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 萧公权如何评述《论语》中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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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学者，跟前面的几位比起来，可能知名度要小，但在他的行业里，他是公认的当之无愧的大师，这就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学家萧公权。

他生于1897年，逝世于1897年，死于1981年，早年就读清华，后来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政治多元论》。这是一本政治理论着作。

有人略带玩笑地说，去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读学位，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对外国学者来说比较生僻的问题，比如我们以前说过，胡适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的逻辑发展，这差不多是他的老师们都不懂得问题，哪怕他的老师是顶尖的哲学大师杜威，也未必了解多少中国先秦哲学当中的逻辑。

所以有人说胡适的论文比较容易震住包括杜威在内的洋人。但像萧公权这样写政治理论问题，要镇住洋人，就更困难一些了。他50年代以后一直在美国任教，最后终老于美国。他研究政治理论，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权威。除了《政治多元论》，还著有《中国乡村》《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等专著，全部著作由他的学生现在也已年近八旬的著名学者汪荣祖教授，编为《萧公权全集》，先在台湾出版，现在也已经由大陆引进，他还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能写很好的旧体诗，跟陈寅恪先生有唱和。

萧公权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他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战期间漂泊在西南是完成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按历史背景，把中国政治思想概括为封建天下，专制天下，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从先秦写到现代，在写这部书之前，他已经在国外研习了六年的政治哲学，在国内教过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以及中西政治思想史课程。他对两种倾向非常不满。一种是有的人习惯用西方模式来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声称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

一种是有的人或陷于狭隘的眼界，做出于特殊的目的，把中国古代的思想与近现代的西方学说牵强比附，把西方成熟的系统的政治学说都说成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结果是模糊了中西思想与制度的真相，还助长了自以为是的虚骄习气。所以萧公权立志要写一部材料可靠，观点清晰，分析公允，尽量避免臆说曲解的书。这个目的他达到了。他的这部书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的经典。上个世纪40年代，他还凭这本书，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的院士。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汉文名字叫牟复礼，没错，他用的字就是论语里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复礼，现在也已经不在世了，牟复礼还把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这是很有道理的，萧公权补充说：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研究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前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做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已经讲过不止一次，早已是大家都不陌生的孔子名言了。萧先生接着说，＂我所谓放眼看书包括两层工作，一是尽量阅览有关的各种资料，二是极力避免主观偏见的蒙蔽。为研究专题收集资料而看书当然不是漫无目的无所取舍的浏览，但也不可全凭主观，只摘取与己见相符的思想或事实以为证据而自圆其说，把一切不相符的思想事实悉数抹杀。坦白的说，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下流手法。＂而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符合公允的标准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当然不会没有孔子。不过我今天更想介绍给各位朋友的是他晚年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孔子政治学说的现代意义》。在这篇文章里，他重新阐释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并做了更好的发挥。他说，伟大思想家所以长久受人尊崇，必定是由于其学说含有重要的真理。这些学说是否在某一时期得到实行的机会，并不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条件。例如在欧洲政治思想家当中，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至今还为学者所重视，亚里斯多德还有政治学鼻祖之称，然而这两位卓越思想家的学说便不曾对希腊末世的实际政治发生影响。

孔子政治学说在中国历史当中的地位跟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相似，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们的采用，但本身包含着可贵的真理，因而享受后世人们的赞美。所不同的是孔子对于2000余年以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比较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来，显然更加深远重大。而一种政治学说是否包含真理，可以从两方面去判断。第一人类的思想，尤其是社会和政治思想，不能离开历史环境而发生。因此衡量一种学说是否正确，便可依照其是否能切合某个时代的需要，或反映某个时代的实况来断定。

第二，思想虽然不能完全脱离环境，但伟大的思想家却能够不受时代的限制，能在当前的环境里面发现人生和社会的基本原理。他们在立言的时候，虽然针对着某一时代的生活实况，但因为他们目光如炬，所提出来的结论，尽可以包含后面的时代也可以用的大道理。这样的思想当然也具有高度的真确性。而从上述两方面去看，孔子的政治学说都具有无可置疑的真确性。我们如果推崇他为中国政治哲学的鼻祖，他应该是受之无愧的。而萧公权批评若干年前，有一些学术文化界的人士，大唱打倒孔家店之说。他说在分析晚周政治的时候，孔子发现了若干政治社会的基本原理，他从行将朽溃的宗法封建制度当中体会出仁的原理、人伦的观念和人治的理想。这些学说托根于春秋时代的环境，但它们所含的意义都超越了那个环境的范围。孔子政治学说最大的特点是把人作为政治生活的起点、内容和目的。孔子心目中的政治与近代人所谓的政治有一个极大不同的地方。近代人一提到政治便会想到国家政府主权政党这一些事物，并且把它们看作政治生活当中的主要内容。

但是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政治的主要活动并不是治人者对被治者的管理或统治，不是当政者的取得或保持政权，也不是政治机构的组织或运用，而是人性的合理发展与合理满足。人不能够单独的生存，我们一切的要求必须在同类共存相遇的条件之下，才能够获得精神和物质的最大满足。人与人之间的才能不会完全相等，优秀者领导辅助平庸者的结果，不但平庸者获得满足与发展，优秀者也同时获得满足与发展。这种同类合作的活动，不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是人类天性的表现。

整个的社会，包括家庭和狭义的政治社会，不过是这种活动这个表现的客观场所而已。萧公权还指出了孔子学说当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对人格的重视。孔子不但希望每一个人能够生存，还希望他能够好好的生活。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的或精神的生活，而禽兽只有生物的或物质的生存，要发展人性，政治家不但要使人民丰衣足食，还要培养他们的人格，使他们都能修身立德。孔子所认识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德皆全的人格。他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具有这些美德的人不但有宽容的风度，而且有坚毅的意志。孔子本人便是一个例证。孔子当然希望别人能够接受他所认为正确的主张，但他从来不曾表示要强迫别人接受与他自己相同的意见，或禁止别人保持和他不同的意见。他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萧公权判断，近代独裁政治排斥异己统一思想的伎俩也许会被孔子看作是小人之尤，而民主政治互相尊重自由权利的原则也许会得着他的赞同，认为这是有君子之风。这个推测大概也是有道理的。

出于这样的判断，萧公权颂扬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从根本到枝节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或目的。在他的学说当中，政治生活是人性的表现，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要求的努力。他甚至说我们尽可套用美国已故总统林肯的名言，把孔子的学说称作＂人治、人享、人有＂的政治观。因为孔子的理想托基于人的本身，所以他绝没有追玄虚理想而牺牲人类实际利益的错误，这在现代是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和体会的。萧公权也保持着清醒的学者头脑，他提醒我们，把孔子政治学说全部都看作永恒的真理，如像多数宋明理学家所做的那样，当然也是错误。

圣人能够发现真理，能够发现比寻常人更多更大的真理，但不一定能够发现全部真理，或能够每发一言都是真理。全知的境界只有宗教家所信仰的上帝可以达到，不是任何人所能企及的。

过分推崇圣人，不仅自陷于皂白不分的偏见，反而会给怀疑者以批驳的口实。我们应该客观地研究孔学，指出其中历久不磨的精义，使我们知道孔子确然有可尊之处，心悦诚服，而且认识其中万世常新的要旨，进一步做今日政治建设的参考，这样尊孔才有意义。

我想这个态度也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