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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国家,是周平王东迁后才创立的,并且在建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商人的大力支持,他们之间有盟誓。郑国地处中原腹地——商地,所以成为商业强国进而称霸中原,是郑桓公到郑庄公爷孙三代人的宏伟战略。
为了实现如此宏大的战略,郑国在国际上的布局也是精心谋划的,比如一个不太起眼的动作,公元前718年晋国内乱,郑国派出军队帮助晋国曲沃政权攻打翼都政府。这就涉及到晋国内战的形势了,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晋国的起源开始了解。
周成王八年(公元前1035年),位于山西黄河与汾河流域的唐国发生了叛乱,被成王的叔父周公爵旦平息。过了两年,成王将这个地区封给自己的弟弟叔虞,在“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下,终于得见成效。后来叔虞的儿子燮即位,迁居到晋水之傍,故将国号改称“晋”。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人的政治来运作,以戎人的意识形态来约束,何谓戎人的意识形态,实际就是氏族部落自治。这个建国方略,与同时赐封的卫国还有鲁国的建国方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是有严格区别的。后者是用周人的意识形态(周礼)来约束,而唯有晋国既不按商政,又不遵周制。晋国是唐尧故地,这里实行夏政好多年了,而且周边全是戎人和狄人,所以这个“夏政”与“戎索”兼施并举的治国方略是因地制宜、因事而异。因此晋国的国情和施政相较于其他诸侯国,就显得很特殊了。
值得注意的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前者侧重社团,后者侧重氏族,所以贯彻了这个方针的晋国政治呈现出来社团与氏族混合的显著特点,对它后来的格局有深远而直接的影响。由于唐晋地区混杂了大量戎狄还有土著民,加之特殊的沟壑众多的地理隔离环境,这里的氏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从公元前718年的晋国内部战乱来看,结果是形成了三个政治中心:曲沃、翼都、随邑(后迁到鄂邑)。这三大政治派别,背后若隐若现的是国际上的多方势力角逐。三个政权背后的国际势力是这样的:曲沃——郑国;翼都——周王室;鄂都——怀姓九宗,掺杂了各种矛盾的晋国局势愈发复杂起来。
郑国支持曲沃政权是它实现战略的一部分,要看清全貌,还要注意另一个事件,交换飞地。
齐僖公主动出面调停了当初被州吁挑唆围攻郑国的各国纷争,且获得了成功,紧接着又朝觐天子,并旋即把调停成果通报诸侯,可谓出尽风头,扩大了齐国在国际中的影响力。
但这一年获益最大的领导人却并不是齐侯爵,而是外交政策更为灵活实用的郑庄公。
郑庄公就给了齐僖公一个很大的面子,在后者的撮合下,同意暂时缓和与卫国和宋国的关系。随后还带齐侯爵朝觐天子,充分赢得了齐侯爵的好感,同时这也符合郑国“远交”齐国的战略规划。
周天王把王室内阁事务从郑伯爵手中收回,分政给虢公爵,并让虢公爵常驻京师洛邑办公,这实际是让郑伯爵的王室职务变得徒有虚名了,但寤生并没有像从前那样冲动地向王室示威,而是借机引导齐侯爵进京朝觐,这一方面是表示自己是服从天王的,另一方面也向诸侯传递了自己仍然是王室内阁大臣身份。可以看出寤生在处理与王室关系方面,变得更加务实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后续的几年中持续影响了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就是郑庄公向鲁隐公提出的交换飞地之事。郑国受商业信用文化影响颇深,在履约方面从不含糊,所以在双方达成一致后,郑国立刻就把本国在泰山脚下的祊田交割给了鲁国,而鲁侯爵却迟迟不办理许田的交付手续。
这件事反映出了几点重要信息:郑庄公能用自家在泰山的地去换鲁国在许国的飞地,付出这样的代价,郑国必然已经勾画出了自己所能获得的对应回报;鲁隐公这个人很重利,许田和祊田相比,前者在中原的商业中心位置,后者在泰山脚下,无论从位置重要性还是从收益上来看,很显然许田要比祊田高得多,所以息姑答应了之后很快就后悔了,于是迟迟不完成约定中许田的交割,而关于换飞地之后的郑国利益,三年后的一场国际军事行动能给出答案。
宏大的战略,都是需要精心谋划布局的。 就如下棋,谋划三步五步后的走势,当前看似无用的一子,过了几步后方显威力,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个人是生活也是如此。财务自由的实现需要十年的时间,规划好目标和路径。 今天看似无用的了解商业模式,企业的生意特征,对十年后的财务自由却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