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文公德进入公共空间

一周优秀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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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金句 

第113集 让人文公德进入公共空间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继续讲公共空间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官场不太在乎公共空间，他们只在乎两个“ting”。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太在乎，他们也在乎两个“ting”，就是朝廷和家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官场的发言权不多。但是对于中国的文人，我们需要有一点发言权了。大家想想看，你再瞧不起那些世俗的公共的意识，那你总得瞧得起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康德。 

康德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是关注公共空间，而且要有理性和勇气，这一点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难普及，因为我们一直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提倡，比如我们总是说知识分子“板凳要坐十年冷”，以为坐在冷板凳那儿，这就能够成为大知识分子。我对他们非常了解，他们“板凳要坐十年冷”，这个板凳也不是在搞学术，很可能在开这个会议、开那个会议，很可能在讨论怎么样把别人整下去，这个板凳当然争不到什么，所以就冷了。他们对公共事务一点不予关心，研究的题目也和公共事务无关。我带了那么多年博士生，我知道博士论文可以解剖一个小小的题目，作为类似解剖麻雀的功夫的锻炼。

但是我也觉得非常惊讶的是，好多年长的知识分子，一个非常琐碎的小问题和公共事务丝毫没有关系，他却研究了几十年。一部传统小说当中，一个第三流的丫鬟的恋爱史，他说他已经研究了40年。这样的事情如果比较多的话，造成了我们知识分子队伍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完全缺少发言权。他自己不仅没有发言权，他万一发言，人家听起来也不在路子上。这样的话，知识的声音，文化的声音，人文的声音，很难落实到公共事务上，这等于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开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还面临的问题。

脱离生活 

我当时有个非常有趣的印象，就是知识分子对生活的脱离。现在当然似乎不太有了，但是当时脱离到什么程度呢？好多年轻人都穿牛仔裤、穿牛仔服了，连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到中国来演出，演莎士比亚的戏剧都是全部穿牛仔服，这是他们现代穿越的一个实验。但是我们的报纸还在不断的发评论，一论牛仔裤，二论牛仔裤，他们整体的意思是这会成为垮掉的一代。我们应该穿中国的服装，我们应该穿中山服，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穿唐朝的服装、汉朝的服装，完全是莫名其妙的、完全不关心社会的发展的现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

直到他的儿子或者他的亲属穿了现代服装，他似乎还在坚持。这个很奇怪，这样的人在中国知识界我看到很多，当然其中也有是两面派的，但是这样的人相当多。所以当时我在做院长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决定，因为上海有几个非常权威的报纸，老在论牛仔裤，弄的我头都炸了，所以我就号召上海几个年纪轻的著名教授，全部穿牛仔裤，当时被社会上称为“牛仔教授”，我们当时显得有点压力。

后来看到北京大学的英语专家，当时已经是70多岁的杨周翰教授，到上海来参加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时候，他也是一身牛仔，我当时就哈哈大笑。你看，你说穿牛仔就要垮掉，杨教授已经那么高龄了，他也没有垮掉。所以在当时情况下面就让人觉得，有一批整天在滔滔不绝地议论的所谓知识分子，对于我们的公共空间的发展情况完全不了解，他用的是一个自己固有的，非理性的，而且完全脱离的方式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个情况现在还是有，还是非常多。有的是对公共空间完全不关注，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板凳一坐十年冷”；有的是研究一个非常琐碎的细节，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有的也发表言论，但是对公共空间完全缺少研究，完全缺少投入。所以，他们的言论在公共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让人哈哈一笑的声音了。当时的报纸上面的“七论牛仔裤”，所有的人看到都是哈哈一笑，这就叫言论尘埃了，这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大的弊病。

大家就说，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言不就是公共空间吗？不是。这里边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发言不见得一定是我们所提倡的、康德所说的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大家想想看，在我们热闹的菜场里边，有人拿了高音喇叭大喊，他也在公共空间发言，但是你骚扰了人，增加了这个地方的杂乱气氛。所以，不要以为在公共空间露脸、发声，就一定是给公共空间增添了应该有的自己的声音，不是的。

你的声音有好有坏，有正面有负面。中国知识分子要么不发言，要发言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甚至于包括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内，经常会寻找一些特殊的焦点，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的真实状况如何。我自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凭借着谣言或者他们自己制造的谣言在胡言乱语的情景，这完全没法跟他们说。因为在一定的领域里边，话语权在他们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公共空间就被扰乱了。

我讲了这么多，大家理解我的意思没有？中国文化由于对公共空间是个盲区，所以我们在公共空间里边，正常的控制力和正常的传播力一直不够，结果就被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所骚扰，所以公共空间没有像康德所说的那样获得理性控制，传播应该有的、正常的理性精神。完全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我讲到现在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责任非常大。

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大家皱眉呢？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大家皱眉？就是因为，第一，他们不了解公共空间；第二，不了解的情况下，在公共空间里胡乱发言。加在一起就叫做“他们对公共空间缺少公德”，也就是缺少“德”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是中国文化过去的盲区，造成了现在的恶果。

这些年来有一点点好处，就是因为由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好多由于欧洲知识分子思考过而留下来的非常好的规则，慢慢地在中国普及，中国也有一些不以知识分子相称，但是实际上由于他的工作职能，比那些知识分子更先进、更负责地在打理着社会规则的人，慢慢地出来，而且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些新的社会规范。而年轻一代呢，由于受到新的时代的影响，由于受到新的网络和国际空间的影响，他们对公共空间开始认认真真关注起来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时代的大进步。

人文公德 

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所以原来对公共空间不关注或者说乱发言的情景，还在我们的社会里边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听课的朋友们要注意，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公共空间，要把公共空间打理好，否则我们中国文化的弱项就没有被很好地处理掉。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懂得一个道理。我们关注公共空间的时候，由于我们历史上缺少理性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时候，往往出现一些声音过于大、过于激进的一些空洞的话语，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空间应该有的话语。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可爱的例子了。我以前每次到北京去，坐北京的出租汽车，我发现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北京的出租司机就很像我们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公共空间非常熟悉。上至国家政治、国际形势，下至各种社会的传闻。有的司机一看我就认出了我，所以看到我以后就开始谈古代诗词，谈中国现在的国学教育，讲了很多很多，他们什么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他们在无所不包的高谈阔论中，全世界都在他们话题之内的出租车里，司机突然跟我讲，你看后面有救护车的声音了，你看边上的车都不让，我们也不让，会出现这样的话语。甚至于突然停车摇下车窗玻璃，对一个走路走得很慢的老人大声地辱骂。

这个时候我就想，国家的事情、世界的形势你无所不知，你以为这就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但是你不知道，救护车的声音传来了，你作为公众的一部分，你首先必须让。这些是公众的一部分，这叫做人文意义上的公德，这必须要遵守。老人家走路走得慢一点，汽车应该对他关爱，而不是辱骂，不是威胁他，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有一次我给一个司机讲，我说既然你认出了我，我必须讲，我说在我的想象当中，其实世界上有一些文明的地方也是这样，在路上只要遇到老人、孩子和残疾人，就像遇到最重要的人物一样，一定是这样。他说是吗？我说，更不要说救护车的声音了。他说，是吗？是吗？不断地说“是吗？是吗？”，但是他的车速降下来了，他的车靠在边上了，让救护车过去了，他的态度显然改变了。

我举这个例子，证明一点什么呢？你们高谈阔论，在谈公共空间的各种新闻和知识的人，你们在人文道德上没有进入到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所以，公共空间实际上到最后就变成了人文公德，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拿了世界地图，我哪个地方都知道，哪个地方都知道，这到这几公里，这到这什么样的飞机最好，你这方面知识非常熟悉，但是你不知道在街上不能高声喧哗，不能五个人肩并着肩在街上走路别人都不能上来，当然更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做那些不排队的事情，等等等等。这比你满口都能背的出国外的城市，甚至于背得出每个旅旅馆的房价，都重要得多，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公德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中国文化的弱项所造成的恶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