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邓小南：科举制度：新型士人的出现

下面我们来讲第四个题目——“科举制度：新型士人的出现”。

科举制度我们知道并不是宋代才有的。它是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公元605年开始的，在公元1905年，也就是清末，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废除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持续了1300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经常把科举和高考相提并论，实际上科举考试和高考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考试。高考不管考得怎么样，决定的是你进哪一所大学，也就是说高考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科举不是这样，它认定受教育的环节已经完成了，现在参加科举的人是要进入官僚队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举考试可以说更为接近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

科举：取士不问家世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其实有很多选拔官员的方式，在科举之前有察举，而且察举也是有考试的。那么科举和察举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区别不仅仅在于科举是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非常重要的区别是它允许这些候选的人自由报考，在当时的说法叫作“怀牒自列于州县”。“牒”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份文书、一个证明，你拿着你的证明，就是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你拿着身份证明就可以到州县去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科举考试的参加者，一类是来自于学校，就是地方学校、或者中央办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另一类是自己在家读书的这样一些参选人。

科举的自由报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过去参加察举的这些人，是要有长官推荐的，察举是一种“他荐”的制度，就是别的人推荐的，而科举是可以“自荐”的，就是自我推荐，自己去报名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另外，科举是所谓的“取士不问家世”，不看家世背景，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绝对的不看家世背景。唐代的规定里面，会说如果你出生在工商之家，你家里面是从事工商末业的，这样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对你的家世背景是有所限制的。但是事实上到了中唐以后，因为官方没有办法掌握每一个人的出身背景，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本来是工商之家的，但是如果在填报材料的时候不强调这个特别的背景，实际上也就进入到科举大军的行列里面去了。

到了宋代，这样的限制就更加放宽了，所以在南宋的时候，大家回过头去看，会非常强调科举的特点之一，就是“取士不问家世”。

三级考试 

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到了宋代又有一些方方面面的演进。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是三级考试的制度，第一级可以说是最为基础的、基层的，就是所谓的“乡试”。乡试就是在家乡参加考试，福州人就在福州考，苏州人就在苏州考，所以这个叫作乡试。乡试是由地方政府主持的，乡试的目标是要取一个解，这个“解”，实际上就是得到一个文状，这个文状就证明你通过了这个考试。你拿到这个解以后，就可以到首都去，参加第二级考试，也就是中央部门主持的考试。中央部门主持的考试呢，因为从唐代开始就是尚书省主持的，所以这个就叫作“省试”。省试通过了以后，可以去参加第三级考试，也就是“殿试”。殿试原则上是皇帝主持的，当然皇帝他不会自始自终都坐在那里，但是皇帝还是会出席，特别在发榜的时候，皇帝经常会参与这样一些仪式性的活动。现在流传下来的，包括后来人描摹的宋代“殿试图”，也会看到士子参加殿试答卷的这样一些情形。

(科举制的三级考试)

参加乡试是要取解，在取解的考试里面得到第一名，就叫“解元”；省试里面得到第一名，就叫“省元”；殿试里面得到第一名，就叫“状元”。每一次殿试结束了，整个的卷子看完了，就会发榜。宋代发榜的时候，不光是那些士子会去看榜，有很多人都会去看榜。有的人去看发榜，看自己考中没考中；有的人就是去看新进士，觉得新进士一定是风流倜傥的，他们去看这样的一些风流人物。当时王安石的一首诗作就有这样两句，说是“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就是他到发榜地点的时候，要路过金明池，从这儿走过去的时候，看到路边上都是穿红裙子的，就是很多的女子在这儿看新进士，看这些人又年轻，长得又帅气，还考中了进士，意气飞扬的。所以那个时候，科举制度所吸引的目光不仅仅是这些科举的参与者，也吸引了社会上很多相关的，甚至于我们觉得不很相关的这样一些人士。

(王安石)

官员素质的改变 

我们现在大体上对于历代的科举取士数额有一个统计。我们会看到，唐代科举基本每年开榜，在唐代290年的时间里边，有266次科举考试，总共取士的人数达到了6603位进士。如果平均算一下，我们会看到平均一年取的进士有23位左右。

我们知道宋代差不多是320年，宋代一般来说是三年开一次榜（前期其实每年开榜，但在动乱的时候不能正常开榜），320年的时间里边有130次科举考试，而130次科举考试总共录取的进士有十万多人，平均每一年录取的进士有300多位。在历代科举取士的数额里，像元代平均每一年取12位，明代平均每一年取89位，清代平均每一年取100位左右，应该说，宋代是录取数量最多的。

科举取士的规模比较大，说明什么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通过科举被选拔出来，被认为是资质或者说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们进入官僚队伍后，应该对官僚队伍整体结构、对官员的素质起到一种积极的带动作用。而在我们看到的科举取士这样一个数额之下，比方说唐代每一年取23位，这23位进士他们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里面，而这个官僚队伍的整体可能是超过几万人的，指望着这二十几人去改革一个几万人的官僚队伍的素质，几乎不太可能。而在宋代，平均每年取300位以上的进士，而且这些人相对来说，晋升的速度比较快，他们在上层里面占的比例比较高，数额比较大，这样对于官僚素质的改变，应该说作用就比较突出，比较积极。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体的比较。宋代自科举考试录取出来的士人，在上层官僚里面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宋代的宰相里面，98%以上都是科举出身。而宋代的下层官员，大量的还是来自于荫补或是杂流。比如，父祖做了高官，儿孙就有一种进入官僚队伍实习的机会，实习年满之后他就有可能转为正式的官员，这种就叫“荫补”。就好像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像一棵大树一样，大树底下有一片阴凉，他就能够借助这个阴凉补充进到官僚队伍里边去。另外，下层的官员里面，还有一些是所谓的“流外入流”，就是他在官府里面打杂，做过吏人或者说具体的办事员这样的，积累到了一定的年份，他也有可能转成一个正式的官员。总的看，科举出身的进士，在上层里面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而在下层，是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比例比较高。

(科举考场)

如果我们把唐代宰相的家世背景和宋代宰相的背景比较一下，我们也会看到科举在其中起到的一些改变官僚素质的意义。唐代的宰相有369名，出自98个家族，也就是说他们里面的一些人是同一个家族出身的；宋代有134名宰相，出自126个家族，相对来说，不容易靠世代之间的相承相继来成为当时统治阶层里面的重要人物。这个时候的宰相很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不同的背景下晋升到当时的官僚高层。所以《宋史》里面就会说，宋代有很多宰相都是所谓“起自孤生”，就是他本来是孤单无援、零落在社会上的读书人，由于某种机遇参加科举考试，考得不错，进入到官僚队伍里头，最终能够晋升到宰相这样的位置上面来。

我们前面说到，唐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宋代跟唐代比较起来，科举制度是处在一个继续完善的过程中。我们把它概括一下，可以说科举是走向了严密与开放。

走向严密与开放 

通常我们会说，一个制度很严密就不够开放，如果我们强调开放，它就不会很严密。但是宋代的科举制度让我们看到，一个制度通过它自身的严密化，反而保证了更加的开放化。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

（1）唐后期杜牧的故事

在《唐摭言》这部史料书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说是唐代后期，有一次科举要进行考试了，皇帝指定了考试的主考官，是一个叫崔郾的人。指定了之后就有很多人来找他，来推荐自己认识的人或者推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太学的老师吴武陵，他也来找崔郾。他拿来了他的学生杜牧的一篇文章，杜牧我们都很熟悉，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吴老师拿来杜牧的文章给崔郾看，崔郾一看，确实是一篇好文章。这位吴老师就说，既然你也认为是好文章，今年你应该让他做状头，“状头”其实就是状元。这一次还没考呢，这位老师就来推荐学生做状元了。崔郾听了之后就很犹豫，他就跟吴武陵说，状元已经有人了，已经答应别人了。这位老师就很不高兴了，说那你至少要给他第五名，他写这么好的文章，如果连第五名都得不了，对他来说就是羞辱了。于是崔郾就答应了，吴老师就走了。走了之后，崔郾周围的人就问，说他来推荐谁啊，崔郾说推荐的是杜牧，周围有人就说，杜牧不行，杜牧虽然写的文章很好，但是他这个人“不拘细行”，就是说道德品质方面有点问题。崔郾说，这次已经答应吴老师了，杜牧就算是杀猪的、卖酒的，今年也不能改了。最终我们看到，杜牧确实是以第五名被录取的。

(《唐摭言》)

当然这样的一种录取方式是不是合适，我们也要分析。现在我们也会说高考不要走独木桥，中学校长可以实名推荐。我们也可以说，这位吴老师是实名来推荐了自己一位有文采的学生。但是如果这样的一种推荐方式没有严格的制度保证的话，就会削弱科举的公正性和它在一般人心目中的权威性。

唐代后期有一位诗人叫杜荀鹤，他在诗作里边就抱怨说，他自己“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好的文章，作品也传播得很广，但是朝廷里面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去替我推荐。因此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推荐方式，如果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没有非常严格的制度保障，就会受到强烈的质疑。

(杜荀鹤诗)

宋代的情况和唐代非常不一样。宋代也有跟科举相关的诗作，有的诗作里面会说，如果没有什么人支持你，而且你也不是腰缠万贯的，那么你只有一条路能走，就是去参加科举考试。诗句中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这是什么意思呢？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卷子上面当然会写有考生人名，会有他的籍贯；宋代也是一样。但是唐代的卷子，考生的名字，包括他的姓氏、籍贯，是主考官员能够看得到的，所以杜牧的卷子比较容易就能挑得出来。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科举考试卷子是要“糊名”的，也就是说，写有名字的部分，你交上去之后，监考的官员就会把它糊上了，糊上之后打上一个千字文的字号，相当于你的考号。看卷子的考官实际上看不到这是谁的卷子。当然宋代后来还有“誊录”这样的一些方式，还会把卷子重新抄录一遍，免得有人会认识试卷上面的笔迹。这样的制度，相对来说就走向了严密化。诗里面另外一句叫“孤寒宜向此中求”，“孤”是指在朝廷里没有人支持你，“寒”就是说你家境比较清寒。假如你又孤又寒，还希望出人头地，那么糊名，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是你的一个晋升之途。

（2）宋代李廌的故事

诗句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宋代是不是能够做到呢？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可以来讲。苏轼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有很多的追随者，其中有一个叫李廌的，从早年就跟随苏轼，一起读书、讨论文章，相互唱和，所以彼此之间的文字风格都非常熟悉。元祐三年李廌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苏轼被皇帝指定为主考官。

宋代指定了主考官后，跟唐代做法不一样。唐代像崔郾还会接待各方来的老师朋友，而宋代一旦指定了主考官，当天就要进贡院。进了贡院，贡院就锁门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内外沟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那个时候“锁院”了，内外就基本上隔绝开了。但是当时苏轼觉得也没关系，李廌也信心满满，因为他们彼此觉得文章风格都是非常熟悉的。这样就出题了，考试了，考生完成了考试之后，考官就开始阅卷。阅卷的过程中，苏轼看到一篇卷子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一定是李廌的，于是他就把这篇卷子放到了第一位。

(苏轼)

从这里面我们也会看到，宋人也不是没有照顾自己学生的这种想法。整个的阅卷过程都完成了之后，所有人的前后顺序都排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拆号”了，就是把原来糊住的姓名部分打开。拆号一看，主持阅卷的苏轼以及黄庭坚、李公麟等人都“怅然出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一名不是李廌，而是章援。章援是什么人呢？他是章惇的儿子，章惇我们知道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现在等于是选择了一个政治上的对立派的儿子，但是这样的排序，这样录取的结果已经不可改变了。而这一次总共录取了400多人，这里面并没有李廌。他不仅不是第一名，最后一名也没有他。李廌自然是心灰意冷，当时苏轼送给他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说“青袍白纻五千人”就是这一次有五千多人来参加考试，“知子无怨亦无德”，当然你不会因此而感谢我，但是我知道你也不会因此而抱怨我。因为这个制度规定，使得当时很难有老师照顾学生、或者是朋友的余地。所以我们说科举考试通过制度的严密化，使得这个制度向更多的人开放。正是因为这样，宋代才有一些所谓的“寒俊”崛起，“寒”就是家庭背景比较清寒，“俊”就是指当时社会上的才俊之士。

新型士人 

我们所说的“新型士人”，新在什么地方？主要体现在寒和俊的结合上。我们经常看到以下这种小故事。

（1）宰相吕蒙正的故事

宋代有一位宰相叫吕蒙正。他早年也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以前，家境比较清寒，无法进学校读书。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在洛阳龙门一个寺院里面温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洛阳那个地方夏天很热，两个人在傍晚的时候沿着伊水河边散步，这时候看见一个卖瓜的人走过来。当年洛阳、开封一带是产瓜的地方（当时主要是甜瓜、香瓜，不是西瓜），两个人很想买个瓜，但是兜里面掏不出来几文铜板，所以就怅然地看着卖瓜人越走越远了，不料卖瓜人的担子上掉下来一个瓜，那人并没有发现还继续往前走，这两个人就一直盯着那个瓜，看周围没有别的人注意，于是两个人就去把那个瓜捡来，擦一擦分着吃了。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吕蒙正考了第一名，他那个朋友考了第三。若干年之后吕蒙正做了宰相，他就回到洛阳当初他们捡瓜的地方，买下来一小片地，在这儿建了一个亭子，亭子的匾额就题为“饐瓜”。建这个亭子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忘记当年的贫贱，另外也是激励现在的士子，无论你目前情况多么艰难，只要你坚持下去，还是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从中我们会看到，宋人的观念跟以前有了明显的不同。过去的人不喜欢提及自己以往贫贱的背景，但是在宋代，人们会刻意地表现这样一种背景，表示他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才晋升到今天这样一种地位的。

(宰相吕蒙正)

（2）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的“断虀画粥”，有好多励志故事都在讲。宋人曾经有这样的记述，说范仲淹碰到他的朋友的时候，曾经回忆他早年的情况，以前他也曾在一个寺院里面读书。范仲淹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妈妈带着他改嫁到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所以范仲淹原来以为他是朱家的孩子，甚至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填的名字都是叫朱说。等他科举成功了之后去做官，他母亲才跟他说他是苏州范家的后人。范仲淹说他当年在山林里面，在寺院里读书的时候，带去的米，如果顿顿吃干饭就坚持不到底，所以那个时候他都是熬粥，熬出来的粥冻成一坨，用刀划成几块，每一次吃多少，这个都要计算着；家里带来的咸菜也要事先切好，也要计划着吃。这样的情况据说“如此者三年”，在这种比较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批家境比较清寒的人，通过科举考试有可能崭露头角。

(“断虀画粥”的故事)

（3）士以天下为己任

现在留下来宋代两部《登科录》，就是同一年科举考试成功的这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家世背景等集中在一起，然后把它刻印出来。两部《登科录》，有一部是绍兴十八年的，是朱熹考中进士的那年；另外一部是宝祐四年的，这一年文天祥是“第一甲第一名”，也就是说，他是这一年的状元。在这两个《登科录》里面，有学者进行过统计，说这一次录取的进士一共是601个人。这601个人里面有官僚背景的，也就是指他们家在他前面三代中有人做官，他父亲，他祖父，他曾祖父，只要这三代里有一代有人做官，就算有官僚背景；那么有官僚背景的是184个人，平民出身的是417个人。按这种统计来看，三分之一的进士是有官僚背景的，另外三分之二是没有官僚背景的。当然，这种统计不一定全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家族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而这样一种材料只能统计直系的父系三代。比方说你叔叔如果是做官的，这个里面就不反映；如果老丈人是做官的，这里面也不反映。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完全的统计方式，但是至少让我们看到大致的这样一种趋向。也就是说，在当时能够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这样一些人，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平民阶层的，不是出自官僚仕宦家族的。这些人能够进入到官员的序列里边，一定程度上会改善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整体结构。而官僚家族的一些子弟，如果不努力，就没有世代做官的保障。所以南宋的时候，像陈傅良这样的人就会说，本朝为什么能够“得人”，一些能力素质比较突出的人物不断地涌现呢？他说跟科举制度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是太重视家世的背景，而是比较重视个人的才干、个人的能力。

(文天祥)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拔出来的青年士子，特别是来自平民阶层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天下”、对“国家”就有一份认同，有一份责任感。所以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情操，应该说是当时优秀士人共同的精神追求，而不是个别人的理念。那个时候包括张载这样一些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横渠先生四句教”，也体现出他对天下的一份责任感。我们也看到，在南宋的时候，有比较低层的官员在面对皇帝时，会说天下是“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一个低层的监察官员，他面对皇帝可以很磊落地说，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天下的事情不是你陛下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当时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士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文化上、道德上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政治上的一种主导力量。

(士以天下为己任)

小结 

下面我们对这个部分做一个小结。科举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发挥着一种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和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

科举制度的权威是靠它的公正性来保证的，在科举制度确立了以后，一直贯穿着“公平”和“择优”这两种矛盾，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促使科举制度不断地调整改变。科举制度走向开放，走向严密化，打破了门第背景的限制，重视士人的知识才能，鼓励竞争，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科举取士的标准比较单一，完全靠考试的成绩来选拔人才，不利于全面地考察素质能力。对于科举制度，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的脉络里面去观察，看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观察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在后期对青年士子思想产生的束缚作用。

第四讲复习课 

你好！邓老师第四讲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除于清末新政时期（公元1905年），持续了1300年的时间。我们经常把科举制度与高考相提并论，但科举更接近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

科举之前曾有“察举”这样一种选官方式。察举也是有考试的，但察举要有长官推荐，而科举是可以自己去报名的。此外，科举对考生的家世背景没有太多要求。在唐代，规定出生于工商之家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到了宋代，限制更加放宽，真可以说是“取士不问家世”了。

宋代科举基本上是乡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两宋共举行了130次科举考试，共录取进士十万多人，平均每次录取的人数远超过其他朝代。被录取的人晋升速度快，对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变有比较突出的作用。

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考试的特点是走向严密与开放。唐代科举是可以实名推荐的，宋代不但不能实名举荐，还有“糊名”和“誊录”等方式来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科举考试的严密化，让这个制度向更多的人开放。正因这样，使得宋代产生了一批“新型士人”，也就是所谓的“寒俊”崛起。这些寒俊之士多来自社会底层，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不仅是文化上、道德上的主体力量，也是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对于科举制度，我们要把它放到历史脉络里面去具体观察，既要注意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发展到后期它对青年士子思想产生的束缚作用。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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