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赵现海：“三杨”与明代的内阁

三大中枢政治集团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发动了“胡惟庸党案”，废除了中国古代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废相之后朱元璋担心后代子孙复立丞相，于是把禁设丞相作为祖制，写入《祖训》之中，禁止后代变革这项制度。废除丞相之后，朱元璋直接统领六部百官，六部将天下政务汇总、上奏，朱元璋负责决策。但是这个制度虽然能够保障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绝对控制，只是皇帝一人处理全国的政务，实在是太累了。即使像朱元璋这样勤政的皇帝，每天也都十分操劳，后世如果遇到稍微怠政的皇帝，那全国政务一下子就会陷入瘫痪的处境，那就完了。因此这个情况必须要变通，否则很难长期推行下去。

（李善长）

朱棣即位之后，开始设置内阁，使其承担丞相的部分职能。什么是“内阁”？就是文渊阁，是明朝在宫廷之内藏书的地方。朱棣入即大统，在新政权建立之初，需要发布大量的诏书，于是就从翰林院、中书舍人这些近侍官员中，选择一些亲附自己，又有才华的人，进入文渊阁，起草诏书，这就是内阁的起源了。可见，从一开始，内阁就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而是皇帝选拔的秘书班子工作的场所。不仅如此，伴随着朱棣皇位逐渐的稳固，内阁立面的七人也逐渐分化，不再从属于一个政治群体。这七人之中，解缙最有才气，也最受朱棣赏识，但是他介入到了朱棣诸子的储位争夺之中，最到被人用酒灌醉之后，埋在雪堆中冻死了。其他的六个人，伴随永乐政局的发展，逐渐分化成三个政治集团，经历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解缙书法）

永乐一朝，因为朱棣经常北征，还经常巡幸北京，很多时间都不在南京。太子朱高炽负责监国，皇太孙朱瞻基在朱棣首次北征的时候，留守北京，充当朱棣与朱高炽之间的联络人。由于朱棣离开南京时间很长，长期带领一部分官员跟随左右，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政务，其他的官员负责协助太子、太孙，处理一般的政务。这样，永乐时期的政治中枢就一分为三了。第一个集团是北巡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朱棣，以及跟着他北征、巡幸北京的王子们，还有文武官员。文官主要是内阁的杨荣、金幼孜和胡广。胡广在永乐十六年（1418年）去世了，这个集团的文臣就剩下了杨荣和金幼孜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角色也不一样，杨荣主要负责参谋军务，而金幼孜却主要陪伴朱棣吟诗作赋，抒发塞外之情。第二个集团是监国集团，包括太子朱高炽，还有辅助他监国的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春坊大学士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等，其中杨士奇原来是在内阁的。永乐十一年（1413年）以后，监国集团中又增加了东宫洗马杨溥。由于朱棣猜忌太子的原因，监国集团的大臣不断遭受政治打击，黄淮和杨溥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关到监狱里，一关就是十年，金忠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就去世了。这样，这个集团中就只剩下蹇义和杨士奇两个人了。第三个集团是留守集团，包括皇太孙朱瞻基和他的师傅、户部尚书夏原吉，这两个人在永乐八年（1410年）负责居守北京。留守集团主要负责处理北京行政事务，联系南京与朱棣。

（杨士奇）

分属三个政治集团的官员，在长期的政务处理和朝夕相处中，各自在内部形成了很强的认同感。由于朱棣与太子不和睦的原因，三个集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排斥。而杨士奇、杨荣，还有金幼孜，这些被后世都当作阁臣的翰林官，也开始分化。比如跟随朱棣的杨荣和金幼孜都得到了升迁，而杨士奇甚至得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三个政治集团中，监国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应该是最强的。这是因为太子和朱棣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黄淮、杨溥和杨士奇先后得罪，黄淮和杨溥甚至被关了十年。可见监国集团一直都处在十分凶险和艰难的境地。这种命运相连、祸福与共的政治处境，使监国集团内部的这些人之间，产生了十分深厚的感情，都对北巡集团抱有深深的敌意。

与监国集团不同，留守集团的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一些。这是因为太孙和朱棣、朱高炽的关系都比较亲密。一方面，太孙是太子的儿子，自己将来能不能登基，取决于太子地位是不是牢固，他认同监国集团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另一方面，朱棣不喜欢太子，却非常喜欢太孙，太孙性格和朱棣也很像，祖孙关系十分融洽，朱棣让夏原吉、杨荣这些朝廷重臣辅导太孙，实际上也是打算用这种办法，培植太孙在朝廷中的势力。太孙除了居守北京，还曾经追随北征，和北巡集团中的很多人，都有比较多的接触。因此太孙看待北巡集团，便不像监国集团那样充满敌意。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虽然三个政治集团开始合并，但原先属于不同集团的政治人群，仍然保持着势力分野，并且深刻影响了洪熙朝的中枢政治格局。

（杨荣）

洪熙朝政治格局

朱棣在北征途中去世后，太子朱高炽继承了皇位，庙号是仁宗。仁宗时期，不再北征了，三大中枢集团分立的态势也就没了根基，再次合并成了一个，中枢政治中官员的地位与权力，相应面临着重新洗牌。表面来看，洪熙时期政治中枢的新格局，只是把三大中枢集团进行了简单的合并。蹇义和杨士奇因为有拥戴的功劳，理所当然地就进入了政治中枢。夏原吉属于留守集团，又曾经多次维护太子，自然也占据了政治中枢的一个名额。杨荣和金幼孜作为先朝旧臣，虽然属北巡集团，但并未与监国集团直接交恶，在朱棣晏驾之后，稳定了局势，为仁宗顺利即位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两个人的地位也仍然得以保留。至于黄淮和杨溥，虽然也是监国旧臣，但由于长期被关到监狱里的原因，和朱常炽的关系已经疏远了，没有进入到中枢政治里面去。

（杨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个中枢集团中的成员，都进入了新朝的中枢政治系统，并没有出现某一方势力完全替代其他势力的情况，但是五位官员在政治中枢中的地位，却悄然地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仁宗对于自己在永乐年间的困境，记忆犹新，相应在脑海中还保持着三大政治中枢集团的界限，于是就把人事关系作为准则，重新构建政治中枢格局。

仁宗即位之后，最重用的是蹇义和杨士奇两个人。蹇义是吏部尚书，位列百官之首，相应在中枢政治中，排在第一位。不过杨士奇的安排就有问题了。杨士奇的官职是翰林侍讲，只有正六品，比其他人都要低。即使仁宗给杨士奇提升官职，也只能提到殿阁大学士，也只是正五品，还是很低。而明代的官职是朱元璋定的，是祖制，不能改。怎么办？仁宗想了一个办法，既然官职提升的空间有限，那就通过加虚衔的方式，给提上去。具体来讲，就是授予蹇义少师的品衔，是从一品，这是当时最高的品级了。而杨士奇，本来是从正六品，现在给他了一个少傅的品衔，也是从一品，但是少傅地位比少师低，因此杨士奇的地位也就比蹇义低。夏原吉是户部尚书，正二品，地位本来比杨士奇高很多，现在却被授予了少保衔，少保地位比少傅低，夏原吉也就只能排在杨士奇的后面。可见，蹇义、杨士奇、夏原吉三个人位列三公，地位最高。

（明仁宗）

与这三个人比，杨荣和金幼孜的地位虽然也提高了，但却排在了这三个人后面。杨荣和金幼孜在永乐时期是排在杨士奇前面的。现在因为和仁宗的关系比较疏远，只能排在下面。杨荣被授予太子少傅，是正二品，金幼孜被授予太子少保，也是正二品，但由于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属于三孤，地位比夏原吉要低。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地位的提升，也提升了内阁的地位。杨士奇甚至排到了户部尚书的前面，打乱了洪武时期六部的独尊地位，把内阁的地位提得很高。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杨士奇地位的提升，不是因为他是阁臣，而是因为他和仁宗的关系好。因此这个时候内阁还是一个很松散的，在国家制度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的一个场所，还不是一个机构。

仁宗不仅在品衔上提高了蹇义和杨士奇的地位，在实际的决策中也最信任这两个人。但是如果表现得太明显，会让夏原吉、杨荣和金幼孜三个人觉得不受重视，比较难堪。怎么办？仁宗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延续中国古代的密奏制度，单独给蹇义、杨士奇两个人，每人一个银章，自己有重大、机密的事情，就告诉蹇义和杨士奇，蹇义和杨士奇有重要的事务，也写到一个纸条上，盖上银章，单独呈报给仁宗。这样，三个人可以私下就把很多事给办了。

宣宗时代的贤臣政治

仁宗即位一年多就去世了，太子继承皇位。值得注意的是，仁宗和朱棣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比方说朱棣迁都北京，仁宗对于北京没有好感，由于他长期在南京监国，对南京感情比较深厚。当上皇帝之后，他一直想再把国都给迁回去，因此，就让太子先到南京去，为迁都做准备工作。仁宗突然去世，太子还在遥远的南京，仁宗的弟弟朱高煦一直想夺取皇位，他在山东的青州，离北京更近。仁宗的皇后张氏派人秘密地到南京去接太子过来。太子快到北京的时候，张氏让官员们出城迎接，唯独留下了与太子关系最好的夏原吉一人，让他掌控北京的局面。太子看到官员们都来接他，唯独没看到夏原吉，很不高兴，问夏原吉在哪？了解情况之后太子才明白了怎么回事，对于张太后的安排，也很认同。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太子和夏原吉关系一直很深厚，这一点是当时人都知道的。

太子即位为帝，庙号是宣宗。宣宗即位之后，因为他和夏原吉关系最好，因此最信任的就是夏原吉。不过因为在永乐时期和北巡集团、监国集团关系都不错，因此，宣宗没有像仁宗那样，刻意地扶持谁，打压谁。只是金幼孜这个人的政治谋略不如其他人，宣宗就把他排斥到中枢政治以外了。这样，杨士奇、杨荣仍然在中枢，金幼孜却被排除出去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内阁还不是一个机构。宣宗发明了集体决策的方式，经常和夏原吉、蹇义、杨士奇、杨荣四个人，一起讨论政务。他把奏疏让太监拿过来，让这四个人先看一遍奏疏，在走上上面贴个小条，写上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票拟”了。票拟的意思就是在小票上草拟。宣宗看过票拟以后，就把小条撕下来，如果同意，就用红笔照抄一遍，如果不同意，就再改改。这就是“批红”了。可见宣宗时期的政治中枢是一种跨部门的贤臣政治。

（批红）

三杨的政治运作

如果我们对永乐到宣德的中枢政治进行概括的话，可以发现超越部门的私人政治，是最显著的特征了。这种情况在英宗即位以后，却发生了很大改变。

夏原吉在宣德五年（1430年）就已经去世，蹇义也在英宗即位十多天后病故。这样中枢政治中人员就只剩下杨士奇和杨荣两个人了。张太皇太后看到内阁人太少了，就又调原来监国集团中的杨溥进入内阁，这样正统朝的中枢政治，就形成了内阁三杨共同主政的局面，内阁也从明前期政治中枢的部门之一，变成了垄断政治中枢的部门。

（明英宗）

三杨主政以后，采取了两大政策，来维护内阁在政治中枢中的垄断地位。第一个办法是，在杨士奇建议之下，明朝开始实行经筵日讲制度，对皇帝、太子进行教育。值得注意的是，经筵日讲是文官直接影响皇帝与太子，和他们搞好关系，结成私人关系的很好方式。所以三杨十分重视经筵日讲，不仅自己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而且还让翰林官负责讲读，从而为他们进入内阁铺路。经筵日讲最开始是由内阁与六部共同负责的，但内阁极力排斥六部的官员参加，最终，经筵日讲完全被内阁为首的翰林官垄断了。第二个办法是内阁废除常朝制度。因为内核的核心权力是票拟，但是如果皇帝非常勤政，经常召见六部官员议政，那就可以直接在朝堂之上做出决策，不需要内阁来票拟了。为了避免这个现象的发生，三杨必须要切断皇帝与六部之间的联系，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以英宗年幼，每办法处理朝政作作为借口，废除日常的常朝制度，所以的政务处理，都改成奏疏批答的方式，这样内阁就完全垄断了对全国政务的初步决策权。因为英宗十分年幼，又尊崇三杨，所以对于三杨的票拟，十分尊重，基本就是让宦官原样批红。

可见正是在三杨时期，内阁制度才真正确立下来。明中后期的内阁，也一直延续着三杨的做法，极力控制经筵日讲，切断六部与皇帝之间的密切接触，从而维护自身在政治中枢中的独大地位，并且在时机具备的时候，不断通过人事安排与权力斗争，控制六部长官，甚至干预六部的政务，借此来实现内阁对六部的权力渗透。明代，尤其晚明内阁和六部的权力争夺，根源就是在这里。

但另一方面，内阁权势虽然不断提升，但从始至终都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丞相，一直都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也不是统领百官的文官之首，只有议政权，没有最终的决策权，更没有执行权，一直都没有办法直接指挥以六部为首的文官集团。万历初年的时候，张居正内阁权势达到空前绝后的地位，张居正通过改革考核制度，由内阁对六科进行考核，对六部进行考核，借此实现对六部的制度化管理，但是，也仅仅行之一时，遭到六部的强烈反对，在他死了以后，不仅很快就被废除了，而且成为政治反对派反攻的重大口实。可见，朱元璋制定出的禁止设立丞相的规定，一直都得到了贯彻。

（张居正）

由于不设立丞相的缘故，包括内阁、六部、宦官，甚至和皇帝有其他私人关系的政治群体，都可以不断地进入政治中枢，在客观上加剧了明朝的政治斗争，助长了明代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这也是明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状态的根本原因。正是看到了这个情况，黄宗羲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做出了一项广为人知的判断：“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也就是说，明朝混乱局面的开始，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的。

（黄宗羲）

第四讲复习课

你好！赵老师第四讲结束了，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本讲内容。

朱元璋废相之后，皇帝直接统领六部，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负担。

永乐朝开始从翰林院等近侍官员中选拔亲信进入文渊阁，起草诏书，这便是内阁的起源。朱棣多次亲征，远离南京，朝廷中枢逐渐分化成三个政治集团，即围绕皇帝朱棣的北巡集团、围绕太子朱高炽的南京监国集团、围绕皇太孙朱瞻基的北京留守集团。三大政治集团在长期政务处理中，各自加强了内部认同感，尤其是监国集团。

仁宗登基后，对原属监国集团的蹇义、杨士奇格外重用，大力提升二人地位，赋予他们银章密奏之权。这一时期政治中枢的决策体制，并非依据部门，而是依据诸臣与仁宗关系的亲疏程度。

宣宗即位后，发明了集体决策的形式，即所谓的“票拟”与“批红”，这是一种跨部门的贤臣政治。

英宗朝，三杨主政，为维护内阁在政治中枢的垄断地位，采取了两大政策。第一，实行对皇帝、太子进行教育的经筵日讲制度，经筵日讲也由最初的内阁与六部共同负责，到最终完全由内阁为首的翰林官垄断。第二，废除常朝制度，改为奏疏批答，内阁完全垄断对政务的初步决策权。在三杨主政时期，内阁制度才真正确立起来。此后内阁一直延续三杨的做法，极力维护自身独大的地位。

内阁始终不是法定意义上的丞相，只有议政权，没有决策权和执行权，无法直接指挥文官集团。

由于不设丞相，各政治团体都谋求进入政治中枢，助长了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这是明朝政局长期动荡的根本原因。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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