的使命，因此三位皇帝形成了不同的用人风格。康熙皇帝面对国家统治稳固的危机，推崇“清官”，最终以守成兼创业的业绩开启盛世。雍正皇帝“承六十年生息之后，虑天下习于纵驰”，铁腕治国，大刀阔斧，用人不拘常格，偏重于官员的能力，成继往开来之政治。乾隆皇帝“成两朝未竟之志……善继善述”，风格上更倾向其父雍正帝，强调“实心实政”。

康熙朝的清官政治

康熙帝推崇并重用清官，缘于他在20岁的年龄就经历了“三藩反清”，这场历时8年的战乱，战火遍及云贵、四川、陕甘、两湖、两广、闽浙、江西十几个省，清朝几乎耗尽了国力，魏源将平定三藩比作“摧山”，可见清朝打胜这场战役的艰苦。可贵的是，康熙帝从这场战役中看到了国家治理的方向。在平定三藩之后，他总结说：“当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军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于是下令布宣德化，强调治国以廉洁为本，开始推行清官政治，用以赢得社会广大民众主要是汉人的认同。

(清平定三藩叛乱之战)

康熙帝选官的原则是以“清慎勤”为本，而首重操守。他多次在诏谕中强调“吏治以操守为本”，坚持“大法小廉”。他常说，大臣守法，小官方能廉洁。困此，康熙帝十分注重考察地方大员督抚的操守问题。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九卿会推江宁巡抚，正拟为翰林院学士孙在丰，陪拟为浙江布政使石琳，而康熙帝却钦点内阁学士汤斌，以汤斌“操守甚善”，令补江宁巡抚。康熙帝在京师风闻江宁知府于成龙“居官廉洁”，当年秋，康熙帝首次南巡，在江宁经过咨访为实，返京后，即超擢于成龙为安徽按察使，由从四品官到正三品。康熙二十五年（1686），用为直隶巡抚。

(于成龙故居)

由于“清廉”是康熙帝对督抚选任的主要标准。所以，康熙朝的督抚以清官辈出为主要特征，如于成龙、汤斌、范承勋、傅拉塔、彭鹏、陈鹏年、郭琇、张鹏翮、李光地、张伯行、赵申乔、陈瑸、施世伦等，脍炙人口者就有十几位。他们大多由知县被荐至部院乃至封疆。

“吏治关乎民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改朝换代远不及贪官酷吏的影响来得直接而深刻，清官政治无疑是康熙帝赢得民心进而确立清朝统治为社会基层民众认同的重要举措。当然，康熙帝没有忘记“士为四民之首”，在平三藩的后期便着手笼络士大夫阶层，实施“开博学鸿词科”“修明史”等宽仁之政。

康熙帝倡导选官以操守为第一，并非他不重视官员的才能，客观地说，康熙朝不乏干练的督抚，但在清官与能吏的取舍上，始终坚持“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

(李光地)

到了晚年，“居官安静”成为康熙帝用人的又一考虑要素。他称赞山西巡抚苏克济、直隶巡抚赵弘燮、山东巡抚蒋陈锡，因未闻清名，亦无贪迹，而地方安静，此等便是好官；指责自己一手提拔的清官张伯行“偏执任性”“每苛刻富民”。可见，老年皇帝需要的是保持盛世社会的稳定秩序，而非政治上的进取。但在居官安静之下的宽松政治环境中，却掩盖了“不作为”的隐患，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苏克济、蒋陈锡都以巨额亏空钱粮，且中饱私囊，成为雍正帝打击的对象。

雍正帝用能吏

雍正帝选用“治人”的标准更多看重官员的才能，这是基于他要扫清康熙末年积弊，刷新政治的现实要求。为此，他需要一支振奋有为的官僚队伍。

相比之下，雍正朝人事变动频繁，微员骤升大吏、大吏突然降革的现象屡见不鲜。以雍正帝欣赏的三个模范督抚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为例，他们在仕途上的“发迹”都属于这种直线上升。

如鄂尔泰，虽为举人出身，但直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仍官内务府员外郎，官不过从五品，而雍正元年（1723）却被超擢为江苏布政使，官至从二品。雍正三年（1725）升广西巡抚，赴任途中命调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雍正四年（1726）实授云贵总督，从一品。田文镜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监生出任县丞，久淹州县官，康熙五十六年（1717）始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1723）命署理山西布政使，雍正二年（1724）任河南布政使，旋升河南巡抚，雍正五年（1727）晋升河南总督，而河南向无总督之设，是为田文镜专设。李卫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捐纳买到了员外郎，两年后升郎中。雍正二年（1724）用为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升浙江巡抚，雍正五年（1727）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浙江总督也是为李卫专设。三人都是雍正帝即位后由中下级官员超擢为封疆大吏的。这显然不符合官吏考铨制度的常规方式，突出的是皇权的意志及其专断性。

(鄂尔泰)

(李卫)

对此，雍正帝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而后，他又对这种非常之举进一步解释说：“朕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俟咸知奋勉，治行改观时，自易有裁处之道。”“朕现今用人之法，亦止堪暂行一时，将来自仍归于圣祖畴昔铨衡之成宪。”

雍正帝要扫清康熙末年的积弊，与这一政治方向相适应确定了他的用人原则。官场舆论对他的做法颇有訾议，因为雍正帝的用人方式与常规的重用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偏差。田文镜尤以刻薄备受攻讦，而雍正帝仍坚持把田文镜称作“巡抚中之第一人”，让各省督抚都效仿他，其原因就在于田文镜真正实施了雍正帝的政治意图。他给田文镜的盖棺定论是：“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而这一切正是一个最高统治者所希冀的。雍正帝说：“深信可托而不劳神照顾者，惟鄂尔泰、田文镜而已。”“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

(田文镜的影视形象)

可以看出，雍正帝用人的原则与康熙完全不同，他选用督抚，首重才，无能而沽名者不如忠厚老成之人，即小人有才亦可用。他在给鄂尔泰的奏折中批复曰：“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成之人。”正因如此，在雍正朝，有德无才的督抚是很难得到皇帝的重用与欣赏的。雍正帝在论巡抚的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他对湖南巡抚王国栋的评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因此革其巡抚职，召回京师用为侍郎。

雍正帝首重才能的用人原则，必然破坏定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为此，雍正帝必须超常使用手中的专制权力，去破坏那些已经形式化的常规和成例。他的做法也影响到了乾隆帝。

乾隆帝强调官员要“实心实政”

进入18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都迫切需要政府提供有治才的官员。在官员的选用上，乾隆帝注重官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官员“实心实政”，强调“务实”，这自然对官员提出了“能力”的要求。因此，乾隆帝将学问操守皆优、却在巡抚任上并无治绩的魏廷珍革退，理由是“凡事推诿，不肯实心供职”。他对山东巡抚朱定元说：“巡抚之任，非但清之一字所能胜任而已也，必察吏安民，留心政务，移风易俗，使一省之民皆受其福，斯可称方面之责。”而他所用之督抚大吏，诸如孙嘉淦、陈宏谋、尹继善、方观承、朱轼、舒赫德、刘统勋等，都是有为的并有经世思想的精英官僚。

(尹继善)

乾隆朝的封疆大吏中，以尹继善与陈宏谋最得乾隆帝的重用。尹继善是满人中为数不多由进士出身的官员，释褐五年，年不过三十余就任封疆，但他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遇纠纷盘错，靡不妥贴”。所以尽管乾隆帝一再说他沾染汉人习气，喜沽名钓誉，但仍用他为封疆，故尹继善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在江南前后30年，时间最久，也最得民心。陈宏谋是汉人，崇尚程朱理学，以经世致用自勉，凡有关地方民生诸事，无不“劳心焦思，不遑夙夜”。陈宏谋也是外任督抚30余年，为官的行省达12省，历任督抚之职21任。

(陈宏谋)

乾隆帝向称“宽猛相济”，但在用人上更多的是效法雍正帝，常常使出非常的手段，或破格用人，在选官上颇为率意。或罚不当罪，使用各种权术，在对大员的处分上尤其毫无章法可循。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湖南武陵知县冯其拓亏空案发，巡抚李因培因授意知州张宏燧代为弥补，以“瞻徇”“欺罔”罪被革职处以斩监候，秋后被处决。这种令人代赔钱粮以完补亏空的现象无论是康雍两朝，还是乾隆朝都非常普遍，往往革职后很快起复原官，绝没有杀身之祸。一年前，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江苏同知段成功受贿，巡抚庄有恭为袒护他，以纵役累民上劾，乾隆帝派钦差前往查实后，庄有恭亦以徇庇欺瞒罪，判为斩监候。但在八月，乾隆帝便赦其罪补福建巡抚。那么为何同罪不同罚呢？李因培被杀的原因，从乾隆帝对他的评价中便可以看出，乾隆帝说：“因培能治事，学问亦优，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更主要的是，他对乾隆帝的屡屡戒谕置之不理，故而触碰了皇帝的底线，所以李因培是因为恃才倨傲，不顾皇权的至尊，而被乾隆帝猜忌获罪的。如果能迎合乾隆帝，即便是犯有贪污之罪，也可免死且被升迁。云贵总督李侍尧就是典型代表。李侍尧是最早在关外投降后金的明朝抚顺守将李永芳（后封二等伯）的四世孙，其父李元亮官至户部尚书，李侍尧以荫生入仕，累官至封疆。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贪纵婪索被弹劾，随即大学士九卿按律议请正法，但乾隆帝以其“干练有为”，有才，声称“不肯为已甚之事”，两度下令复议，指示“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于是，在乾隆帝的授意下，李侍尧被改判斩监候，并于次年用为陕甘总督。

总之，康雍乾三帝的共同用人理念就是用“治人”，而由于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国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所以他们选择的“治人”不同，从而体现出三个皇帝的不同用人风格。虽然他们的用人也各有弊端，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完成使命的追寻。

本讲课程就讲到这里，感谢收听！

第五讲复习课

您好！刘老师第五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康、雍、乾三帝有着共同的用人理念，那就是“有治人无治法”，将有治理能力的人推到国家行政的首要位置。但因面临的国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的具体用人风格也不同。康熙帝（在）20岁就经历了“三藩反清”，他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国家治理的方向。平定三藩后，他下令布宣德化，强调治国以廉洁为本，开始推行清官政治，以赢得社会广大民众主要是汉人的认同。康熙帝选官的原则是以“清慎勤”为本，首重操守。在清官与能吏的取舍上，他始终坚持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晚年，“居官安静”成为康熙帝用人的又一考虑要素，因为他需要保持盛世社会的稳定秩序，而非政治上的进取，这种宽松政治环境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雍正帝选用“治人”更多看重官员的才能，有德无才的督抚是很难得到重用与欣赏的。这是他要扫清康熙末年积弊、刷新政治的现实要求。此期间，微员骤升大吏、大吏突然降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突出了皇权的意志及其专断性。

进入18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都迫切需要政府提供有治才的官员。乾隆帝注重官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官员“实心实政”，强调“务实”，对官员的能力提出了要求。乾隆帝在用人上常常使出非常手段，兼使用各种权术，或破格用人，或罚不当罪。尤其在对大员的处分上，可以说是毫无章法可循。如果能迎合他，即便是犯有贪污之罪，也可免死且被升迁。

以上就是本讲的重点，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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