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视公共空间：言论和实际完全脱节的公德形象

课程金句 

第111集 漠视公共空间：言论和实际完全脱节的公德形象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又开课了。

我上次预告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讲讲中国文化的弱点。我讲了两个少、两个多，少是较少公共意识、较少实证思维，多是较多装扮习惯、较多前辈迷思。

我们先讲第一条，也就是较少公共意识。我的标题列得比较温和，但是我们在中国时间长了，如果要认真地挖掘它的根源，每一条都可以挖得很深。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挖，因为我们在挖中华文化的弱点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集体人格的弱点，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说我们要多读一些古诗、多背一些古文就能提高素养，不是。我们要认真地来检查我们身上有多少文化的弱项，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一生当中慢慢地改变过来。改变过来以后，我们改变了，我们带动别人改变，这样的话中华文化整体也会因为我们而获得提升。

漠视公共空间 

好，先讲较少公共意识。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老在讲集体话语、公共话语吗？怎么我们的文化较少公共意识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的传播话语里边集体话语、公共话语非常多，但是我们的文化在根子上对于公共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公共意识首先是一个哲学命题，叫公共空间，因为英文里面叫做public space。这个命题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重新把它概括出来、进行完整论述的一个概念。 

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各个文化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认知是我们走向近代的一个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平心而论，中国文化非常薄弱。我们古代所谓的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对两个“ting”负责，对上是对朝廷，对下是对家庭。这两个“ting”的写法不一样，家庭的“庭”还增加一个广字，朝廷的“廷”没有广字，但是比较简单的，如果用口语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过去最了不起的人，也主要把精力放在这两个“ting”上。对朝廷古代要求的是忠，对家庭古代要求的是孝。我们过去讲一个人了不起，叫忠孝两全。对朝廷是忠，对家庭是孝，这个人就了不起了。

古代的君子，古代的大丈夫，古代的人物，往往就在这两个“ting”当中来表现出自己的生命价值。但是问题来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中国文化没有过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关于对朝廷的负责，就讲到对天下负责，但是古代的文人当中讲的天下往往就是指朝廷和朝廷来领导广大土地的一种机构，指的是天下了。至于孝道、妇道，那完全是指家庭的责任。

除此之外，对于辽阔的公共空间，中国文化很少发言。我甚至于比较尖锐地说，公共空间好像是中国文化的盲区。有的时候也会涉及到，但是很少真正地去进行论述，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论述比较薄弱。 

大家想想看，古代一个小小的县令，他坐了轿子出去的时候，前面就有两块牌子，一块叫“回避”，一块叫“肃静”，我们在古戏里边经常可以看到，在电视剧里边也可以看到。大家想想看，当县令出去的时候，公共空间里边的人都回避了，声音都不发声了，其实这个时候公共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又变成了他的官方空间，又变成了这个县令的私人空间。我们这样的轿子不断地抬出去，我们这样的“回避”“肃静”的牌子在全国各地都出现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文化严格讲起来，是拒绝公共空间的，是瞧不起公共空间的。这些县令责任是管公共空间，但是他管理的眼光是漠视，对公共空间是漠视的。

那么官不重视，应该谁来重视？应该知识分子重视，应该文人来重视吧？多少年来，我们传了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格言，叫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请注意，窗外就是公共空间，窗外的事情是两耳不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特点，他完全不管。而且事实是，他们也确实不管。

脱节的形象 

你看，县令不关注公共空间，文人不关注公共空间，那么真正有可能对公共空间有权力、有议论的人，都停止了关注以后，公共空间确实没有被太多的关注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麻烦的盲区。这个问题其实后来很长时间，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频频出现，也就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频频出现。

譬如在对世界文明最早接触的上海，当年自来水第一次要引入上海的时候，好多市民都坚决不装，不装的原因不是其它，就是说隔壁邻居如果在水里边放毒怎么办？不是把我们害死了嘛？他们对公共空间完全不了解。路灯要收一点钱，不！我们晚上不出门。这些非常难以推行。也就是说，对于公共、对于邻居、对于没有亲缘关系和没有亲属关系的那个茫茫空间，中国文化很少关注。

上海后来用了自来水，用了电，用了路灯，慢慢地都推行了，应该好了吧？不，直到前几年甚至现在还是这样，在很多居民楼里边（除非是很高级的居民楼，没有这样的事情），多数居民楼里边，往往每户人家里收拾得非常漂亮，但是过道极其肮脏，所有不要用的、有可能以后哪一天要用的东西都堆在那，也不打扫，也不整理。所以你总是要侧着身子，斜着脚步，慢慢地在那些过道上走过去，然后敲一下507、508的门。敲开了以后，发现里边是一片典雅的布置，但是外面这个公共空间就没人管了，这在上海是经常出现的。这几年因为出现了好多独立的不是公用的房子，所以这种情况看到的就不多了。

上海是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所以公共空间就成为中华文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在，它的弱点就在这儿了。公共空间如果很好地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要建立一个东西叫做公德。我们做起来做得最详细一点，叫做建立起一种人文公德。公共空间好像是个眼光，但是落在人的品质上，就是一个人需要有公德。公德指的就是对于和自己无关的那个空间的爱护和关注。在爱护和关注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其实和每个人都有关，不是完全无关。这个思维在我们每个人的修养当中都要建立，就是我们要询问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公德到底有多少？

我们过去在讲德的时候，中国在讲德的时候，讲很多很多德，恰恰是很少讲公德，就是对陌生的空间里边的德。我想分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问题很大，牵涉到我们的周围，也牵涉到我们自身，我非常希望对于公共空间和社会公德的问题讲得多一点。直到今天，我们在谈论的时候往往出现这样的情景，我们经常在讲一种非实践形态，公德有人讲，但是讲的不是实践形态。第二，讲的是非寻常形态，也就是不是寻常生活当中的。第三，经常会有好多替代形态，就是对于公德有好多替代形态，这我需要一一地给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叫做非实践形态呢？我举个例子，我很少到社会上开会，有一次由于几个老朋友的拉扯，我终于去开了一个会，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学者的会议，这个会议上有上海几个非常重要高校专门研究社会道德的教授在那参加，我有幸也去旁听了。听了以后，让我有一点点吃惊，就是有几个白发苍苍的教授，他们主张在当代青年当中要宣传我们的社会公德的形象，也就是是岳飞、文天祥、二十四孝。但是有一些中年教授不同意了，中年教授说我们还要国际化，所以要学习英国绅士的道德风范，他们的一举一动还要加上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是一个印度籍的慈善工作者。高要学英国绅士，低要学特蕾莎修女，这是中年教授们的想法。这两种想法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非实践形态，也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但我在这个会上呢，就看到他们的实践形态了。来开会进来的人冲进来就去和大会的主席握手，完全不在乎会场里边当时真有人在发言，他完全不管。进来以后，热烈握手，而且更要命的是，这里边至少有一半人是抽烟的。甚至于后来会议休息，坐电梯的时候，在电梯上烟头也没有掐灭。非常不礼貌地大声的讲话，非常不礼貌地抽烟，他们这些道德教授所做的事情，在实践上正好和他们自己的言论完全相反，而这个言论确实高不可攀。因为一会是岳飞、文天祥，一会是英国绅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都是高不可攀的，而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形态却庸俗不堪。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也就是谈论道德的话语系统的时候和实际情况完全脱节的形象。

我们今天讲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