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 为什么欧阳修会以孔子的标准批判当时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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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唐代文坛的最高领袖是韩愈，那么宋代文坛的最高领袖就是欧阳修，他学生一辈的苏东坡，在给欧阳修的文集写的序里就指出过，韩愈死后200多年，出了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意思是欧阳修的文章学问，是从韩愈上溯到孟子，再上溯到孔子的，是以儒家的礼乐仁义为主旋律的。

我们在讲韩愈的时候说过，韩愈认为儒家的道，从古代的那些圣君明君传到孔子，孔子传到孟子，孟子之后就失传了。于是自己慨然有继孟子之后，接续道统的志向，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韩愈做到了，他也被宋代人尊称为韩子。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先秦的一些古书，称什么什么子的，往往是姓之后加上子，一般不会写出全名。

比如孟子不会称孟轲子，庄子不会称庄周子，只有韩非被称为韩非子，跟别的人不一样。那么他为什么要出全名而不称韩子呢？事实上他原来就叫韩子，但宋代以后，人们把韩愈称为韩子了，再把韩非称为韩子，就容易混了。所以为了区别开来，就带出了韩非的全名，一般不再叫韩子，而叫韩非子了，原来这是被韩愈挤兑的结果，也可见韩愈的影响之大。而现在欧阳修又足以成为韩愈的继承人。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的公论。苏东坡在序文中说，＂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当时的读书人不管是什么品行什么学问什么档次的，都不约而同的公认欧阳修就是当代的韩愈。

欧阳修既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有很大的文坛影响，跟当时很多的政坛文坛的要人都有关系。比如写岳阳楼记，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杰出的诗人梅尧臣都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他在做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时，又以过人的眼光，独特的标准，一榜中就选入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苏轼、苏辙以及曾巩。

我们以前提到过唐宋八大家，唐代是两位，韩愈，柳宗元。宋代是六位：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个也称三苏，他们是父亲和两个儿子，再加曾巩。苏轼苏辙两兄弟以及曾巩都是这榜选出来的。同时还选出了两位顶级的大理学家，程颢与张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王安石也得到过欧阳修的帮助。跟韩愈一样，欧阳修在政治上也不太得志，在思想上也排斥佛教道教，而以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作为自己遵奉的对象。

他对儒家经典如周易诗经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地位。现在的学者写了《欧阳修文献学研究》《欧阳修诗本义研究》这样的专著，前一本是研究他对古书解读作出的贡献，后一本是研究他对诗经解读作出的贡献，他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中国的24史当中，他进一个人涉及了两部，一部《新唐书》是他主编的，一部《新五代史》是他自己写的。

他写《新五代史》，就是要继承孔子的精神与做法，来对历史做出是非善恶的评断。我们以前讲过，《春秋》相传是孔子写的鲁国历史，其中寓有孔子对史实的褒贬。欧阳修认为，《春秋》未必每字都涉及褒贬，但尊重历史事实，判断是非善恶，这是应该向孔子学习的史学精神。他写《新五代史》的目的也是监于五代作为＂干戈贼乱之世，礼乐崩坏，三纲五常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这种感慨显然是跟孔子一脉相承的。

他总结历史经验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这真正是言简意赅的历史总结，意思是礼仪是治世的原则，廉耻是做人的关键，不廉就什么东西都敢拿，无耻就什么事情都敢做。人到了这地步，那么祸乱败亡，就随时都可能发生，你就死定了。

只要人无廉耻，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问题多多，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全面崩溃。《论语》里孔子一再强调，领导人一定要以身作则，只有自身端正，被领导的人才会跟着你端正。欧阳修继承孔子的观念，认为＂自古受命之君，非德者不王＂。这个最后的王字作动词，读第四声。人君受命于天，但你要是没有德，你就不可能让臣下让百姓长久地听命于你，你就不可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所以孔子孟子一再倡导的仁仍然应该成为君主恪守的法则。要＂政得其道，取不过度＂，施政要合乎道义，对百姓不要压榨过度，甚至提出＂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用减少民众利益的办法来增加国君的利益，这对国家是有害的。用减少国君利益的办法来增加民众的利益，才对国家有益。所以一个好的国君应该＂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减轻百姓的负担。但五代时候的国君往往不是这样。赋税之繁重，盘剥之厉害，让＂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这是造成乱世的根由之一。而造成乱世的根由之二，就是不能亲君子，远小人。

《论语》里孔子说，举直错诸枉才能使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才服，把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不服。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在《新五代史》里，欧阳修发挥说，＂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曝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意思是乱国之君经常把才能不够品德不好的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为这些人往往善于钻营，善于溜须，往往更容易得国君的欢心，但这是把他们没有能力做好的事，勉强交给他们，更暴露出他们的缺德无才。乱国之君，不肯把品德好才智高的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们的耿直不容易讨国君的欢心，他们的聪明才智会让国君感到自己的愚笨。

这样一来，真正有德有才的人的力量得不到发挥，君子和小人都不在他们本该在的位置上。国君和国家就都会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治国之君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安其份，而身享安荣。＂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君主，会亲近那些有德有才的人，疏远那些缺德无才的人，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这才有益于国家，有益于自己。而欧阳修洞观历史，能这样做的国君少，不能这样做的国君多。所以他说＂自古治君少，而乱君多。＂从中可以看到欧阳修观点的鲜明，为人的刚正。而他正是这样一位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君子，为此他也不止一次被贬，不止一次遭到诬陷攻击，但他从不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以至当时就有著名的政治家韩琦赞颂他，＂公之进退，超迈前贤。＂

他的为人处事比起前辈君子来做得更好，而给他精神支撑的仍然是孔子的榜样，因为他看到孔子和孟子的一生也是不顺利的。而历史到最后总是公正的。所以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果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孔子和孟子都困顿了一生，而遭受了很多诋毁。历史要是不公正，那今天世界上就没有圣人和贤人了。好在历史是公正的，人们已经公认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有这样的榜样的力量，有这样的精神鼓舞，所以忠义之士才能前赴后继，代代不绝。欧阳修对死生有透彻的认识，他说，＂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

人从生到死，那是自然法则，贪生怕死的人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脱或避免，而是有＂死不失义者＂，为了义，士可以不怕死这也是孔子杀身成仁说的继承，而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范仲淹因刚直不阿被贬官，身居高位的谏官就是给皇帝进谏来辨明是非的官高若讷不仅不敢进谏，反而跟着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写公开信给他，说范仲淹的为人尽人皆知，现在因为得罪了宰相而被贬，你不敢直言就算了，但你却跟着诋毁贤人，来讨好执政者，这就是＂君子之贼＂。写这样的公开信，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也因此而被贬。王安石称，＂读其文，则其人可知＂，不读他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欧阳修后来也当了谏官，那真是知无不言，他的一生的确够得上是一个继承了孔子精神的道德与文章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