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邓小南：“祖宗之法”：宋代的防弊之政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宋代的“祖宗之法”，也就是宋代防范弊端的一些基本的政策原则。

我们知道，宋代成立于五代之后，虽然我们经常唐宋并提，但是实际上宋代和唐代并不是紧紧相连的。唐代在公元906年就结束了，宋代960年才开始，所以两者之间有一个相距五十四年的时段。在这个时段里面，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相继的五个王朝，这五个王朝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这五个王朝一共才维持了53年，而这五个王朝前前后后出现了14位皇帝，我们大致算一下，就知道每一位皇帝在位平均才有多少时间。

（五代十国）

这些前代的帝王，也就是五代的君主，他们中有不少都是禁军统帅出身。禁军就是当时皇帝直接指挥的精锐部队，这些精锐部队的统帅直接掌握着军权，所以他们就有可能跟中央的最高政权、跟君主叫板。这些政权的翻覆在当时非常频繁，可以说是走马灯式的一种局面。在公元96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做禁军统帅的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摇身一变，从一个禁军的统帅变成了宋代的开国君主。我们现在说到宋代的开国君主，似乎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好像他开创了一个大宋王朝；实际上，如果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当年的环境里，我们会看到当时的那些人，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新上来的禁军统帅能维持他的政权。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很可能觉得这就是第六代短命王朝又开始了；前面的14个君主走马灯一样的下去了，下面又来了第15个。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因此对于赵匡胤来说，当时最为突出的、或者说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能把他所建立的王朝稳定下来。后来有一些人就追溯当时宋太祖各个方面的举措，也有人在那个时候的档案里面看到了宋太祖跟他的臣僚，跟他一些心腹智囊来来往往的一些书信，包括写的一些条子。其中有一封他写给赵普（赵普是他的一个左膀右臂）的信，里面他就说，我们这些人一起平定了祸乱，让天下归到我们的手里，我们所创建的这些法度，子孙应该一代一代谨守不失。如果子孙能够世世代代谨守的话，我们这个王朝要存在百世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会看到，赵匡胤对于他所创立的这些法度是心心念念，非常重视的。

（赵匡胤）

赵匡胤做皇帝做了差不多17年的时间，非常突然地就去世了。对于他的去世是不是正常死亡，我们很难知道。他去世以后，他的二弟赵光义取代了他的皇位，而不是赵匡胤的儿子。虽然赵匡胤两个儿子当时都已经成年了，但是都没有能够继承皇位，所以这个事情一直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赵匡胤的去世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现在我们姑且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北宋的第二代皇帝，他所执行的基本政策，或者说他对他的兄长所执行的政策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和什么样的继承。我们知道，每一个皇帝登基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即位诏”，其实就是一个告全国军民书，用来安定军心、安定民心的。当时宋太宗，就是第二个皇帝，即位了以后，也有这样一个即位诏。在即位诏里，他就有这样的两句话，先是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就是说他哥哥在皇位上将近20年的时间（实际上差不多17年）；随后他把他哥哥将近20年的所有举措概括成八个字，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事为之防，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进行防范；曲为之制，“曲”就是委曲周全的意思，曲为之制就是凡事都要周全地进行制约。这八个字，“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放在一起，可以说就是防微杜渐的一整套制度措施。

（赵光义）

在归纳了他哥哥的这些作为之后，宋太宗就表了一个态，他说现在纪律已定，所有的规矩都定下来了；物有其常，所有的事物都在正常地运转了；他自己决心要“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就是他要继承这样的一种做法，把他哥哥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推进下去。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样一种防微杜渐的精神，实际上是来自于赵宋王朝对于五代以来那种纷纷攘攘的动荡局面，即前车之鉴的一种警惕和防范。这样的一套做法，就被归纳成为宋代的“祖宗之法”，因为它是祖宗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基本法度和基本政策原则的精神。到了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孝宗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说，“祖宗法度乃是家法”，是他们赵宋王朝世世代代奉行不辍的一套基本原则。

相对“开明”的王朝 

这样一套基本原则，在宋代历史上始终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宋代当然是一个帝制的王朝，帝制王朝原则上都是一些专制的王朝，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民主、三权并立这样的格局。但是即便都是专制的王朝，我们也会看到彼此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宋代的朝政，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它“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

沈括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位大科学家，但是沈括的文字记录不仅仅限于科学技术方面，他也讲到了当时政治上、文化上的一些故事，记载了很多非常珍贵的材料。沈括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太祖曾经问赵普（赵普在宋太祖时期曾做过宰相），“你说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皇帝一直催着问，于是赵普急中生智，最后就说了四个字：“道理最大。”具体的东西想不出来天底下什么是最大的，但是他想到道理应该笼罩万事万物，所以他说道理最大，据说当时皇帝非常称赞。这个事情究竟在当时有没有发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这么一段对话，我们很难确认。沈括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提到这件事情的一位史家，而他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离宋太祖的年代已经差不多将近百年了。所以宋初是不是有这个对话，我们不能确认。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当时的宋人认为，应该是有过这个对话的。所以在宋人的一些记载里面，包括他们跟皇帝的章奏里面，都会引用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时人的心目中都认同“道理”是最大的。

（沈括）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都在讲，说宋太祖当了皇帝以后刻了一块誓碑，碑上面有几条条文，条文里面说到不杀大臣，不杀进言的人，所谓“进言”的人，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人。给皇帝提劝谏意见的这些人，不管提的建议或者意见多么逆耳，多么不好听，也不能杀这些人。据说刻了誓碑以后，把这个碑藏在太庙里面。对于这件事情，我个人并不相信，但是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宋代可能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我们从宋代的史实里面看到，宋代并不是没有杀过大臣，也有一些大臣在政治不正常的情况下被冤枉，最终被迫害致死，这样的情况在宋代历史上也并不是罕见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宋代确实很少诛杀提意见的人。有一些人提出了对于国家来说非常尖锐的一些意见，有一些人也在当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但是大体上来讲，言官因为进言而被杀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宋代相对来说言路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开明。陈寅恪先生也曾经说，宋代思想是比较自由的，文章相对来说也臻于上乘，有很多好的文章、好的作品出现。

立纪纲，召和气 

宋代这样一种相对开明的政策，是落定在一些具体的抓手上的。所谓的“抓手”，我们或许可以把它概括成为两端，一个是立纪纲，一个是召和气。所谓的“纪纲”，在宋代也被称之为“纲纪”，就是制度的意思。立纪纲就是建立制度。召和气，这个“和气”是什么意思呢？在宋人的理解里面，天地之间运行着阴阳两股气，阴阳两股气的运行如果是自然协调的，没有受到很多外界的干预，那么这样就能够感召和谐之气。

我们从宋代的很多材料里面都会看到，当时的人把“纪纲”和“和气”相提并论。他们讲到纪纲的时候，和法制联系在一起讲；讲到和气的时候，就和道德仁义、国家的仁政合在一起讲。所以纪纲、和气这两端，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车轴一样，这样的两个车轴共同转动，使得当时的政治能在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讲到立纪纲，从太祖朝的情况来看，最主要的或者说它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怎么能够集中军政的权力。五代的教训就摆在他的眼前，而五代一代一代的君主、一代一代的动乱，原因很多都是来自于禁军，也就是精锐部队的高层，来自于禁军的统帅。所以从宋太祖来讲，禁军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腹心之患，是他心头没有办法忘怀的一种严重的威胁。

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是说宋太祖上台一年之后，召了他当年在禁军里面一些平起平坐的同事，或者说他当年的朋友，到后廷里面去喝酒。在大家喝得酒酣耳热的时候，宋太祖就说，你们不知道，这个皇帝确实不好做啊。周围的这些禁军统帅就说，现在这皇帝有什么不好做的，大家都不会有贰心了。宋太祖就跟他们说，你们虽然没有贰心，可是如果你们手下的人把这个黄袍披到你身上，你不想做皇帝也不行。宋太祖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些禁军将领心里都非常明白，就是太祖实际上是怀疑他们也可能效法太祖去搞兵变，发起“黄袍加身”这样的军事举动。所以这些人的酒一下子被吓醒了，他们就跟太祖说，不管怎么样，你要给我们指示一条可生之途。因为在五代的时候，君主如果怀疑哪一个禁军统帅想搞兵变，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把这些人处置掉。看到这些人酒醒了之后，宋太祖就跟他们说，人生其实是很短的，你想想你这一辈子是要干什么，你不过是想多攒一些钱，让你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过上富贵的日子。那你们现在何必在这儿辛辛苦苦地掌握这个军权呢，不如把你这个兵权交出来，然后你去选一个二线的大城市，那个地方房子也便宜，地也便宜，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立你的家业；将来我和你们约为亲家，互为婚姻，我的女儿嫁给你儿子，你的女儿嫁给我儿子，这样咱们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些禁军统帅听了他这一番话，不接受也得接受。因此我们看到宋代的材料里面就说，这个事情过了之后，这些禁军统帅就把兵权先后交出来了。

（杯酒释兵权）

有一些学者说，所谓杯酒释兵权，可能历史上并没有这么一件事，这个大概是后人编出来的。我们看到最早的记载，是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里。不管这一件事情从细节来说是不是真实，比方说当时请来喝酒的是哪几个人，是哪一天到后廷喝酒了，这样的一些细节确实可能并不真实：但是我们从宋代的材料里面，会看到当时的几位禁军统帅，像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这些人是同一天称疾请罢，就是同一天他们都说自己身体不好了，现在都要把禁军的权力交出来，准备到地方去休养了。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一定有紧锣密鼓的操作才说得通。

（司马光《涑水记闻》）

所以，杯酒释兵权这个事情，如果从一种“通体”的眼光，就是把它拉开来看，应该说，以和平手段迫使禁军将领交出兵权这类事情，在当时可能是有它的真实性的。

解决了禁军的权力问题之后，宋太祖还解决了当时地方上的藩镇（实际上就是一些大军区）问题，包括把这些大军区所掌握的政权都收归到中央，把他们掌握的财权也控制住了，而且把他们的精兵（相对来说比较精锐的部队）也都拨入到中央禁军的序列。这样就完成了他对地方上的这样一些军事力量，也就是原本半独立的藩镇的控制。

“祖宗之法”的认识 

说到宋代的“祖宗之法”，我们会看到，就严格意义上来说，祖宗之法其实是一系列做法和说法的综合体。对于祖宗之法，其实有很多的提法，特别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当时的人经常回过头去看，说五代的时候那么扰攘，那么动荡，为什么到了本朝就能够安定下来呢，他们觉得从持续动乱改变到相对稳定这样一个局面，肯定是有一些重大举措起了作用的。他们都怀着非常高的成就感回过头去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提炼出很多他们心目中觉得值得继承的这样一些祖宗时候的做法，就是所谓的“祖宗法度”。

宋代的祖宗之法，就它的内容而言，并不是明确制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宋太祖、宋太宗那个时候制定了一套法度，后边的人就沿袭着不变，而是说，在宋代的历史进程里面不断地增加进去一些内容，也相对来说有一些内容逐渐地被消解出来。所以我们会说，祖宗之法并不是一套固定的书面成文法，它数不出来任何的条款；但是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趋向，确实是起着一种指导性的、核心的作用。

对于祖宗之法的认识，对它的诠释和阐发，在历史上是做过“加法”，做过“减法”的。祖宗之法既然不是一套明确的成文法，它实际上是有赖于不同人的理解和不同人的阐释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和阐释，既有无数的层累和叠加，也有很多的涂抹。也就是说，有一些内容被放大了，被凸显出来了；有一些内容被模糊了，被遮蔽了。所以说，我们在讨论宋代的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到类似于祖宗之法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宋代的“本朝史观”，就是当代人对当代事的看法。当代人看当代事有它的好处，因为有很多材料可能都是一手的、原始的材料，但是当代人看当代事，也有它的敏感之处。所以我们今天在观察宋代的历史事实的时候，要把当时的说法和当时的做法对照起来看，而不能轻易地相信当时所有对于祖宗之法的历史阐释。

（1）积极影响

说到祖宗之法和宋代的政治，我们要看到，祖宗之法部分解决了，或者说它试图解决官僚政治碰到的一些难题。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皇帝的这样一种权威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这是官僚政治在历朝历代所遇到的难题。而宋朝的君臣共同维系着本朝的“祖宗之法”，它不仅仅是皇帝创意的结果，更是有赖于臣僚的阐释的，所以这样一种共同维系的祖宗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样一个纽结。祖宗之法是一种现世的法度，又被笼罩进礼制、伦理的体系里面，所以它就具有双重的权威。它既是一种法度的原则，又蒙上了“祖宗之制”这样一种礼制、伦理的外衣。祖宗之法本来是由士大夫参与提炼的，但是经他们提炼之后，以“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因而带有某种意义上的神圣性，对于后世的帝王就可能构成某种制约。

（2）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参与塑造祖宗之法的士大夫，他们在政坛上稳固了位置之后，本来带有他们积极思考的这样一种祖宗之法，反过来又束缚了很多精英人物的头脑，使得宋代的政治呈现出来一种因循的、求稳的态势。

前面我们曾经说，宋代的政治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明的，言路也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不能绝对的这样来认识。两宋历史上也有树立君主威权、进行派系整肃的文字狱。我们比较熟悉的，像在北宋时期苏轼等人遭遇的“乌台诗案”；徽宗时期所谓的“元祐党籍”；南宋秦桧当权时期，对当时主张抗金者，如岳飞等人的残酷打击；南宋中期宋宁宗时期，整道学派的“庆元党禁”……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统一道德”这种堂皇口号之下的党同伐异，对当时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这样一些精英人物的残酷打击。

（元祐党籍碑）

对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追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是要求道德和学术观念“定于一”，统一到一个步调之上，这也是当时士大夫共同的认识局限的表现，也正是因此而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集团内部产生深刻分裂。如果一个朝廷致力于议论专一，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对于祖宗之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就有很多反思。朱熹就曾经说，北宋灭亡的教训，其实跟祖宗以来把藩镇的权力都收归中央有关，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所有的权力都收到中央以后，地方上就越来越困弱了。靖康年间，女真的军队从北边打过来的时候，地方上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有效的抗击，所以使得北宋的大厦轰然倒塌。像叶适这样的一些人也有很多思考，他们会说“有大利必有大害”，祖宗之法是带来了国家的相对稳定，但是它对很多事情都强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大事小事都要“禁防纤悉”，什么事情都要设防，因此很多有才干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动手动脚都有规矩在限制着。这样的一种法度使得人才没有办法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动性，所以带来了宋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

（朱熹）

我们这一个部分说到的是宋代的祖宗之法。祖宗之法归根结底是防范弊端的一套法度，它对于宋代历史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同时也形成了宋代整体政治格局上一些严重的问题。

第三讲复习课 

你好！邓老师第三讲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宋代的祖宗之法是宋代防范弊端的基本政策。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开国君主往往是前朝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在开国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怎么能把宋朝稳定下来。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更，为的是让江山代代相传。赵光义（即位后，将赵匡胤的举措总结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进行防范，凡事都要周全地进行制约），并表示自己要“谨当遵从，不敢逾越”。如此，这套防微杜渐的制度措施被归纳为宋代的“祖宗之法”，成为赵宋王朝世世代代奉行不辍的基本原则。

在祖宗之法的影响下，宋代言路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开明。开明政策背后依托的是“立纪纲”与“召和气”。立纪纲就是建立制度，召和气就是感召和谐之气。两者共同使得当时的政治能在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得到发展。太祖朝的“立纪纲”主要表现为通过“杯酒释兵权”以及削弱藩镇来集中军政权力。

宋代的祖宗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做过“加法”，也做过“减法”。祖宗之法不是成文法，有赖于不同人的理解和阐释。在我们讨论宋史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宋人的“本朝史观”。祖宗之法一方面对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带来国家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祖宗之法束缚了很多精英人物的头脑，无法施展才干，使宋代政治呈现出因循求稳的态势，带来了宋代历史上的很多问题。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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