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陕西历史博物馆 | 大唐遗宝的神秘主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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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陕西历史博物馆 | 大唐遗宝的神秘主人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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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 | 大唐遗宝的神秘主人到底是谁?


本集文物1: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



本集文物2: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本集文物3: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大家好,我是河森堡。在上一集节目中,咱们一起分享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重要文物——汉代鎏金铜蚕。咱们对丝绸之路的发现和研究,算是开了个头。上一集里,咱们提到,丝绸这种东西,它本身在丝绸之路上不止是一种货物,也是一种货币。


“丝绸是货币”这个说法,可不是我个人的臆造,早在“丝绸之路”这个词儿诞生的时代,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您没听错,这个词并不诞生在咱们国家,而是德国人发明的一个概念。1877年,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里,第一次用到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描述的就是从马林、托勒密等古罗马时代的学者开始,西方人所记录的那条东西方通道。


不过,机智如李希霍芬,他当时就明白一点,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通路线,肯定不止一条,贯穿东西方的若干条商道,也绝不仅仅是单一的物流通道。在这些路线上交换流通的,不仅有丝绸。小到瓷器、茶叶、香料、金银、牲畜、人口,大到文化、语言、宗教甚至是基因,都在东西方之间的商道上发生过大交换。对这种更广阔意义上的商道,李希霍芬更愿意用“主干道”、“商路”这样的词来称呼它。丝绸之路这个词,原本只是以李希霍芬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东西方流通大商道的一种代称。而后来我们大多数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其实是有点狭窄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把“丝绸之路”当成了一条单纯的丝绸贸易物流通道。


在陕博,我就找到了几件足以颠覆大家这种错误印象的物件儿。比如说,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和唐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这两件,还都是咱们的国宝级文物,1970年,它们一起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基建施工现场。当时,现场的施工工人突然挖出一个陶瓮,打开一看,好家伙,那真是金光闪闪夺人二目,里面装满了大量的金银器物,所有人都看呆了。接着往下挖,结果总共挖出唐代金银器超过1000件,足足装满了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制罐子,这里面的大部分,放到全球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孤品,数件被定为国宝,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何家村遗宝”。今天,这些重要的文明证物,基本都陈列在咱们陕博里。传统中“丝绸之路就等于贸易物流通道”的印象,在这些出土文物面前,可以说全部都被击碎了。


第一件要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件东西精致可爱,远远看上去,就好象一只小巧的、弯曲的牛角,通体只有15.6厘米长,比一支签字笔长点儿有限。杯的口径是5.9厘米,比喝北京二锅头那口杯的口沿还小。这支形似牛角的玛瑙杯,“牛角尖”的一端,刻成一具兽首的形象,乍一看,像是牛头,可仔细一看又不是,这牛头上的角,怎么拧着麻花往上长,跟非洲汤姆逊瞪羚似的?牛头羚羊角,自然界没这种东西,我们不能管它叫牛首或者羚羊首,只能管它叫“兽首”。这个怪模怪样的兽首,它的口吻部,就好像戴着个镶金的嚼子似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巧的黄金做成的帽儿,可以打开,打开以后是个孔。黄金帽拧在孔上,就跟咱们拧眼药水瓶的盖子似的。在这支杯子上,这个黄金小帽儿,又正好成为了兽的嘴巴。也就是说,这只杯子,实际上是两头贯通的,如果要用它来喝酒,既可以使用相对宽大的杯口饮用,也可以在里面注满酒,拔开底部的帽,让酒像一条线一样,流进嘴里。


你仔细观察啊,会发现这只镶金兽首玛瑙杯,竟然是由一整块玛瑙雕成的。这块玛瑙,酱红色夹茶色,又天然带有乳白色条状带。工匠在雕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了材料上条纹的走向,兽首头顶上弯弯的角,和它的两只耳朵,不偏不倚,恰恰利用了玛瑙的浅色材料部分,让雕出的兽首显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叫做“依色取巧,随形变化”,整件作品从选材、到设计、再到工艺,都极其完美。


咱们前面说了,陕博里存有大量物证,足以告诉我们,在当年的丝绸之路上,是发生过大规模的东西方文明交换的。眼前的这么一件小玩意儿,就是物证之一。怎么说呢?


首先,雕刻镶金兽首杯所用的玛瑙,是西域产物。在中国古代,大量的玛瑙都来自外域。北边的玛瑙,大多从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带,或者渤海国,也就是今天的我国东北地区而来;南边的玛瑙,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南红玛瑙,出自云南一带,这块地盘古代也长期不属于中原王朝。早在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就说过“马脑出自西域,纹理交错”。专家推测,陕博这只兽首玛瑙杯的用料,很可能就来自中亚或者西亚。


咱们再看兽首杯的设计,两头开孔均可使用,这是典型的西方形制。杯子上的兽首,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牛头,是东方中原土生土长的文化风格,而它头上的羚羊角,却一看就是西方文化元素。所以,有专家就认为,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国本地的工匠,仿照西方杯子的形制来制作的。在大航海时代还远没有到来的唐代,中原地区的工匠,能够接收到来自西方的文化信息、获取来自西域的玛瑙材料,还能加入中原独有的文化元素,经过自己的消化创作制造出这样精致的杯子来,足以说明丝绸之路自带非常强大的信息传输功能。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路,更是古代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


陕博的另一件重要文物,和兽首玛瑙杯一块被挖出来的“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就更能说明问题了。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也是“何家村遗宝”之一,高14.8厘米,也就大概一支笔的高度,口径只有2.3厘米,提梁、壶盖、还有壶身纹饰,都是鎏金的,乍一看,游牧民族的特征扑面而来——从外形上看,这件舞马衔杯壶的器型很像一只用来盛水的皮囊,所以我们又把这种器型的银壶称为“仿皮囊银壶”,而皮囊水壶这种东西,是游牧民族喜欢用的。同时,这只壶的形状,又有点像我们骑马时脚踩的马镫。再看壶上的图案,壶身两面,以模压的手法各捶出一匹“舞马”的图案,舞,是“跳舞”的“舞”,顾名思义,壶上正是一匹活灵活现的起舞的骏马。只见这匹舞马体态矫健,依稀能看出是产自西域的胡马。马的嘴里,还叼着一只酒杯。


那么“舞马”到底是什么马呢?根据记载,在唐代,“舞马”是一项十分盛大的庆祝节目。比如说,唐玄宗李隆基过生日时,就安排有这项节目,唐宫中驯养的百匹骏马,在音乐的伴奏下集体起舞,领舞的御马,还会口衔酒杯为帝王祝寿,场景极为壮观,比今天咱们看到的,源自欧洲宫廷的马术“盛装舞步”,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诗人张说就曾在乐府辞里描述了这个场景,诗中说,“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jī。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


在这件舞马衔杯纹银壶出土之前,学者一直认为,唐代宫廷中几百匹马一起跳舞,还整齐划一,马还能叼起杯子给人敬酒,是不可能的。哪儿有这种事啊?都是诗人浪漫地夸张吧!没想到,人家这件银酒壶可留下了图像证据,眼见为实,你说你信不信?


在“何家村遗宝”里,像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镶金兽首玛瑙杯这样的宝物,还有很多,比如葡萄花鸟纹银香囊、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等等,都是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宝。那么问题又来了——它们出土的地点,既非墓葬,又非遗址,这些宝贝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谁埋的?


资料显示,发现遗宝的何家村,在唐朝时是长安城的兴化坊,那可是如假包换的唐朝富人区。在这儿,您就甭说您官儿大——王爷、国公、京兆尹、驸马什么的,一撮一簸箕,随便掉下个砖头瓦块,砸死官儿的概率比砸死老百姓高。可是历史学家根据种种线索筛选,却发现众多王公贵族都不太可能是掩埋“何家村遗宝”的人,最大的一个“嫌疑人”,是当时的租庸使,刘震。


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德宗时,发生了著名的“泾原兵变”,叛军追得皇上到处跑。时任租庸使的刘震,一看势头不妙,马上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外逃。刘震的官职,租庸使,是主持国家税政的官员,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替皇帝敛财的官。那么他手里掌握这么多财宝,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东西不是他的,是国家的。


不过,刘震本人却没能跑掉——为什么呢?原来是被叛军给截住了。刘震这个人,对皇上的忠心也是有限了一点,为了活命,他“义无反顾”就当了叛军的命官。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刘震的家人怕出乱子,把随身携带的宝物就地掩埋了起来。谁成想没多久,朝廷又杀回来了,刘震因为当过叛军的官,相当于背叛过皇上,于是被杀。这样一来,他出逃带出来的东西,也就从此长眠于何家村地下了,我们也才得以在千年之后,看到了这些当年的珍宝。


咱们一再强调,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除了刚才说的这两件“何家村遗宝”,我们在陕博的文物里,还找到了其他能证明这一点的宝贝,而且,比兽首玛瑙杯和鎏金舞马纹银壶还要直观——这就是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唐三彩,大家都很熟悉,“载乐骆驼俑”,也好理解——就是骆驼上驮着人,人正在玩乐器。陕博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不止一件,咱们要说的这件,是1959年在西安郊中堡村发现的。在一头硕大的骆驼背上,搭了一个台子,台上一共有8个人,7个男性乐手,正在演奏乐器;还有一个女歌手,正在引吭高歌。


有人就要问了,等会儿等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家一头骆驼上能趴八个人?你打算把骆驼压死啊——这可是骆驼,又不是公共汽车!


是,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离谱。其实不光是您,专家们也疑惑不解。不过啊,这还真有可能是真的。根据记载,唐代长安城里,有很多所谓的“百戏班子”表演节目,有耍猴的、吞剑的、变魔术的,跟老北京的天桥绝对有一拼。其中有一项表演,就是“载乐骆驼”。当年,在骆驼背上,不但有唱歌的,甚至还有跳舞的呢!但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原来啊,这种“载乐骆驼”,本质上是一种杂技——在骆驼背上表演的,可能是特意选出来的身材矮小的杂技演员,或者干脆就是侏儒,他们演奏各种胡乐,以博观众一笑。据说,有时候演员还会故意在骆驼背上表演一些惊险刺激的高难度动作,相当于把乐队演奏、驯兽和杂技都结合在了一起。


在陕博的这件唐三彩载乐骆驼俑上,我们能看到,七名乐手分别拿着不同的乐器,有琵琶、箫、笛、箜篌、拍板、排箫、笙。这些乐器,就是当年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元素大交换的铁证!这些东西,很多都沾点儿“胡风”。您比如说笛子吧——咱们国家出土过距今8000年的骨笛,可以说是早有笛子这种乐器的。不过,在汉代以前,笛子差不多都是竖着吹,直到张骞“凿空”西域,今天常见的横笛才开始普及起来,“座中有老沙场客,横笛休吹塞上声。”——到了唐朝,横吹已经非常普遍了。在这尊唐三彩上,吹笛的乐手,就是横吹笛子的。

再比如说琵琶,这就更典型了——全世界,都有类似琵琶的拨弦乐器。从音乐角度,咱们可以笼统地称这类乐器为“鲁特琴”族——东西方所有类似的乐器,结构都大同小异,用具有谐振特性的木材制成音箱,再由支架、琴弦等等,构成一个限制系统。演奏的时候,一手按弦,一手拨弦。据说,世界上最早的鲁特琴,是公元前4000年由苏美尔人发明的,一开始只有两根弦,以后同时向东西方发展,在东方和西方各自形成了自己的鲁特琴系统。秦朝时,“中国版的鲁特琴”,琵琶,就发展出了它的雏形,向前弹拨,称为“批”,“批准”的“批”,向后弹拨弦,称为“把”,“把握”的“把”。所以,这种乐器最早被称为“批把”,时间一长就成了“琵琶”。在今天,英文里把“琵琶”翻译成Chinese Lute,也就是“中国鲁特琴”的意思。除此之外,咱们的月琴、阮,也都是这样的乐器。而在西方,鲁特琴一开始五根弦,后来加入了第六个弦组,就成了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乐器——吉他。有个词叫“胡部新声”,用来形容盛唐、中唐时代,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盛况,载满乐手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就是对“胡部新声”最生动的诠释。


从兽首玛瑙杯自带西方信息,到鎏金舞马纹银壶的胡风大盛,再到这件诠释“胡部新声”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都是东西方文明大交换的铁证。而这些文物,大都是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才出现的。太史公司马迁称张骞是“凿空”西域,“凿开”的“凿”,“空间”的“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张骞的出使,在开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联系上,具有开创性。其实,如果不是张骞凿空西域,中国盛产丝绸的美名,可能都传不到西边的古罗马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想当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来到了大夏国,也就是今天中亚的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他突然发现,这些地方,有很多中国四川地区出产的“特产”,比如说,邛竹杖,再比如说,蜀布。张骞一打听,发现这些竟然都是大夏国从“身毒国”进的货!《汉书》里明确记载——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贾人,也就是商贾;市,就是市场的市,放在这儿就是采购的意思。那么这个身毒国是哪儿啊?其实这是古代的音译,咱们今天,叫这个国家印度。


大家听明白没有?原来,当时西域各国都从印度进口丝绸、布匹。这些东西,印度自己不生产,而是从中国四川“进货”。噢——张骞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版本的“海淘”嘛!这二道贩子当的,真滋润啊。


所以说,幸亏张骞去了趟西域,不然,汉朝可真是当了冤大头,还糊里糊涂不知道呢!汉朝人当然不糊涂啦,所以,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古代的优质产品,就源源不断地沿着张骞凿空西域的这条路流向了西方,成就了咱们今天常说的,从长安出发,经酒泉、张掖、敦煌一路向西的西汉时代的丝绸之路。不过,从四川到印度的这条路,也没有废掉,今天,它成了广义上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然而,张骞通西域,真正的目的却不是做生意,而是联合西域各国攻打匈奴。而且,汉朝主要是想拉拢当时的西域强国——月氏。可是月氏怕匈奴怕的不行,汉朝没能把他们拉拢成真正的盟友。张骞最初的目的,等于没达到。到后来,还是西汉自己动手,把匈奴给揍了。


那么后来是谁重重地打击了匈奴呢?匈奴人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这些问题,我会在下一集为你一一解答。《了不起的博物馆》第二季,带您神游中华古文明。我是河森堡,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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