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马光： 两位文化高官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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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集王安石，司马光: 两位文化高官

今日文稿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秋雨。讲了苏东坡，我们也就完成了宋代文学第一个方面的课程：《一位文化全才》。接下来当然是第二方面了，这个小题目叫《两位文化高官》。

在情节上这由一到二也很顺，因为这两位文化高官都与苏东坡有过关系，都产生过严重的对立。一位是王安石，一位是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确实是高官，而且是高官中的高官，都拜过相，也就是先后担任过朝廷最高级别的行政首脑。他们担任宰相并不是那种太平阁老，而是观点鲜明、敢作敢为、风风火火、惊动朝野，是一种铁腕能臣。

他们的观点严重对立，对此我们暂时搁一下。先看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宋代真的把文官制度推向了极致，让文化和行政进行了顶端性的对接，这让中国文化第一次在最高权位上接受了磨练。

文化掌权的最高行政 

大家知道，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担任最高行政首脑之前，已经是顶级的文化星座。王安石是顶级的文学家，司马光是顶级的史学家，这就是说行政上的最高和文化上的最高合成了一体。这在中外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也找不到后续。

说起来是这样，按照中国的科举制度，历代的高官都是很有资格的文化人。但是他们都不是顶级的文化星座。反过来，不少文化大师也会做官，但是一般是做不到宰相来指挥全国。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其实也可以看成是行政权力借用了文化，基本逻辑还是行政而不是文化。

但是,当文化上的最高掌握了行政上的最高，情况就不一样了。文化的系统性、完整性、明确性、号召性以及鼓动性就会强悍地呈现出来。而大大地减少了一般行政措施的协商、妥协、模糊、兼容。

你看王安石变法，就是按照完整的文化逻辑来实施经济改革，带有极大的理想成分。他让宋朝摆脱了沉重的经费负担来求得富裕的措施，取得了雷厉风行的效果，国家的财政也因此大大地改观。

按照现代的政治学观念，我甚至觉得他简直是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把改革推到了金融管理，并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左右行政体制。

和他相反，司马光则从东方哲学的保守立场认为，天下的富裕与否都有定数，突如其来的国富一定会带来实质性的贫困，这结果会伤害社会稳定的秩序。因此他认为祖宗传下来的法治不能随便变更。

王安石政府想，他认为一切都不要怕，祖宗的法应该可以改。人们的议论不要太在乎，他坚定不移，就是两个坚定不移。

于是在不同帝王的支持下，王安石担任宰相的时候，厉行变法，而司马光担任宰相的时候废止新法，两人都干脆利落，文气饱满，响亮堂皇。他们俩人具体的历史功过，历史学家都在研究，以后还会不断地研究下去。

比如像我个人，可能比较偏向于王安石变法的一种理想性结果，因为这对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来说太重要了。尽管不太可行，但是也让人敬仰。

我现在说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功过，我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他们两人都在行政的最高成绩上为中国文化吐了一口气。而且也为宋代的文化打出了两面非常奇特的高高的旗帜。

君子之交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任何明显的瑕疵，或者互相之间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也就是说他们从政的时候保全了自己的文化人格，都是堂堂正正的君子。

他们两个人年岁很靠近，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以后五个月他也去世了。两颗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陨落的年份是公元1086年。

王安石去世的时候，司马光已经病重。司马光感到非常悲痛，命令必须厚葬王安石。反过来我也可以肯定，如果事情顺序颠倒一下，王安石知道司马光的噩耗也一定同样如此，非常悲痛，命令厚葬。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了。这就是两个君子的晚年。

他们中间又夹着一个人的身份，那就是我前面讲了很多的苏东坡，苏东坡比他们小十几岁，算晚一辈了。他在基本立场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是后来有些官僚迫害他的理由。

但是后来司马光当政的时候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又当面与司马光辩论了。苏东坡对他们两方面的偏颇都指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点问题，但都有点长处，总的说来他更靠近司马光。

王安石的晚年沉浸在彼此相聚的地方，与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着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苏东坡的眼里，这个骑驴来迎接自己的长辈，是一代宰相，文坛泰斗，而在王安石眼里这个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中年人是旷世天才。

两个人一起游了南京的中山，苏东坡还写了一首记游的诗，王安石看了就说我一生写诗都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临别的时候两人还相约买地做邻居，造房子。苏东坡又写诗了，说：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意思是如果早十年能够追随王安石就好了。其实两人都谦虚了，就诗词整体水平而言，当然苏东坡要高得多。但那天他在中山游玩时写的那几句诗呢，确实很随意，并不怎么样。王安石说自己终生写诗都赶不上，这是太客气了，因为王安石的诗也写得非常好。你听这两句写得多好：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那么我在讲到这些君子从政的时候，我不得不最后生发出感慨，这些文化大师来从政。从事行政工作的时候，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

一个是由于他们文化思维的完整性，使他们在政治措施上显得特别的极端，特别的彻底。实际上按照这样的方法来执行，在这么大的国家里边一定会产生太多的弊端，越到后面弊端越多。

当时苏东坡写诗反对王安石变法，就因为他在基层社会看到了大量官员把变法当作了一件谋取自己利益的事情，让变法在基层社会完全做歪了，所以他觉得非常不对。

那么这其实也正说明了文化大师从政的毛病，他们一意孤行地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和文化逻辑，很少去了解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严格讲起来，他们对庞大的行政结构也缺少实际的掌控力。

好，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毛病，他们是堂堂君子，这一点不错。他们要掌控行政结构，他们要执行自己的理想，必然要用一批人，而马上能够调动的人，往往是小人。这我以后要讲到，小人往往在自己还没有被逻辑说服的时候就服从了权力。

所以他们周围都有，比如王安石边上有一个吕惠卿的人，后来在反对变法的时候，他也跳得特别高，开始是变法主要的助手，后来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

司马光身边也有一个小人，这个小人大家都知道叫蔡京，水浒传里也写到过。这个人一开始是司马光措施的彻底执行者，后来在批判司马光，追查司马光的事例的时候，他也跳得特别高。所以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化大师从政一定会遇到两个很难逃得过的问题。

一个是他们缺少整体结构的行政掌控力，使基层让文化措施变了样。第二，他们没法赶走自己身边三翻四覆的小人，所以结果在大道德的形象背后出现了道德的污点。

好，今天讲到这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