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赵现海：多面的宦官与误解的历史

宦官的身影，在世界古代政治之中，并不罕见。但是，很少有国家，像古代的中国那样，宦官在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影响，甚至专制朝政，乃至废立皇帝。中国古代的宦官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根源是中国古代长期实行君主专制的制度，皇帝不仅需要大量的宦官服务宫廷，而且需要培植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牵制庞大的官僚集团。宦官作为皇帝的奴才，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因此是皇帝完全可以信赖的一支私人势力。

但是宦官在中国古代虽然都不可小视，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不过在不同时期的，却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汉朝和唐朝时候，能够废立皇帝的宦官相比，明朝宦官的权势其实很低，这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即使像魏忠贤那样，能够专制朝政的权宦，在崇祯帝一纸诏书的面前，也只能选择自尽于道路一旁。不过，与汉朝和唐朝实时候的宦官比，明朝的宦官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却更为全面，而且深入，宦官的形象也就展现得更充分，更多样，对于真正认识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北京的西郊，就埋葬着明清时候很多的宦官，这是因为西郊是香山的所在，上风上水，不仅风水好，而且寺院也很多，宦官自己因为没有后代，不仅活着的时候积极布施，积极像寺院捐款，而且死了之后，很多都选择在寺院旁边埋葬，希望借此能够在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弥补没有人祭祀的遗憾。在当前石景山区的模式口大街，就建有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

（宦官文化陈列馆一隅）

模式口村有些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路两边是高高的山墙，走了很久，还没有找到这个村子，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这个时候突然就柳暗花明，出现了一个路口，路牌上写着“模式口大街”。拐进路口之后，外面的喧闹一下子全然不见了，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面前也豁然开朗，弯曲的街道，破旧的四合院，路旁不时出现一些断碑，还有被遗弃的磨盘。一座古建筑上用毛笔写着“恒德成记布店洋货发庄”，应该是民国时候的一家布店的旧址。这一切都彷佛是另外一个天地，好像模式口村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里，有着自己的进化历史，这在北京实在是太少见了。

（模式口大街）

在这个保留了很多老北京风韵的小村子里走了很久，街道边，忽然出现了一个高高的石牌坊，原来这就是明后期大太监田义墓的所在了，现在被开辟成了北京市宦官文化陈列馆。明朝太监的陵墓，除了魏忠贤在香山的衣冠冢以外，就要数田义墓最为奢华了。墓地遗址中，不仅保留了田义和其他明清几位太监的坟墓，而且还保存下来了很多的碑刻，里面记载了田义很多的名头与事迹。许多碑刻都是万历皇帝御制的。田义的墓碑也很高大，上面的装饰是皇室才能使用的龙形图纹。与之相比，旁边的清代太监的墓碑，就矮了很多了，上面也只画了两个鹿。明清太监地位的相差悬殊，从这里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

（田义墓）

（田义墓）

站在这座墓园之中，看着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给田义撰写的充满褒奖的碑文，这个时候，你很难把田义想象成一个很坏的人，只会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静静凭吊着这位也曾经权势显赫的政治人物。这种感觉在田义墓旁边的法海寺里，也同样能够得到验证。那里有两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写着景泰时期宦官李童修缮法海寺的功绩，其中的一通碑文，是当时的六部长官之首，当时的文人领袖吏部尚书王直写的。在正史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但是在另外的历史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和谐相处。可见历史记载总是因为不同的需要，而出现不同的版本。

给人更为复杂感觉的是智化寺。智化寺最早建于正统八年（1443年），是由宦官王振模仿唐朝和宋朝时候的“伽蓝七堂”建立的，最开始是王振的家庙。“土木之变”中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一年之后英宗被瓦剌释放。“夺门之变”后英宗取代了他的弟弟景泰帝，再次复辟登基。他还是很想念王振，于是就重修了智化寺，并且改了名字，叫“报恩智化寺”，把它作为祭祀王振的场所。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王振为了建立边功，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蛊惑英宗亲征，最终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明朝也因此而遭遇巨大的危机。按照这样的叙述，英宗应该十分痛恨王振才对，但智化寺的存在，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历史叙述。

智化寺是在北京市东城区的禄米仓胡同，北京很喧闹，但是走在北京的胡同里，却一下子都能安静下来，而智化寺，就更为安静了。虽然经历了多次的修葺，但是，智化寺的梁架、斗拱、彩画还都保持着明朝早期的特征，寺内的管理人员甚至说，连大殿里面的灰尘，都是明朝的。从山门向里走，依次是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及东西配殿，也就是大智殿、藏殿，再向里面，是如来殿、大悲堂等，很肃穆，很沧桑，在吵闹不堪的北京市区，真是很难想象还有如此宁谧的空间。院落里面有一株海棠，静静的开放，带来丝丝的芳香。在这种环境里，看着王振所遗留的唯一的石刻像，很像一个标准的书生，很难把他和史书中的大奸大恶联系起来。

（智化寺藏殿）

（智化寺）

明朝宦官制度的演变

明朝宦官最大的特征是制度化，在中央明朝设立了二十四衙门，在地方上，各个军政要地都设置了守备太监、镇守太监、分守太监、监枪太监。如果宫廷临时有事了，还会派出不同名目的太监。总之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明朝的宦官构成了听命于皇帝、自成系统的宦官系统，这样就和文官系统、武将系统，一起形成了“三轨”并立的政治格局。明朝宦官之所以权势很大，却无法对皇权造成威胁，原因就在于宦官始终没有能够掌握军队，无论中央军队，还是地方军队，一直都是由宦官、文官、武将共同掌握的。三者之间互相制约，谁也没办法成为挑战皇权的政治力量。

洪武时期，朱元璋要建立朱氏皇族“家天下”的格局，他最信赖的人是他的儿子们，对宦官不重用，要求也严格。而建文帝努力复兴文治，对宦官的约束就更严了，这也才有了宦官叛逃到朱棣那里，汇报南京防御空虚的事情。宦官权势的大幅增长，其实是在永乐时期。朱棣凭借武力夺取了帝位，因为得国不正，他就很担心也有人像他那样，举兵造反。为了侦察信息朱棣一方面重新启用锦衣卫，另一方面，他更信任完全是自己奴仆的宦官，于是专门设置了东厂，让宦官侦察文武官员。不仅如此，他还在地方军事要地，设置了镇守太监，专门监督总兵官，防止武将发动叛乱。到了仁宗和宣宗统治的时期，明朝的政权已经十分稳固了，这两位皇帝又都积极推动复兴文治，宦官的地位相应下降了一些，东厂的权势没那么大了。但是，在地方上，这两位皇帝仍然继承了镇守太监的制度，还进一步制度化。而宣宗，用柏杨的话说，就是个花花公子，很喜欢玩乐，经常派遣宦官到地方上采办珍稀的物品。我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促织》，里面就说宣宗喜欢斗蛐蛐，也就是促织，让宦官从各个地方进贡促织，一个男孩不小心放跑了父母捉的促织，害怕之下自杀了，死后变成了促织，被父母献给了宣宗，这个促织很厉害，打败了所有促织，最后获胜而归，男孩也得以死而复生。这个故事的结局虽然很完美，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很凄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宦官听从皇帝的命令，在地方上的权势不受约束，给地方造成了很大压力。

（《促织》）

正统时期，宦官开始进入了政治中枢。英宗九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这么小的年纪，没办法处理政务，怎么办？张太皇太后一方面把朝政完全托付给了内阁的三杨，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大权旁落，于是就扶持宦官王振制约三杨。为什么选择王振？因为王振负责在宫中教育英宗，完全忠诚于英宗。张太皇太后让王振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理英宗负责批红，从而牵制内阁。所以司礼监实际上就是处于宫廷的内内阁，李洵老师就认为内阁与司礼监其实就是一对双胞胎。

与三杨相比，王振有着一个优势，这就是年龄。随着三杨逐渐老去，王振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正统后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个权势显赫的大宦官。不过，王振虽然权势很大，但他本人也是文人出身，对于文官集团还是比较尊重的，尤其是不断拉拢同乡的大儒薛瑄。但是，薛瑄却从儒家士人的立场出发，对宦官有很强的敌意，一直都刻意保持和王振的距离。最后王振恼羞成怒，找机会将薛瑄下狱，并要将他处死。最终王振听从老仆的劝谏，把薛瑄给放了。

（王振）

（王振）

王振在历史上最大的恶名，来源于“土木之变”。但其实，“土木之变”的发生，和王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明朝以武开国，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都曾经在蒙古高原取得过重大的胜利，朱棣和宣宗还都曾经亲自北征。因此明朝对于蒙古，一直都有一种心理优势，认为自己是打得过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朝和蒙古的力量对比，其实慢慢发生了变化。15世纪中期的时候，瓦剌陆续战败鞑靼、兀良哈、女真和哈密，统一了亚欧大陆东部的广阔地区，力量达到了极盛。但是对于瓦剌的强势崛起，明朝并不是很清楚，在瓦剌南下之后，当时已经成年，完全具有决策能力的英宗，就决定仿照朱棣、宣宗，亲自率军北征。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战斗能力最强的宣府军队，面临瓦剌的攻势，突然一下子就崩溃了，瓦剌很顺利地就越过宣府防线，直奔英宗所统率的大军。英宗惊慌之下，决定班师，退到土木堡时，决定临时安营扎寨。但是，却遭到瓦剌前锋军队的突然袭击，明军自相踩踏，全军覆没，导致了“土木之变”军事灾难的发生。可见王振虽然支持和鼓动英宗北征，但是英宗当时已经成年，完全具备了独立决策的能力。如果完全是王振蛊惑，英宗才亲征，那英宗不可能在经历了被俘、失去皇位、政权险些沦亡之后，仍然对王振念念不忘。

（土木之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明朝宦官的事迹和形象，其实都是士大夫有意记载下来的。在中国古代，士大夫负责历史书写，常常用春秋笔法，把一些政治反对派写得很坏，很负面，尤其是对于不正常途经进入政治领域，对自身的权力又构成直接冲击的宦官群体，写得都很坏。其实“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政治群体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士大夫与宦官的私人关系，其实大都还是很不错的，权势比较大的宦官捐建寺庙的碑文，或者死后的碑文，大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官写的。

值得注意的是，宣宗为了让宦官承担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职责，专门设置了内书堂，专门聘请当时的名儒充当教师，教授宦官。一些宦官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之下，也形成了跟儒士一样的政治观念。比如明孝宗非常惧内，也就是怕老婆，张皇后禁止他纳妃，孝宗最后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武宗。张皇后有两个兄弟，依仗他们姐姐的权势，经常出入后宫。当时有一位宦官叫何鼎，对孝宗说：二张大不敬，不遵守臣子的规矩。张皇后很生气，问何鼎是谁主使让他说这种话的，何鼎说：是孔子、孟子叫我说的。何鼎最后被张皇后打死了。

（明孝宗）

其实，宦官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比如正德三年（1508年），在一次早朝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攻击当时大宦官刘瑾的匿名帖子，刘瑾很恼怒，罚群臣在烈日底下暴晒，有的人因此中暑了，最后甚至死掉了。当时的一个宦官叫李荣，是司礼监太监，实在看不下去了，给群臣送去了冰镇西瓜，又对群臣说是帖子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情，谁做的干嘛不承认？这是好男儿应该做的事情。李荣这番话，让刘瑾很生气，被刘瑾发逐到南京去了。正德时期，文官集团称围绕在明武宗旁边的八个宦官叫“八虎”，其实即使“八虎”本身，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张永借藩王以诛刘瑾为口号，发动叛乱的契机，在武宗面前告了刘瑾一状，说他要谋反了，武宗才把刘瑾处死了。而张永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不仅平灭了安化王的叛乱，而且当江彬等人诬陷王阳明的时候，还替王阳明辩解。

批红与监军

明朝二十四衙门之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东厂，还有御马监。司礼监负责代替皇帝批红，东厂负责侦查官僚机构，御马监负责管理宫廷的马匹。皇帝并没有固定地让司礼监代理批红，只是在自己忙碌，或者不愿意处理朝政的时候，才让司礼监代劳，因此，决策权仍掌握在皇帝的手中，皇帝随时都可以收回。同样，司礼监批红也不能完全由着自己，一般情况下都要尊重内阁的票拟，不能有大的改动。这样一来，那些权势较大的宦官，不仅重视批红的权力，同时也很重视控制内阁，通过左右阁臣的人事选择，实现里应外合，这样才能真正控制朝政，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都是这样。

（刘瑾）

至于地方各级宦官，主要负责监军，也就是担任皇帝的耳目，对地方军政事务，虽然也有些干涉，但是基本还是比较尊重文武官员的。地方各级宦官还有一个职责，就是进献各地的珍稀物品。中国古代的文武官员，虽然都听命于皇权，但是也有自己的政治气节，对于皇室在规定以外的各种需求，如果认为会劳扰百姓，就会加以拒绝。但是与文武官员不同，宦官因为是皇帝的私人奴仆，对于皇室的命令，完全听从，因此也就成为皇室从地方攫取各种物品的采办人员。

明朝宦官的制度化，要求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在政治运作中，都必须和宦官集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否则就会遭到宦官集团的打击，导致没有办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长期的政治合作中，文武群体甚至和宦官集团，慢慢形成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比如正德和嘉靖时期曾经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和阁臣的杨一清，就和张永不仅在政治上合作很密切，成功平定了安化王的叛乱，而且私交也很好，张永死后，他的墓志铭是杨一清给写的，杨一清甚至因为这个事，被诬陷接受了贿赂，最终悲愤而死。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他联合了宦官冯保，两个人一内一外，得以共同主持政局有关。因此，明朝的士大夫群体虽然在历史书写中，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宦官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是在政治运作和个人的感情上，却大都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情况。明朝文官、武将和宦官这三种政治势力之间所长期保持的斗争和合作的双向关系，维持了明朝政局的稳定，反映了明朝专制政治进一步走向了成熟。

（杨一清）

第五讲复习课

你好！赵老师第五讲结束了，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本讲内容。

洪武年间，宦官颇受约束，事权轻微。永乐时期，宦官权势猛增，东厂设立，专门监督官僚系统。仁宣时期，宦官又有所势微。英宗正统时期，宦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与汉、唐时期能够废立皇帝的宦官相比，明朝宦官权势无疑低落很多，刘瑾、魏忠贤都曾炙手可热，但他们的生死仍掌握在皇帝手中。

明朝第一位权势显赫的宦官是英宗朝的王振。王振最大的污点来自于“土木之变”，不过当时英宗已经成年，北征是他最后拍板。土木之变后英宗仍对王振念念不忘，可知当年的决策英宗并不完全是受王振蛊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朝宦官，往往都是心狠手辣、罪大恶极、不学无术、迫害忠良。其实，这些大多是士大夫用春秋笔法有意记载下来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群体里都有好人、坏人。士大夫和宦官的关系并非都很糟糕，宦官张永曾为王阳明申辩，杨一清与张永私交很好，在政治上能通力合作，杨一清还为张永撰写了墓志铭。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他与宦官冯保共同主持政局。

明朝宦官最大的特征是制度化，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听命于皇帝、自成体系的宦官系统，使明朝呈现出文官系统、武将系统、宦官系统“三轨”并立的政治格局。在中央宦官机构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东厂与御马监。至于地方各级宦官，主要负责监军，承担皇帝耳目的功能，对于地方军政事务虽有干涉，但基本尊重文武官员的军政权力。

明朝宦官虽然权势很大，但是因为没有掌握军队，所以无法对皇权造成威胁。明朝文官、武将、宦官三种政治势力之间长期保持了斗争与合作的双向关系，从而维持了明朝政局的稳定，反映出明朝专制政治进一步走向成熟。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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