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忽然想到（十）》| 与屈辱感斗争的鲁迅！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四十一期。

我们继续读《忽然想到》

辩诬——鲁迅一生面对的问题 

鲁迅在《忽然想到》（十）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辩诬，这其实也是他一生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鲁迅当年不读科举，离开老家，去南京的洋学堂念书，正是因为他在家乡被流言所困，有人说他偷了家里的珠宝，他无从辩起；在仙台读书时，被日本学生质疑他分数作假，及格是因为藤野先生的关照，他拼命辩白，却没有用；后来，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一辈子保持沉默，即使他知道不辩白人们会误解他和羽太信子的关系，但他依然放弃辩诬。

所以，鲁迅说了这句非常有名的话：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

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跟屈辱感作斗争。因此，他一直在研究人性跟屈辱感的关系，在这个研究中，“辩诬”成为一个关键词。

反抗的两种姿态 

我在1989年6月《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比较了60年代中国革命题材的两部作品，分别是老鬼的《血色黄昏》和郑念的《上海生与死》。在这篇文章里，实际上，我讨论的就是鲁迅讲的“辩诬”。

《血色黄昏》的男主角是一位70年代主动下乡到内蒙建设兵团的北京学生，他被同学跟领导指控了某种罪名，反复地写检查、写交待，向领导和同学交心坦白，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没有错。小说贯穿了老鬼的真实经历，也是写老鬼自己的辩诬过程。

郑念的《上海生与死》与《血色黄昏》形成鲜明对照。郑念是受西洋教育长大的知识女性，她跟随丈夫住在上海。1966年被抄家、批判时，她不辩诬，反而列举宪法，告诉红卫兵碰她家里的古董花瓶是违法行为。她的抗议方式，比老鬼的辩诬更天真，也没什么用。

其实，这两位小说的主人公，分别代表了人受到迫害时的两种反抗姿态。一种是“我没错，我是清白的，请相信我。”另外一种是，“你说我有罪，拿出证据来，如果不能证明，那你就是犯错，你就是犯罪。”

鲁迅在《忽然想到》（十）里，列举了五卅运动后人们的反应，然后尖锐地指出，第一种辩诬、洗刷自己罪名的姿态，其实就已经在向对方的暴力、权力跟道德屈服。

而第二种郑念式的抗争，它要求双方有共同的法律基础，它不是臣民、家庭，伦理的关系，也不是阶级斗争的关系，只有双方是公民关系的时候，才可以说：“你说我有什么问题，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你的错。”

鲁迅在《忽然想到》（十）里还清醒地指出了寄希望于西方文明，其实也是虚妄的。鲁迅说，

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迫压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

在鲁迅看来，有力的人是不讲德的，有德的人是没有力的。所以公理强权合一是不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伟大的先驱者——比如卢梭、伏尔泰、革命党、鲁迅，还有弱小民族的一种期盼之中。

五卅以后，鲁迅看到了英国、法国很多作家同情中国民众的言论和姿态，鲁迅认为，

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

但是他说，

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公道，就得永远着力于辩诬，终身空忙碌。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如果没有力量，讲理也没有用。

在我看来，这是鲁迅跟甘地关键性的不同。这两个民族魂，标志了近代中国跟印度的不同道路。甘地主张不抵抗，主张讲理；而鲁迅认为讲理是没有用的，更主张抵抗，抗争实力。

鲁迅说他看过一篇社论，

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第一，某种意义上鲁迅也有点民族主义，他以国富民强来作为他的奋斗目标；第二，鲁迅轻“民气”，重“民力”。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这两个分歧一直存在，“民气”和“民力”谁更重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其实各有侧重。但鲁迅认为，“民力”比“民气”更重要。

他说，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

青年人的前景与危机 

在《忽然想到》（十）中，鲁迅又一本正经地为民族国家前途，提出了具体设计方案，鲁迅说，

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

可以看出，鲁迅对中国青年人的期望很高。

但就在鲁迅为青年人设计好浪漫前景之后，他马上清醒地指出有三种危机，会危害到青年人的前景。

哪三种危机呢？

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用现在的话语来转述鲁迅说的三种危及：一是只重宣传，不重其他事；二是稍有不合就骂别人国贼洋奴；三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在《忽然想到》（十一）中，有一个话题非常容易引起争论。鲁迅说，

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

于是鲁迅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自家相杀”与“为异族所杀”，差异何在？

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

可以看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鲁迅一直更关心阶级矛盾，而且他认为中国总是有人借民族危机掩盖国内矛盾。

鲁迅虚构了一段对话，

甲：“喂，乙先生！你怎么趁我忙乱的时候，又将我的东西拿走了？现在拿出来，还我罢！”

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样危急时候，你还只记得自己的东西么？亡国奴！”

可以看出，鲁迅并不是一位狭义的民族主义者，所以当他晚年时，并不愿意放弃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去转向一致对外的国防文学旗帜。

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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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讲文章《这个与那个》、《导师》，出自杂文集《华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