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解密现代世界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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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李沛聪。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第二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非虚构类作品奖,至今依然畅销全球。

它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学教授,2005年美国《外交杂志》评选影响世界的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戴蒙德名列第九,他的当选,就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人类社会的命运,在书中,戴蒙德反复思索,为什么世界不同地方的社会,文明的差距那么大,有的可以造火箭探索宇宙、而有的还在雨林里使用简陋的石器,停滞不前?还有,过去的五百多年间,为什么是来自欧亚大陆的势力,征服了其他大洲上的文明?这一切背后的终极原因又是什么呢?

作为一切的开端,戴蒙德为我们讲了一个经典的故事,卡哈马卡之战。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到半个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们,就开始了征服美洲的过程。1532年11月,在今天秘鲁北部的卡哈马卡,西班牙人皮萨罗,仅仅用了106名步兵和62名骑兵,就杀死了7000印加士兵,凭着这种小股部队,西班牙人没过几年,就瓦解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的制胜法宝,从表面上看,是钢刀、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用这些装备起来的战士,面对只有石头、青铜或木棍、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的印第安武士,优势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欧洲人还有一种毁灭性武器,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这就是病菌。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在内。这些疾病的脚步,比欧洲征服者走的还要远、还要快。在几百年时间里,它们杀死了95%的美洲土著。直接让美洲最终变成了欧洲人主导的世界。

但是,作者没有止步于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取胜之道,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原因,戴蒙德认为,农业,才是一切文明差异的终极原因。欧亚大陆特有的地理生态环境,让史前的人类,率先发展出发达的农业。枪炮、病菌还有钢铁,都是从农业文明中衍生出来的。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农业是怎么在欧亚大陆上率先诞生的?

农业的诞生,就是人驯化野生动植物,为己所用的过程。像我们熟悉的粮食作物,麦子豆子这些;还有家禽家畜,像牛马狗之类,都是驯化带来的结果。

在驯化的过程中,人类利用物种的突变,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品种,然后培育它们,让它们的优良特性稳定传递下去,类似的原理,也应用在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上面。

因为驯化的对象来自自然,人类只扮演了一个挑选和培育的角色,这样一来,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合适的物种,环境条件是否足够复杂,让动植物可以表现出丰富的变异,就成了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时候,欧亚大陆的特殊环境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作用大概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欧亚大陆的环境让合适的物种得以存在,驯化成为可能。

我们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欧亚大陆上,有一块形状像弯月的地方,被称为“新月沃地”,它覆盖了今天亚洲西南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

“新月沃地”地处地中海气候带内,有着温和湿润的冬季,还有炎热干燥的漫长夏季。因此,这里的很多谷类和豆类植物,都适应了当地环境,成为矮小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把大量精力用来生产种子,而不是茎秆之类的东西。

这些野生植物的种子,在漫长的旱季到来前就能成熟,然后进入漫长的休眠期,等待下一个雨季的到来。这种生长周期短、产量高、收获容易,而且耐储存的植物,简直就是天生的农作物。

另外,新月沃地的地形富于变化


从最低的死海,到5000多米的高山,应有尽有,从山上下来,就是地势平缓的平原和沙漠,河流纵横。这让当地生物异常丰富,大量种类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不用说,农牧民驯养动物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根据考古发掘,在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这一千年里,新月沃地的一处遗址里,就发现了大量采集回来、用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种子,有157种之多。

接下来的一千余年里,新月沃地培育出了8大“始祖作物”,其中就有大麦小麦、豌豆、鹰嘴豆,还有纤维作物亚麻。同时,这里还驯养了山羊、绵羊、猪和牛,在今天最重要的5种已驯化的哺乳动物中,除了马,这里都占全了。

“新月沃地”的成功有多关键呢?第一,根据戴蒙德掌握的考古资料,这里的农业,在可以确定农业年龄的地区里,是最老的,第二,这里驯化的动植物品种,种类多、而且品质高。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在20世纪以前,只有14种大型哺乳动物被驯化,其中4种驯化于“新月沃地”。如今被我们拿来当作主要食物的粮食作物,也只有区区几十种,其中遍及全球、食物价值最高的几种驯化作物中,有些是“新月沃地”独有的,像双粒小麦就是典型的例子。

相比之下,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就成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新几内亚地处热带,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屿,这里没有种子比较大的野生谷物,无法驯化出小麦、高粱这些粮食。岛上也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几内亚一直无法形成有规模的农业,这就是环境的差异使然。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地理环境的差异,直接决定一个地方,有没有可以驯化的物种,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欧亚大陆的特殊环境,恰巧为农业提供了友好度高的物种,它们比别处的动植物,更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为什么说是碰巧呢?因为人类的需求,往往和物种的生存策略背道而驰:我们希望得到无毒的、不苦涩的种子,而这样的植物在野外的下场,一般是被动物吃光种子、无法繁衍;我们希望豆荚不会爆裂,把种子弹射得四处都是,而在野外的豆类如果不能爆荚的话,就无法广泛地散布它们的后代了;我们希望作物的种子能够同时成熟以便收割,而野生植物却往往选择让种子渐次成熟,避免灾害性天气把成熟的种子一次性团灭。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动物的驯养上。驯养动物的条件,其实苛刻得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养活的动物:它们对食物要求不能太高,而食物的生物量转化率又不能过低。换句话说,像熊猫那样挑食又吃得多就不行;其次,它们的生长成熟必须迅速,同时对生长环境的适应性还要很强,这样一来,需要10多年才能成年的大象,就没了意义。

接下来,我们还希望它们性情要温和,既不能过于凶猛也不能过于胆怯,你像斑马就过于凶猛、不能用来拉车;而羚羊就胆子太小,圈养起来,不是被自己吓死、就是撞死在围栏上;除此之外,可驯养的动物,还要能适应群居生活,但是种群结构又不能太过复杂。

这种种严格的需求,把大多数动植物的农业价值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大多数的地理生态区域,也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先机。

与“新月沃地”的成功相比,像中美洲,适宜驯养的动植物,种类少得可怜,这个地区只有火鸡和狗两种可以驯化的动物,它们提供的肉类远远少于猪牛羊等动物,而本地的主要谷物玉米,又因为长着厚重坚硬的表皮,难以驯化,所以中美洲的动植物驯化进程,直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才开始,而定居的村庄则要等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出现。

可见,有了驯化的可能,不同的地理环境,还会决定驯化的价值和难易程度。说完了欧亚大陆特殊环境的第二点影响,我们就来看最后一条内容,欧亚大陆的特殊形状,它影响了农业发展的范围。这就是一个传播的问题了。

比如欧亚大陆,它的轴线是横向的,顺着纬度走,同一纬度的日照时间接近,只要气候类似,它们之间就可以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互通有无。

“新月沃地”的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就越过匈牙利平原进入中欧,到了公元元年的时候,原产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就贯穿了欧亚大陆,从大西洋沿岸的爱尔兰到太平洋沿岸的日本,广泛种植。

另外,原产于中国的家禽:鸡,就经由中国通往地中海的横向轴线,最终遍布欧亚大陆,到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在南欧的餐桌上了。而马这种动物,也是也从欧亚大陆西边的草原出发,遍布整个大陆,成为人们最熟悉的战争工具。

与欧亚大陆相对的,则是美洲大陆的纵向轴线,这条轴线和经线平行,穿过了多个不同的气候带,这让北美地区驯化的物种,稍有北上南下,就会掉入寒冷、或者炎热的新气候中,无法适应。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墨西哥驯养的火鸡,就没办法穿越热带,来到南美;墨西哥的玉米和南瓜,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驯化几千年后,它们也没办法跨过短短的700英里距离,北上到达今天的美国西南地区。这样一来,美洲的农业进程,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到这里,三个方面全部讲完,粮食生产的诞生和传播,就告一段落了,在戴蒙德看来,欧亚大陆环境的特殊性,是这里社会发展的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先天优势,其他大洲自然望尘莫及了。这是戴蒙德思路的核心,为了诠释这个农业优势,书中几乎花掉了大半的篇幅。

接下来,戴蒙德就开始为我们完成逻辑的闭环了,既然欧亚大陆文明的根本优势来自农业,那么,后来的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让欧洲人成为世界主宰者的优势,又是怎么从粮食派生出来的呢?

以新月沃地为例,这里的农业优势,很快把人类推上了快车道:首先,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量高,而且稳定,定居人口得以增加,人口的密度也随之加大,复杂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它们是欧亚大陆引以为傲的四个文明特征:包括政权的建立、文字的诞生、对流行疾病普遍的免疫力,还有社会创造力的旺盛。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文明特征,像国家这样的复杂机构,为什么是欧亚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呢?因为人口增多,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先前几十人的族群,扩展到数百人的部落,社会上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冲突和竞争越来越多,要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冲突,协调好各自的经济利益和生存空间,原来几十人,几百人之间,找个熟人或者亲戚来调解一下,已经做不到了。

而这个时候,粮食有了结余,养活得了更多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人,这些人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司其职,这样一来,欧亚大陆上的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还有中华文明,人口聚少成多,社会开始分化,就一个个有了各自的城市国家。

这些国家对内有法律,用来维持等级制度,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外,国家还有军队,用来占领吞并周边地区,缓解自身的人口压力。

最典型的就有希腊城邦,他们不断向地中海沿岸派出殖民者,开拓城市,一旦遭到排挤,殖民者就要求母邦出兵保护。此外,国家还会通过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等等手段,让人群获得归属感,让他们必要时通力合作。

但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那里没有典型的农业,也就很难出现欧亚大陆上这样的国家组织。在欧洲殖民政府制止当地的部落战争之前,这里的人口始终没能超过100万人。

而且,这个岛上的100万人,也没有复杂协作的可能,这是因为岛上地貌复杂,被分割成几千个区域,然后这100万土著分别困居在这几千个区域中:有些人处于低地沼泽之中,有些人生活在高原上,而另一些人则出没于陡峭的山岭和峡谷里,相互之间交流极少,这里的文明简单直接,刚好与欧亚大陆的农耕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文明特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书写文化,也就是用文字来表达沟通。


文字的出现,和农业发展有三重关系。

最初,文字只是国家用来记账、发布指令,或者宗教祭祀的技术,它不负责传递情感,而且词汇少、语法简陋。像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都是如此。


因为用处特殊,当时文字掌握在少数专门人士手里,并不普及,考古学家甚至根据笔迹分析,得出结论,在上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中,有两处遗址,这里发现的泥板,表明参与抄写的人员,仅仅只有100多人。

接下来,随着人口的繁衍,人群开始迁移扩张,人们有了用文字交流的需求。你像移民们需要利用母邦原有的知识求得生存,母邦也要通过移民来征服更多地区,这样一来,就需要一种交流方式,他能打破面对面的限制,能准确、大量而且详尽地传递信息,还能让信息在地域上传播的更远,在时间上留存的更久。

无疑,用于书写的文字,可以满足这一点。不过这一次,文字必须更抽象,举个例子,你的语言不能只表现鱼、树、人物的形象,你需要传递相信、同意、动态、静止这样的观念。

而且这一次,文字要和我们的口语联通起来。那么,原先那套使用范围狭窄的文字,是怎么向今天我们熟悉的表音文字过渡的呢?


这样,农业对文字影响的第三重关系就出现了,在欧亚大陆上,表音文字,是多个文明国家合力的结果,这些文明创造文字的实验,伴随农业的传播,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

大约和中国的夏商两个朝代同时,在新月沃地西边的叙利亚,有人尝试把埃及文字改造成易读易记的字母,这就有了一套闪语字母规则,这套字母,成为罗马字母,还有其他历史上流行的几百种字母的始祖,在欧亚大陆的东西轴线上广泛分布。

这么说,可能你还觉得有点抽象,下面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帮大家理解一下,首先,这些闪语字母只能代表单辅音,类似我们今天的英语,pl这个复辅音,是由辅音字母p加上l来表示的,不会单独发明一个符号,表示pl这个发音;接下来,字母按照固定顺序排列,便于记忆,这就有了类似我们今天abcd这样的字母表;最后,闪语字母还有了元音符号,这些符号,我们不太熟悉,但后来,罗马人改进了他们自己的版本,直到今天,罗马字母有aoeiu五个字母,就成了基本元音的字母;

而阿拉伯语、犹太语中,元音则通过辅助符号标注在辅音字母周边,像一些点和竖之类的,都是由此而来。你看这些规则,是不是很眼熟,这样的文字,历史源头很早,它的生存是和农业的传播伴生的。

而美洲,则因为农业传播的困难,人口一旦迁徙,就会因为气候环境的不同,无论是农业,还是文明,都要面对从零开始的局面。所以在文字的大规模应用上,也落了下风,玛雅的文字就没能影响印加文明,也没能影响到北美更北的地区。

说完政权和文字的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农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文明的第三个方面,欧亚大陆在流行病免疫方面的优势。前面我们说到欧洲人征服新大陆时,有一个致命的武器是病菌。疾病消灭的人口远超单纯的武力征服。其实,这些疾病多半源自农业的发展。

在欧亚大陆,由于成熟的农牧业发展,人类与动物的亲密度大大增强,很多牲畜的疾病,通过寄生虫、吸血动物、饮食或者直接接触,有机会感染到人,变异成为针对人的疾病。这里头最有名的就有来自老鼠的鼠疫,来自牛身上的天花、肺结核,还有来自猪身上的寄生虫病,家禽身上的流感。

因为定居农业的关系,人类流动性减弱,人口密度增大,他们的生活用品,排泄废物都会堆积,感染人类的病菌,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开始在人群中传染开来。

像古罗马时期爆发的天花,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都是如此,但是,经过长时间反复的流行,欧亚大陆的人类,也慢慢产生了抗体,具备了抵抗这些疾病的能力。

但这些病毒一旦抵达农业不够发达的新大陆,就有机会在毫无抵抗力的人群中大肆传播,在短时间内消灭人群,像天花在1526年到达印加帝国,杀死了这里的大部分人口,甚至连印加的皇帝卡帕克都未能幸免。

而1837年,一艘来自圣路易斯安娜的轮船,逆流而上,进入密苏里河,船只带来的天花病毒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让一个印第安部落从2000人减少到不足40人。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文明的第四个方面,技术创新的能力。在戴蒙德看来,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其实是人类为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解决人口的膨胀、生存的纷争、文明中才会出现不断迭代的技术创新。所以“需要是创新之母”。

比方说,美洲不种小麦,风车和水车驱动的磨坊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出现了。在这里,戴蒙德带我们讨论了一个欧亚大陆自己的例子:古代中国航海技术的衰落。

中国直到15世纪初的明代,还拥有派出庞大舰队横跨海洋、访问其它大陆的能力。而郑和的宝船队,相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不仅不逊色,可能还要更胜一筹。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而不是由郑和的后继者来完成这些壮举呢?

原来,明王朝统一东亚汉语区之后,不再像元朝那样,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的沟通意愿。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也只是他自己炫耀国威,震慑邻邦的一个手段,和他自己的个人志趣关系更大。

而当时的明王朝,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人口锐减,处于自给自足的半孤立状态,出海对恢复百姓生计有什么用呢?在保守的官僚看来,可以从以农为本的道德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我们没有出海的需求。结果,古代中国也就主动退出了大航海时代。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16世纪中期,欧洲的火枪传入日本,正值日本战国时代,到了1600年,改进过的火枪已经普遍应用在日本的战场上,但是随着德川幕府一统日本,失去了战争推动,日本对火器的兴趣也大大降低,最终在轻型火器的技术上,再次被欧洲超越。


戴蒙德特别强调,需求驱动创新的模式,放在各个大陆、各个种族上面都说的通。

这样,建立在农业上边的四大文明特征,我们就介绍完了。国家和文字的出现,技术的进步,是为了协调农业带来的人口膨胀和迁徙问题,对流行疾病的免疫,则是农业给欧亚大陆的一份意外之喜。

说到这里,我们来复盘一下人类的历史,如果让太平洋上的南岛居民,和欧洲白人易地而处,或者让美洲印第安人,和新月沃地的早期人类换个地方,根据戴蒙德的观点,不变的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如果不出特别的意外,农业依然会在这里诞生,农业优势带出的文明四大特征,依然会出现在欧亚大陆之上,也许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个褐色皮肤的柏拉图,但是你可能再也遇不到一个白皮肤的爱因斯坦了。

人类的文明发展,在戴蒙德看来,不完全由人类自己主宰,更不是某些优越的种族带动出来的,历史来自人类与环境的深层次互动,这个互动给人类带来的结果,就是踏上农业之路,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好,《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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