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批判逻辑下的文化对峙

课程金句 

第71集 清朝：大批判逻辑下的文化对峙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

上次我们讲到，由于中国文化走下行的路线，又由于欧美各国对中国茶叶和丝绸的高度需求造成了贸易逆差，所以他们需要用毒品来填补，造成了中西文化的直接对峙，造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惨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讲的是文化对峙。

文化心理的对峙 

对于军事对峙和经济对峙，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文章，但是对于文化心理的对峙，我们还是讲的很少，所以我在这儿必须讲一讲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形象和世界身份在这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究竟如何来应对？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不能放过。

大家知道，我们从清朝开始，已经发生过对外国传教士又爱又恨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时候，故事又发生地非常的惨烈。好几次，外国传教士都产生了生命危险。那么我现在想讲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努力想和西方文化沟通，但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证明中国文化确实遇到了非常了不起的困难。

这个了不起的困难，其实是面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是个挑战、是个考验，某种程度上既可能是毁灭之门，也可能是新生之门。譬如，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个故事，就是汤若望的故事。

汤若望当时在中国传播天文历法，西方的天文历法。中国朝廷给了他一个很不错的官职——钦天监，相当于我们国家天文台台长。一个朝廷能够把国家天文台台长，让一个外国人担任，这个气魄很大。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文化差异，这个文化差异就是后来中国除了外力的原因以外，自己逐步走向衰亡的一个原因。譬如，当时有个叫杨光先的官员，告发汤若望，说他送给皇帝的是两百年的历，但是，我们总是讲皇帝万寿无疆，要送万年历。他这是居何心？我们现在一听很好笑，但当时实实在在是一个很重的罪名。

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杨光先的奏折里边，说：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不能使中国有西洋人。汤若望后来没有被处死刑，这是由于孝庄太皇太后的干涉，但是，因为后来受了太多的惊吓，一年以后就病死了，他的助手都被处死了。

这里边，就考虑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就是汤若望本来是顺治皇帝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顺治皇帝去世刚刚四年，这是满朝文武都知道的，但是大家根据文化，却可以立即把他置于死地。这里边有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一碰，很多中国人的智商就立即降低。

大批判逻辑 

后来中国驻英国大使兼中国驻法国大使的郭嵩焘先生，被朝廷撤职这件事情更说明了这一点。郭嵩焘，嵩山少林寺的嵩，涛是长寿的寿字下面加上四个点。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保守到什么程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必然会产生败亡，这好像是一个外交事件，但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事件。

这个问题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认真研究过。当时郭嵩焘到外国的时候，他中国上层的朋友全部阻止他，因为说他这是和洋鬼子打交道，那就不是正派人。他去了以后，为了回答朋友们，他写了一本书回来，叫《使西记程》，就是去西方以后的记程。

大家对这本书非常反对，因为在这本书里，他用中文写出了很多中国文化当中没有出现过的名词，有哪些名词呢？比如赤道、经度、维度、国旗、新闻，这些词汇在中国文字当中是没有的，他居然把它们一个一个写出来了，通过翻译写出来了。

所以当时有个学者叫李志明说：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咬牙切齿。愤怒到这个程度，非常夸张。当时有一个高官叫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他也特别保守，说郭嵩焘这样做，一定会混乱人心。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生活方式，实际上，它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别，这不是平和的区别，实际上是由于在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幸福日子以后，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这个自信，不是正常的自信，是一种反面的自信，是我们不喜欢的那种自信。 

郭嵩焘后来被撤职的罪名一共有十条，现在我们看一看的话，每一条都很有趣。譬如其中有一条罪状说：郭嵩焘在接待外国客人的时候，他排列的座位违背了以右为尊的古制，采取了当地的模式，所以是对中国传统的否定，这是第一条罪状。

还有一条罪状是，郭嵩焘见到地位很低的商人和职员，他也握手。看到军士，他还站起来表示敬礼，这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尊卑有别的规则，因此有弱国体。

第三条，说郭嵩焘到海上去参观英国的一个炮台，由于那天海风太大，英国的一个军官就把自己的呢子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他居然没有拒绝，这是有辱华夏衣冠。

第四条，他居然让自己的家眷去学英文，还参加应酬，这违反了中国的规训之道，就是妇道。

每一条的事情都很小，现在仔细一想，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全部上升到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这样就活生生把一个大师搞倒了。这个事情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落后，西方已经公认了，但是还把落后的原因当作珍宝来捍卫，所以这实在是显得非常丑陋了。

后来郭嵩焘一直被朝廷所批判，罪名越来越重，揭发他的人叫刘锡鸿，刘锡鸿说：披外国服装，听外国音乐，见到巴西这样小国家的皇帝也站起来，这不是汉奸是什么？你看，罪名已经上升到了汉奸，那就完全没法沟通了，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批判逻辑。

文化的最后沉淀物 

郭嵩焘不得不回国了。但是驻伦敦的世界各国使节都非常悲痛，其中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世界形象正是在这儿产生了逆反。在伦敦，平常态度最拘谨的波斯公使也说，我认识这里很多官员，听说你要回国，每一个人都感到很难过。

英国的首相还幽默地说，中国怎么会有您这样的好官？如果我以后在英国的政坛遇到什么问题，我一定到中国投靠你。郭嵩焘应该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中国人，但是中国人的标准和当时国际标准有非常大的区别。

揭发郭嵩焘的刘锡鸿，他的形象却是人人生厌，当时所有的外国人都讨厌他，他随地吐痰，吃相也不好看，甚至他非常不合理地在德国送礼，这违反了德国的规则。但是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的官场上大受重用，而他要扳倒郭嵩焘却很成功，很多人都拥护他！

更让我感到难过的是，郭嵩焘应该是湖南人的骄傲，他的家乡在湖南，但是他带着国际的荣誉和朝廷的罪名，回到家乡的时候，湖南的官员却冷眼相看，长沙的街上还出现了大字报，说他是勾结洋人的汉奸，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难过。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人格对比，就是郭嵩焘的对立面，我刚前面讲到叫刘锡鸿。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本来是郭嵩焘提拔的，然后郭嵩涛被任命为大使的时候，他想做个副使，但郭嵩焘想来想去，他最多只能做参战，没报上去。后来刘锡鸿通过其他关系，还是做了副使，所以他就把郭嵩焘当做对头，永远向郭嵩焘叫板。

我记得当时德国有个公使，叫巴兰特曾经讲，在柏林30多个国家大使馆的从业人员当中，所有的人都对刘锡鸿怀有厌恶之心。你看，受世界各国的外交人员欢迎的人失败了，受世界各国外交人员厌恶的人却胜利了，这里边就牵涉到我永远讲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的最后沉淀物是人格。

这里的人格其实是和中国文化紧紧连在一起，负面人格一旦占据上风的时候，正面人格就黯然失色。当时，有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严复，在郭嵩焘去世以后，曾经写的一个挽联里边讲到：

你是独行之人，你是首先醒来的一个人，所以一定会受到周围的攻击。

这个独行之人就像屈原，其实严复本人也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文化冲撞就变成了一种人格冲撞。可爱的郭嵩焘的人格被否决了，所以中国文化一头撞到了墙壁上，这是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就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走到了中国文化的前面，所以中国文化就要受到一次很大的灾难。 

后来清朝不得不走向灭亡，中国不得不走向重重危机。我们一次次发生的战争，一次次都失败。中华民族包括中国文化在内，论语沦落与灭亡的边缘，都和这种文化走向和人格的变异直接有关。这个问题很大，我们下次再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