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课 | 郑国内战风波折射的典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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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我们来讲“郑伯克段于鄢”，这是个发生在公元前722年的非常著名的事件，并非因为事情真的有多大，而是它是春秋第一年里的重要事件，而且由于其行文优美，也成为《古文观止》的开篇第一作。尤其对于那种看书每次都从头开始看的人，这篇内容看过几十遍都是正常的，其中很多成语和句子也流传甚广，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你看着它特别眼熟，却未必真的了解它。

接来下我们先从名号说起，郑伯，也就是郑庄公，《左传》中说：称呼寤生为“郑伯”是讽刺他对弟弟有失教诲。这个解释实在太生硬牵强，因为在《春秋》经文中，自始至终都称郑国领导人为“郑伯”，这是因为郑国是伯爵国的缘故，按照正史记录的规范，本就该称郑伯。否则，难道每任郑伯爵都是被讽刺的对象吗？当然不可能。

再说段，段是寤生的弟弟，按照常理他应该被称为公子段，但是因为他受封于郑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京城，这个级别实在太高了，大家叫他太叔，说明他地位仅次于郑伯爵，后来他失败逃到共地去，才被称为共叔段。根据古人取氏的规则，段誉就是他的后人，这样一想就容易理解共叔段为什么招人喜欢了，并且《诗经》里还的确有几首歌颂他的。

他们的母亲姜氏，也叫武姜，姜是她的姓，女子称姓，武，是郑武公的谥号，姜氏是郑武公的夫人，所以郑武公去世以后，她被称为武姜，正式的叫法应该是郑武夫人。

已经掌管了郑国二十二年的郑伯爵寤生，与多年以来在姜氏指使下不断膨胀势力的弟弟段展开了最终对决。过程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就不再赘述。其实看起来，寤生一直在迁就姜氏，而他的弟弟段又何尝不是？都是为了令姜氏称心，兄弟俩实际彼此彼此。寤生一再退让，是真的胸有成竹、处心积虑？还是无可奈何？关于这一点，不同阅历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至于共叔段为什么失败，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啊，因为他哥哥寤生太厉害了嘛。难产而生的孩子通常比较聪明，加上寤生此时已经执政多年，已经发展成为了睿智。对手太强大，还有什么好说的。

此外这个事件而言，是让人困惑的，尤其是近代新的考古发现提供的新的佐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中的《郑武夫人规孺子》讲得是郑武公去世，13岁的寤生刚即位时候武姜对他的谆谆教导。武姜说的话很多，重点是要求郑庄公在三年内不去亲理国政而把朝政全部委任给各位大夫，另一方面也表态了自己只管理后宫，不去干涉政事，也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这是因为武姜作为引导犬戎颠覆了西周的申侯的女儿必须避嫌。这样的一国之母，对年幼的国君谆谆教诲，语重心长，这和左传中的记载完全判若两人。至于真相如何，只能有待以后更多考古发现来揭开了。

郑国的创始人是郑桓公，他是周宣王的异母弟，周幽王的叔叔。最初，郑国的封地在王畿内，都城在今陕西棫林。周幽王即位后，任命郑桓公为司徒，掌管周王室的土地和户籍。幽王在位末年，因为废立继承人一事宫廷内乱与妻家申国及犬戎作战，郑桓公随周幽王一起战死在骊山脚下。

后来，郑桓公的儿子武公协助周平王东迁洛邑，要知道他的父亲可就是被拥戴平王的叛军杀害的，所以政治家就是政治家，杀父之仇没有实际利益重要。武公到了东部紧接着就在四年之内灭掉了郐国、东虢国以及周边八邑，拥有了制地和京城。其中，制地就是被灭掉的东虢国君虢叔的死地，而东虢国的京城则被郑武公建成宏伟都城，城墙长度超过三百丈，并且还有郑桓公的宗庙所在，这是为了实现创始人郑桓公最初建国时的宏伟蓝图——打造中原区域乃至天下最杰出的商业城邦。之后，为了东周王室的利益，郑武公不得不让出制地以东的部分土地给王室，转而着力向东南地区发展，而后郑庄公将郑国都城由京城迁到溱洧（今河南新郑一带）。这就是京城的规模大于郑都的真实原因。

《左传》中写祭仲劝寤生说，现在京城的规模超出了规定，比国都还大，这不符合制度，必会带来后患。还说了各种规格应该如何等等。这多半是《左传》作者为了普及常识而编写的，因为京城规模比国都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春秋时诸侯国迁都是常有之事，迁都之后，新都当然不会有业已建设成熟的旧都规模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种规定就算存在，也是形同虚设，在实际的对话中，精明的祭仲怎么会用这种苍白的理由来劝说英明的寤生呢？

《左传》中评价颖考叔“纯孝”，其实“孝”只在言语中听起来有迹可循，也无法去他家中辨明真假；而“忠”却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确用聪明的行动表明了他替领导排忧解难的忠心，并且顺利的达成了目标。这也反映出了一条中国自古以来的用人标准，那就是要用“孝子”。因为事实上，“孝”与“忠”实际内容是一回事，由对象是否有亲缘关系而区分开来。一个人如果是“孝子”，那么大概率也能成为“忠臣”。但如果当同一种性质的行为处于不同立场，而两种立场又恰好有冲突的时候，就会存在“忠孝难两全”的问题，聪明的古人后来将“君父”概念覆盖的范畴加以无限扩大，于是忠孝便可两全了。

说到君父，由它就引申出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概念，春秋时期的宗法制。

后世所讲的“宗法制”，一定是包括两个内容，即“父家长制”和“嫡长子制”。嫡长子制，顾名思义，是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法定继承人，但事实上春秋时期还并不是严格按照这样来执行的，或者说，春秋时期正是嫡长子制逐渐成形并固化下来的时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止春秋时诸侯并没有全部采用嫡长子制，连周王室也没有严格照做。

但不管是否为嫡长子，氏族和家族的继承人是肯定都有的。所以父家长制才是理解春秋氏族和家族内部关系的重点。

按照周人的制度，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核心（广义的君主），这就是“父家长”。血统属于家庭，家庭构成家族。家族在理论上，也应该有一个最早的、共同的“父家长”，他就是“祖”。祖也有一个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宗”。

春秋国家内乱斗争中的最典型关系，就是大宗和小宗。

嫡传是大宗，旁支是小宗。大宗有祭祀权，小宗没有。按照这样代代相传下去，就是“宗统”。宗统属于家族，家族构成氏族，氏族构成部族，部族构成民族。这样一来，民族在理论上也应该共有一个“父家长”，他就是“天子”。天子是“天”的继承人，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嗣王”。天子也有家族系统，因此也有祖有宗。

创业为祖，继祖为宗。所以，后来帝国时代的开国皇帝庙号都叫“祖”，继位的皇帝的庙号则基本上叫“宗”（明成祖朱棣，清世祖顺治和圣祖康熙等算是例外）。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君统”。君统、宗统、血统三位一体，因此“天下为家”。宗法制运用于周代的国家联盟，就是“封建制”。具体做法是：先假定周王是天的继承人，天下的土地都是天赐给他的，然后由他像分家一样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些人就是诸侯。这样，天子就是“祖”，诸侯就是“宗”。或者说，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诸侯也有分封权，也要把“国”中的土地，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就是大夫。这样，诸侯就是各国的“祖”，大夫就是“宗”。或者说，诸侯是大宗，大夫是小宗。大夫也要把“家”中的土地再分下去。这就是士。这样，大夫就是大宗，士是小宗。士当然也可以把土地再分给庶人，但士永远是小宗，不可能成为大宗。

郑伯克段于鄢，反应的就是十分典型的春秋时期小宗与大宗之间的斗争关系，这当然不是第一起，在它之前，各诸侯国甚至王室也有这样的事件，它当然也不是最后一起，之后这种现象只会愈演愈烈，比如接下来那个卫国的州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