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赵现海：郑和下西洋与消逝的传统航海时代

元朝发达的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是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事件，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武器配备最先进、战斗力最强的船队，郑和甚至被誉为“大航海时代”的先驱，美洲的最早发现者。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04年，梁启超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一文之前，郑和其实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在明朝还被认为是逢迎主上、耗费国力，但是最后一无所获的坏宦官的代表。历史现象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记载和评价，其实一直都是主观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接触的任何历史现象，都已经被后人附加上浓厚的主观感情。但是即使这样，像郑和这样在生前与死后、在古代与当今，形象发生剧烈的变化，甚至完全不同，仍然是不多见的。这源于我们当今的时代，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人的看法也完全变了，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异乡，是永远回不去的异乡。

（郑和）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会出现在明初，而不是其他时间？这个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这个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土壤。

故事还是要从蒙古帝国开始讲起。我们都知道，蒙古帝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也打破了不同文明在不同区域分途发展的历史格局，为人类的密切往来提供了广阔大道。这对商业之间的互通有无，产生了最为有利的影响。蒙古帝国治下的不同政权、不同人群，都开始利用这一开放的地理空间。无论在陆路，还是在海路，都开展起了发达的国际贸易。

同样，受到这一历史影响，地处南中国的汉人，也利用南中国河湖遍布，直通于海的发达水运网络，从事国内贸易，甚至是海外贸易。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的商业贸易，却被元末的红军叛乱打断了。与其他时期的农民叛乱不同，元末的红军领袖，许多都起家于海外贸易，红军也在南方湖泊遍布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十分强大的水军。张士诚、方国珍这两个人，都是走私海盐出身，地盘又都在东南沿海，因此都建立了强大的水军。而崛起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水军实力更强。陈友谅打造了数百艘楼船，高数丈，每船都有三层，上面还设计了走马棚。由于船太高了，上面的人说话，下面人根本听不见。船上的舻箱都裹上了铁皮。可见，陈友谅的舰船，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并通过船载骑兵的方式，实现了水战与骑战的结合。

（张士诚）

我们再来看朱元璋，他虽然崛起于淮河流域，但是之所以能够夺取南京，是因为收编了巢湖水军，因此水军实力也是不可小看的。朱元璋的水军火器配备非常齐全。在鄱阳湖水战中，陈友谅率领他的巨无霸舰队，进攻朱元璋的水军，而朱元璋也亲自统率自己的水军作战，虽然船只规模不如陈友谅，但是朱元璋的船队上，装备了大量火器，有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除了用这些火器射击，朱元璋还让士兵把火药用芦席包裹，用丝麻缠着，里面装上火药捻子，用竹竿挑着。这个配置叫“没奈何”。“没奈何”被放在领头的船的桅杆上面，在和陈友谅的船只靠近时，朱元璋的军队点燃火线，烧断自己船上的悬索，这样“没奈何”就落到了陈友谅的船只上面，引发爆炸，焚毁船只。

（鄱阳湖之战）

在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正是针对陈友谅船舰巨大，却较为笨重的缺点，借助风势，利用火攻，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初群雄事略》载：“戊子，上分舟师为十二屯，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虏阵，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礟雷鍧，波涛起立，飞火照曜，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二三万人，流尸如蚁，弥望无际。”从这里描写的战争场面，足可见鄱阳湖水战之壮观，将之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水战之一，应无问题。

鄱阳湖水战以后，朱元璋缴获了陈友谅的一百多艘巨舰，从船舰的名称，也可以看出这些船形制巨大，比如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等。兼并了陈友谅的水军之后，朱元璋的水军实力进一步壮大，成为后来朱元璋威逼周边海洋国家的底气。洪武时期，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拒绝归附明朝，朱元璋很生气，威胁高丽国王说：你所仰仗的，不就是和我们隔着海，还有山吗？告诉你，我们明朝的军队，可跟汉朝、唐朝不一样。汉朝、唐朝军队善于骑射，但是却不善于水战，让军队通过海洋，有难度。但我不一样，我从江淮起家，统一中国，驱逐“胡虏”，不仅有骑兵，也有水军，在陆地和海洋都能打仗，汉朝和唐朝根本没法和我比。而且我的军队经历了多次战争了，兵强马壮，现在边疆都已经平定了，军队没事干，正好可以打你。如果你再不投降，我就要派遣百万军队，排成一千里的船只，从渤海出发，经过辽东，去打你。区区朝鲜，根本就抵抗不了。当然了，最后取代高丽的朝鲜政权，归附了明朝，两国之间才没有发生战争。

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对永乐以后，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感到惊讶了。郑和能够打造62艘长44丈、宽18丈的船队，运载两万七千多船员，七下西洋，完全体现了明初的水军势力位居世界首位。与之相比，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麦哲伦开启远洋航行时，仅仅乘坐几条小船，率领数十名船员，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之上。

（郑和宝船）

明初的“海禁”政策

但是，虽然拥有如此强大的水军，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却明确宣布放弃东亚海域。在《祖训录》中，朱元璋罗列了不主动征伐的国家名单，针对的对象便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

而对于民间的海外贸易，朱元璋考虑到其他支系的红军残余，还有日本武士，在东南沿海所可能造成的威胁，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规定凡是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走私到海外的，杖击一百。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和蒙元帝国都很重视海外贸易，蒙元帝国是世界帝国，看到经商可以获得巨大财富，很重视海外贸易。南宋由于首都在东南沿海，为了抵御金朝和蒙古的进攻，也开展海洋贸易，增加税收。这两个政权，已经开始改变中国古代财政体系基本依靠农业的局限，开始商业尤其海外贸易的税收大幅度增加进来。而朱元璋由于出身淮河流域的落后农业地带，在疆域观念上采取内敛的立场，因此限制海外贸易，再次恢复了农业财政的传统模式，虽然也征收商税，但只是将它作为农业财政的补充。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不是意味着他突破了朱元璋的海洋立场了？关于朱棣为什么派遣郑和下西洋，明代人提出了很多的观点，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有人认为是为了搜集异域的珍宝。其实这些观点都无法成立。寻找建文帝，不至于派出如此大的阵仗，当时有个官员叫胡濙，他负责长期秘密寻找建文帝下落，但行事方式一直很隐秘，不声张。以郑和下西洋这么大的规模，即使建文帝流落海外，也会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再次逃跑。至于寻求异域的珍宝，就更不符合事实，郑和船队赏赐给沿途国家的财物，要远远多于从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东西。

事实上在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七月，朱棣刚即位，就明确宣布严格继承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说这些年海边的军民，经常私自下海，交通外国，今后不许了，得完全遵循洪武时期的“海禁“政策。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再次禁止民众下海，并且规定了船只的标准，把船只都改成平头船，让民众没有办法再远洋航行。

而对于明初以来迁移到周边海岛的海外华人，朱棣采取剿抚并用的方法。对于已经归附南洋政权的海外华人，命令当地政权遣还回来。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最大规模的军事作战，不是针对周边国家，而是针对海外华人陈祖义。对采取敌对行为的锡兰国王，却采取了宽容态度，显示了明朝对海外华人和周边政权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也就是内严外宽。明朝认为周边国家有些不恭敬，问题不大，华人逃到海外，却是叛逃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朱棣的这种政策限制了东南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缩小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空间，促使明前中期东南沿海居民下南洋的现象明显减少。

（郑和航海路线图）

郑和下西洋历史指向

这一时期，朱棣虽然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始远洋航行，但并没有把明朝势力扩展于海洋世界的远望，而是满足于和周边海洋国家建立一种松散的宗藩关系，更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时候，朱棣让人随身携带了一份诏书，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朱棣的这个想法。诏书里说：皇帝诏谕四方海外的番王和头目们，我奉了天命，继承皇位，凡是日月所照下的人们，都想让你们过得好，不流离失所。现在我派遣郑和，带着诏书，去宣讲我的意思，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不要欺负弱小，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共享太平之福。如果想过来朝贡，都会给你们赏赐的。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出发之前在福建长乐的南山，重修天妃行宫，祈求平安，表白了自己多次下西洋的目的。说：我们大明朝统一了天下，真是盛世，都超越了三代和汉唐了，天下的人们都向我们称臣朝贡。皇上派遣我下西洋，也是为了宣扬德化，怀柔远人。跟随郑和一同出使的费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说：王者无外，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用不治的方法，达到治理的效果，你们这些海外国家，向明朝朝贡就可以了，我们不想直接统治你们。

可见，郑和下西洋仍然是属于传统航海时代的范畴，虽然规模巨大，但是在历史指向上并不是为了探索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是为了扩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国际秩序，形成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

（明《倭寇图卷》中战斗场景）

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还和蒙元帝国打开了海洋世界的广阔视野有关。现在所存绘制于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其实是根据元朝航海图重绘而成，该图以明朝为中心，东起日本，西抵欧洲，南至爪哇，北达蒙古，真实反映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局面。而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国家那里获得的高超的航海技术，也为郑和下西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技术保障。朱棣之所以选择郑和率领船队，是因为郑和是回回，信仰伊斯兰教，能够与当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顺利展开交往。

（《大明混一图》）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宣德时期明朝最后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开始实行疆域收缩的政策，此后再也没有在广阔海域开展类似的官方远航行动。成化时期，明宪宗有一次心血来潮，让太监到兵部查阅“宣德间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也就是郑和的航海资料。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奉命翻阅档案，没有找到，原来是被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率先找到，藏了起来。项忠问刘大夏档案哪里去了，刘大夏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耗费数十万的钱粮，军民因此而死的有一万多人，即使得到珍本，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即使这些航海资料还在，也应该毁掉，斩草处根，根本没必要问东西到哪出去。项忠听了刘大夏的话，宛如醍醐灌顶，十分感谢刘大夏，给刘大夏作了个揖，说：“你这么做实在是阴德不小，我这个位置不久就会属于你啊。”后来刘大夏果然成了兵部尚书。

（刘大夏）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对于海洋世界的淡漠，可能和明朝政权崛起于淮河流域有一定关系。朱元璋出生在淮河流域，这个地方是落后的农业地带，对于海外贸易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与之不同，陈友谅的地盘是长江上游的湖广行省，统治的基础是以渔业为生、以白莲教为纽带联合起来的长江渔夫。而张士诚与方国珍的地盘，都在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他们两个都是贩卖私盐为生，活动范围又蔓延到了东海，统治的基础是以盐业为生的江海盐商。与朱氏政权相比，这三个政权与海外贸易关联更多，更密切，但遗憾的是，最后却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其实先秦以来，一直都是北方的农业文明不断消灭南方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历史发挥主导角色。

总之，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依托了蒙元时期中国商人积累的丰富的航海知识，与明朝强大的水军力量，从而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最高峰。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的时代，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真正引领世界走向浩瀚而壮阔的海洋，把它转变成人类历史的核心地带的，是西欧几条小船开启的“大航海时代”。

（四百料战座船）

第三讲复习课

你好，赵老师第三讲结束了，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本讲内容。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明确宣布放弃东亚海域，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甚至更加严格。对海外华人严厉打击，对南洋诸政权则持宽容态度。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并非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也不代表他要突破朱元璋的海疆立场，更不是想发展海外贸易。他只是想将宗藩体系进一步推广于海洋世界，扩展中华亚洲秩序。

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够开展，一是由于此前蒙古人打破了不同文明分途发展的格局，海外贸易开始发达起来；二是因为明朝有强大的水军；三是得益于蒙元时期积累的航海知识。

郑和下西洋后，明朝逐渐实行疆域收缩政策，再未于东亚海域开展官方远航行动。“海禁”政策与国内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严重冲突，沿海军民多私自武装出境，甚至与日本武士联合，这便是明后期“倭寇”的由来。

明朝对于海外贸易与海疆经营何以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可能因为朱元璋出生于淮河流域。他对海外贸易没有直接接触，也缺乏继承南宋、蒙元海外贸易的个人基础。相较而言，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三政权均与海外贸易有较多关联，但最终都败于朱之手，这是自先秦以来，农业文明不断消灭商业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角色的再次上演。

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郑和依托蒙元时期中国商人积累的航海知识与明朝强大的水军力量，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最高峰。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时代，因而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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