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读书：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我很抱歉，最后这四讲“一起来读书”拖期了。主要原因是我抽空生了个病，感冒之后，有效工作时间大减；而五月正好是答辩季，学位论文的批改、审阅和答辩基本上就把生病之余的时间给占满了；更糟糕的是，学位论文的阅读还搞坏了我的胃口——我忽然就没有“阅读欲”了，觉得读什么都没有味道。现在略好一点，赶紧来偿债。今天我们一起读邓小南老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

这部书的标题是正副结构，副标题“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表明“北宋前期政治”是本书的研究和叙述对象，而正标题“祖宗之法”则是作者对于“北宋前期政治”核心内容的提炼。北宋前期指的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和仁宗朝的前期，具体的时间起点是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改周为宋，结点是1033年刘太后辞世、宋仁宗亲政。作者认为，这73年间的北宋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祖宗之法”的确立，“祖宗之法”从此成为贯穿两宋历史的“纽结”，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宋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离开对于‘祖宗之法’的深切认识，就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题揭开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难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的精髓。”（9页）

那么，什么是“祖宗之法”呢？“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是一动态积累而成、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9页）“核心精神明确稳定”与“涉及面宽泛”是“祖宗之法”的两大特点。“祖宗之法”的核心精神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聚焦内政，一切制度设施服务于政权的稳定和皇权的安全。“祖宗之法”的涉及面则包括限制宗室、外戚、宦官权力，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言事臣僚，提倡“忠义”气节，后宫皇族谐睦俭约等等令宋人自豪、后人称赞的正面内容；以及相当多的负面内容，比如过度重视内政、防范武装力量危害政权稳定造成的国势不振，过度强调制约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等等等等，负面内容的丰富程度丝毫不亚于正面内容。“在宋代，信守‘祖宗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13页）而“涉及面的宽泛”则使得政治立场完全对立的双方都可以高举“祖宗之法”的大旗，在特定的具体问题上，可以出现“一个祖宗，各自界说”的现象。但是，总体而言，“祖宗之法”有其公认的精神内核，它是务实应变的，稳定至上是“祖宗之法”的中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自建国之初宋廷即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政治的基调相对稳定宽容。“宋朝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拘谨内缩。”（各项具体的制度建设）“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521页）“立纲纪”与“召和气”是“祖宗之法”的一体两面。“‘立纲纪’强调实施王朝的规矩、法度；‘召和气’则是指顺应天地阴阳之交感，展布万物发生、和睦融洽的氛围。”（525页）这其中，既包括君臣之间的“和气”，也包括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和气”，通俗的说，就是朝廷国家致力于建设一个上下尊卑秩序井然而又和谐安宁的宋朝社会。“祖宗之法”强调的是赵宋列祖列宗的所作作为可为本朝后世之轨范，然而“列祖列宗”不是时时事事都足以为子孙后代法的，负责对列祖列宗的事迹进行选择、阐释，塑造祖宗形象的，是宋朝新崛起的士大夫群体，也就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学者官僚，因此，“祖宗之法”其实是新兴的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祖宗之法”开启了一种新的更为理性的儒家施政方式，或者说，“祖宗之法”使得北宋登上了儒家政治的新高峰。

那么，“祖宗之法”是怎样形成的呢？“祖宗之法”“动态积累而成的”的形成过程，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这一部分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讲宋初故事，必须从五代说起。

从高处逆流而上鸟瞰完成时的历史，则宋初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朝代的开端，五代是极乱之世，二者可以截然分开；然而，如果沿着时间的河流顺流而下观察的话，那么，就如同作者所说，“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面临的社会矛盾性质类似，统治者在挣扎摸索中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类似，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段期间事实上属于同一单元，北宋的政治局面，正是从五代‘走出’来的。”（78页）五代既是“礼坏乐崩”、“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也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79页）这一时期，首先是民族关系的整合，在北方新崛起的强大的契丹族政权的压迫之下，五代境内，胡汉之间畛域消融，曾经困扰唐王朝的番兵番将不再成为问题。

从五代的第一个政权——后梁开始，便开启了一种“从军阀到君主”的上升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兵强马壮者”为天子，中央建立了相对于地方的绝对兵力优势，凭借着这种兵力优势，五代中央开始了收兵权的举动，并且进一步建设更为强大的禁军；于是又出现了禁军将领“黄袍加身”篡夺帝位的改朝换代新模式。宋朝的建立就是这种模式的再度成功。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是解除老将对禁军的管理权，这才是“杯酒释兵权”的核心内容，那些被解除了禁军军权的老将很多都是到地方上去做了节度使的。收藩镇兵权是第二步的举措，派出文官担任知州、再派个人去当通判看着知州，这都是宋朝的制度创造。在武装力量的管理上，宋朝延续了五代“收兵权”的大趋势，并且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把兵权这把双刃剑牢牢地用剑鞘收好、妥妥地管理起来。晚唐五代曾经飞扬跋扈的武人就这样被纳入了宋朝“祖宗之法”的管束之中。

文臣群体则在五代时期经历一场“再造”。唐末，讲究“士家流品”与科举出身的旧文臣以清流自诩，实际上却百无一用，对典章制度知之甚少，不是称职的文化传承者；又没有行政能力，对于变迁的时代毫无贡献，“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905年，军阀朱温在白马驿杀害宰相裴枢、独孤损等七名唐朝高官，“残忍而明确地宣判了一个时代的结束”。（110页）此后这一类出身高贵的文官仍然可以担任宰相，但是这乱世宰相府在政治中却已经靠边站。五代时期，一种新型的文臣崛起，这种新文臣的特点是能干，或者善于起草通俗而不失体面的文书政令，或者善于使用筹算调度军需，总之，他们有符合时代需要的实际才干，因而受到军阀和军阀出身的君主的重用，可是这些人的儒学修养不行。新旧两种文臣的“角色素质在碰撞中融通”，“其边际不断模糊化”。（143页）总体而言，“个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质的凸显，不通特长的兼纳以及内部关系的调整，为北宋时期文臣群体面貌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147页） “这一阶段又是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与文字能力扩展下移的时期。”“动乱之中，斯文不绝如缕。”（140页）为宋朝的文治打下了基础。

宋太祖所依靠的文臣群体就这样从五代走来，正如朱熹所说“国初人才，是五代时已生得了。”（148页引）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为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首先全盘留用了后周的宰相班底，后来才慢慢换上自己的亲信赵普等人，在这个过程中，中书（宰相机构）被重新赋予了总领行政事务的指责，宰相成为政务领导，而不是决策的主导。（214页）原本由皇帝亲信掌管的枢密院交出了一部分权力，成为专职国家最高军政管理机构。中书与枢密院构成宋朝国家的中枢机构，合称二府。二府按照职能分工，各自对皇帝负责，一般情况下，皇帝先后分别与中书、枢密院举行工作会议，中书不管军事，枢密院不管民政，二府互不相干，各自对皇帝负责，只有皇帝掌握全部的信息和权柄。宋朝的财政机构三司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宋朝的三权分立，民政、军事与财政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掌管，各自向皇帝负责。皇帝的责任更大，权力更重。

宋太祖时期，出现了“废坐论之礼”事件。之前，宰相跟皇帝开办公会的时候，是坐下来慢慢聊的。宋太祖把宰相的座位撤了，改成皇帝坐着，宰相站着说事。为什么？之前的解释通常强调这是君臣关系的一次大调整，君更尊，臣更卑。作者则指出，“有宋一代，文臣地位并非卑微。作为文臣政治领袖的宰相，在殿廷进对时不再命坐、赐茶，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得从容’（没办法悠闲聊天）。这种状况，显然与其职责重心的演变直接相关……”（221页）宋朝的宰相“是皇帝推行政令的组织首脑”。（222页）宰相面见皇帝时，要讨论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喝着茶慢慢聊。

宋太祖说过“欲武人读书”，又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那么，是否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宋太祖就已经把“事业付之书生”了呢？作者细致考察了宋太祖说话的具体情景，指出，一方面，北宋初年确实承接着五代以来的风气流转，越来越重视文臣，但是另一方面，宋“太祖对于文臣的宽和，在某种程度上恰是源于他对于控御‘书生’的自信，源于他相对于‘书生’们的居高临下感觉。”（167页）

“最终将宋代的立国之法明确引导归结至“防弊”二字之上的，应该说是宋太宗。”关于宋太宗的即位，我是倾向于认定他谋杀太祖的。邓老师没有正面理会这桩谋杀案，她的关注点在宋太祖死后“突然空出的帝位之上”，从而看到了太宗对宋朝政治传统确立的独特贡献，跟太祖的儿子相比，他更有政治经验，太宗“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后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他……继承了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使得整个王朝的命运趋于明朗，赵宋的政治局面有利稳定发展的更为切实的保证。”（258页）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论断。太宗将施政的重心彻底转向了内政，他更加重视官员操检和社会风尚（275页）

第三个皇帝真宗时期，首次把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总结概括为“祖宗典故”“祖宗法度”，奉为治国理事的圭臬。而提出这一政治创意的，是杰出的士大夫们。真宗在位24年，前十年小心翼翼，恪守祖宗基业；14年封禅泰山、崇奉天书，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劳民伤财，举动越轨。而“将‘祖宗典故’作为国家政事的效仿原则，正是从真宗中期以后愈益突出的。”而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则是在仁宗朝，刘太后去世、仁宗亲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请各位到书中去寻找答案吧。

邓老师强调，“书中所讨论的，主要是宋朝前期政治史的一些片段，所反应的，不过是笔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于宋朝史事及政治生态的些许理解，是‘个性化’的解说，而非系统全面的阐论。笔者希望与读者共同进入一个内容相对充实丰盈的‘学术角’，而不是重构整个宋代的政治通史。”（17页）然而，我认为，这才是学术研究应有的样子。每一个学者，假如TA严肃，TA的学问一定是个性化的。而“系统全面的阐释论述”必须建筑在个性化的研究基础上，充分容纳了个性化所带来的差异，在个性和差异之上，才能建立共性，否则就是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