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论“第三种人”》| 为什么没有不胖不瘦的人？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五十五期。

我们今天主要读两篇文章，《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

第五次文艺论争 

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现代》杂志和《文学》杂志两大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尤其是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因为边界的倾向，一直与“第三种人”划不清界限，后来也被人称之为30年代的现代派。

但鲁迅批判“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发表在《现代》上，说明《现代》杂志当时其实是中立开放的，并不只是一个圈子同仁刊物。

30年代的六次文艺论争，除了第四次，瞿秋白、茅盾等人争论文艺大众化以外，其余五次都有鲁迅，而且每次都是主角。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是第五次，当时看是鲁迅一方获胜。事后反思，则未必。

最早引发这场论争的，是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中，他批国民党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是“法西斯帝文学，是最丑陋的警犬”。

中国自汉以来的儒教一尊主义，欧洲中世纪之绝对教权主义，结果都造成了文化之停滞与黑暗。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耳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

针对民族文艺运动宣言中文艺运动需要中心意识的主张，胡秋原说，

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执笔而已。

胡秋原还写了一篇《勿侵略文艺》：

我并非否定民族文艺,同时,我更没有否定普罗文艺。因为“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

所以，胡秋原不仅批民族主义文学，也在批评钱杏邨他们的左派理论。

“自由人”的招牌一打，冯雪峰等人代表左联的立场认为，

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罗革命文学的任务。

此时，作家苏汶也加入了笔战。他在文中说，

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 和 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这是“第三种人”的最早的出处。这里的“第三种人”指的是作家。

但是苏汶使用这个概念的策略是不大成功的。因为“第三种人”的概念后来在鲁迅等人笔下反复出现，一般泛指在两派争论中左右为难，想在“中间”的文人，比如胡秋原、苏汶、施蛰存、戴望舒等。

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把作家分成三类——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反动作家。很多进步作家当时可能也都是想做“忠实于自己艺术”，不做“留声机”，不做“艺术的叛徒”的所谓“第三种人”，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不可能或者不可以做。

做“第三种人”是否可能？ 

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核心论点就是说做“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

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 第三种人 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

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真正的后果是左联向广大中间立场的作家们发出了呼吁和信号：要么革命，要么反动，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论“第三种人”》里，鲁迅只是讲了做“第三种人”的不可能，但没有说是否可以。鲁迅还特别强调了，左翼也需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在《又论“第三种人”》中，鲁迅回答了戴望舒的忧虑。

戴望舒说法国文坛也有“第三种人”，像纪德这样的作家，他仍然可以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蠢到指这种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鲁迅不同意戴望舒的说法。鲁迅为左翼辩护说，

 “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

意思是早期的“为艺术的艺术”是好的，左翼对于

“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

而鲁迅特别指出，中国的“第三种人”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靠左就靠右。

鲁迅与施蛰存 

关于“第三种人”，鲁迅和左联的理论是有其道理的。

但实际的效果，却是批评了施蛰存、胡秋原、苏汶等人，也警告了更多的像"巴老曹"那样的进步作家：文坛的斗争激烈，非左即右，没有简单地忠实于自己艺术的中庸道路。

被批成“第三种人”的苏汶，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

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

这在当时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萧军、萧红、沙丁、艾芜、张天翼、吴组缃等人的作品，都是左翼文学的丰硕成果。但是，很多左翼的作家在50年代以后，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曹禺等等，作品反而少了。所以“左而不作”，这是后来的事情。

“第三种人”的论争，态度还是比较平和的。据说，论战文章发表之前都交给对方先看过。鲁迅有一封信，给周扬的一封信，还特别警告说，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当时有一位左派的诗人，写了诗句讽刺对方的姓氏：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鲁迅说，这样的写法不好。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

所以鲁迅非常反对这种恐吓、辱骂倾向。

我想，鲁迅他说的“现在”讲的是30年代，他都没看到今天的网络上的愤青的骂人的话。

但鲁迅也未见得能够完全避免。

施蛰存说，有一次他提倡青年人要多读《庄子》、《文选》，所以意思是多读古文才能写好现代文。鲁迅很不满，称他“洋场恶少”。非常尖刻。

这算不算辱骂呢？大家自己的判断。

据后来鲁迅给朋友的信里说，他其实不是反对《庄子》《文选》，他是觉得施蛰存的古文不够好。

施先生后来在华东师大做教授，带的学生都是古典文学的，而且常常变化。

我也在华东师大读过研究生，那时候向施先生请教问题，施先生就说“现代文学的问题不要来问我”，可见他是生气的。

但是在民国的时候，很多人一般都觉得，鲁迅捧过的人红了，鲁迅骂过的人也红了。很多人就是因为鲁迅的打油诗，才知道有一个人叫施蛰存。

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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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文章《偶成》，出自杂文集《南腔北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