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重新解读鸦片战争

大家好！我是李沛聪。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鸦片战争再研究。它是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的成名作。

鸦片战争，大家都很熟悉，中学课本上都有提到。但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来龙去脉如何？反而没几个人说的出来。《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首次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全景式描绘。

为了做到这一点，茅海建穷十年之功，阅读了大量清朝和英国的各种档案文书，以“人物”和“时间”为线索，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再研究”。

我们常说，魔鬼在细节之中，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者，进入历史的现场，来感受鸦片战争带来的震撼。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1、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态度是怎样的？

2、坐镇主场的中国军队为何不敌劳师远征的英国军队？

3、战争爆发后中国老百姓又有着怎样的反应？

根据本书的叙述内容，我们来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解答。

第一个问题，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清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简化版的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却成了十足的摆设，其实他的态度才是决定当时历史走向的指挥棒。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道光的大致情况。

道光皇帝，是嘉庆皇帝的二儿子。1821年嘉庆去世后，道光即位，这一年他三十九岁。尽管清王朝经历了 “康乾盛世”，但乾隆晚年好大喜功，继任的嘉庆又庸碌无为，原本强盛的清王朝日暮西山，官员腐败、财政亏空等顽疾，严重侵蚀着这个封建王朝的肌体。道光皇帝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接过了最高权力。不幸的是，与他父亲一样，道光也是一个守成的君主。

总的说来，他资质平庸，才华不如祖父乾隆，精明不如雍正，而胆略更不如康熙，当政期间政绩平平。

道光继位后，首要面对的，还是各地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他始终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尽善尽美，而朝廷存在诸多腐败问题，都是因为官员们的道德败坏和玩忽职守。因此，道光在用人方面，往往强调官员们的“德”，特别是在危难关头，他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认为这批人世受皇恩，天生带有“天良”和“忠诚”。

他在鸦片战争中先后启用的奕山、耆英等人，都有显赫的家世。但恰恰就是这些人，充分利用当时信息传递缓慢的“优势”，谎报军情和战况，甚至私下与英军暗通款曲，把深居宫中的道光皇帝蒙蔽得无以复加。

贪腐之外，财政的苦难，更是让道光束手无策。他登基后不久，就遇到了张格尔之乱，清政府耗费了一千多万两白银，动用了四万军队，历时七年才将其平定。旷日持久的战争，严重消耗着清政府的财力。针对国库严重亏空的事实，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广辟财源，他所能想到的办法，那就是厉行节约，力求在减少开支中找出路。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推崇节俭的皇帝，但真正一生节俭的，可能就只有道光。他龙袍破了，打上补丁继续使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一习惯，使得满朝文武大臣纷纷以穿着破旧官服为“时尚”。道光这种怕花钱的心理，成为鸦片战争中，他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的重要因素。

因此，守成，怕花钱这两个特点，充分体现了道光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他缺乏决断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决策。

道光当政期间，正值英国对华大量走私鸦片。一时之间，烟毒横行四海，白银大量外流，甚至一度传来皇族吸食鸦片的消息。这一切，都促使道光下定决心禁烟。1838年底，他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

林则徐在京期间，道光皇帝一共召见了他八次，两人密谈的时间超过了四个小时。有意思的是，道光皇帝对禁烟的决心很大，但对于这项重大涉外行动却无通盘考虑。例如，英国对此会产生什么反应？是否会引发武装冲突？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没有对林则徐提及。

因为他坚信，以天朝的强大力量，任何蛮夷来犯都将遭到严厉打击。尽管如此，道光仍然给林则徐做出了具体指示，那就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意思是，既要禁绝鸦片贸易，又要避免导致与英国的战争。原因很简单，他怕花钱。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国库存银仅剩下1000余万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道光一朝，黄河和运河经常出问题，直接威胁漕运，平时的维护费用，每年就有700万两左右，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治水一项的支出，就要近千万两白银。而从嘉庆年间开始，田税和盐课两大税种，出现了大量的拖欠，每年都有七八百万两无法入账。

刚才提到，道光年间平定西北叛军的战争，两年的花费就在1300余万两，而这笔军费还是开了大捐，从社会上收起来才填平的，更不要提大小各处的赈灾等等花费，财政的紧张可想而知。道光帝此时已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他虽然相信清政府能打胜下一次战争，但并不希望，因禁烟而引发新的战乱和动荡。

林则徐南下后，果真没有令道光失望，他厉行禁烟，并在虎门将其集中销毁。不过这次禁烟，最终成了英国出兵中国的借口。1840年6月下旬，英国军舰抵达广州，封锁珠江口，然后北上进攻舟山，战争正式爆发。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对待英军的态度，时常游移于“剿”与“抚”，也就是“战”与“和”之间。当然，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不仅来自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还有地方官员的误导或欺骗。

当英军相继攻占舟山、定海等地的消息传来，道光的第一反应就是“战”。为此，他调兵遣将，打算对这群敢于冒犯天威的“蛮夷”进行迎头痛击。正当此时，1840年8月，他收到了英国首相巴麦尊写给中国宰相的一封信，但是此时的中国，并没有类似英国首相这样的角色，这封信也并非由英国方面直接递送北京，而是由天津地方官翻译后代为转呈。这是这封信的到来，使道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由“战”转向“和”。

这是道光皇帝态度的第一次变化。

今天看来，道光之所以转变态度，完全因为这份文书出现严重的翻译错误。也就是说，道光读到的中文文本，与其英文版有着极大的差异。这封信原文的大致内容是，英方认为林则徐的禁烟导致英国损失巨大，要求清政府惩办并赔偿，同时割让岛屿和增开通商口岸等。因为这是国家之间的正式文书，英国方面在字句和修辞方面更是字斟句酌，以示不卑不亢。

然而，道光读到的中文版则完全改变了模样，原本属于英国官方向中国平等交涉的外交文件，变成了林则徐侵犯他们的利益，故而前来请求道光予以“昭雪伸冤”的请命书。因此，在道光看来，虎门销烟使英国人受了委屈，因此前来“告御状”，以求伸冤；

而他们在信中提出的割让岛屿等条件，在道光看来，完全就是这些“蛮夷”在向天朝“乞求恩典”。读了该信后，道光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定与这些“蛮夷”谈“和”。正是这封照会，成为鸦片战争中道光被地方官员蒙蔽的开端。

接着，道光向英军下达谕旨，表示对他们的“冤屈”深表同情，并以“措置失当”的罪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同时派出钦差大臣琦善前往广东与英军交涉办理。原本禁烟有功的林则徐倒霉了。对于道光来说，只要能赶紧平息事态，减少开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呢？

但是，琦善抵达广州之后，发现英方的开价，与清政府方面的底价差别巨大，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可言。在英国提出的这些条件中，除了赔偿鸦片损失外，还要求中国割让岛屿以及双方官员平等交往。这些条件，特别是双方平等交往，对于自视为“天下之主”的道光所不可能答应的。1840年12月底，道光收到英军的全部条件后，认为这些英国人贪得无厌，其态度再次由“和”转为“战”。

这是他态度的第二次变化。

紧接着，他以办事不力为由将琦善撤职查办。1841年1月30日，道光册封皇族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七省调集大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展开决战。因此，从1841年1月至8月，为鸦片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个阶段，双方军队主要在广东交战。

奕山等人抵达广州后，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原有的豪气很快消失殆尽。特别是手下以木船为主的水师，根本无法与英国军舰相对抗。但是，深居宫中的道光则完全不管这些，催命般地接连下旨，命令奕山主动出击，全歼这群“丑类”。

无奈之下，奕山只得硬着头皮组织军队进攻。英军此时尚未登陆广州，清军的目标主要是停泊在珠江的英国军舰。由于缺乏水军，奕山仅策划了一次毫无效果的火攻，以应付道光的催促。然而，道光后来收到的，却是一次成功烧毁英军军舰的捷报。为此，他十分高兴，还赏赐了奕山等人一大堆御用物件。

令人诧异的是，奕山不仅谎报军情，他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那就是瞒着道光与英军接触，并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双方议定，英军停止进攻广州城，以及在广东的其他军事行动，而奕山则保证劝说道光同意广东恢复通商。

紧接着，他们在给道光的报告中，除继续编造军事上大获全胜的谎言外，还指出英国此次志在通商，只要允许通商，则诸事可定。奕山这个报告隐瞒了停战仅限广东范围的事实，使道光误以为只要允许广东通商，天下即可太平。因此，在接到该报告后，道光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又从“战”转“和”了。

这是道光态度的第三次变化。

他很快批准了奕山的建议，决定恢复自战争爆发后广东一度被中断的通商。为了节省军费，这位生性节俭的皇帝赶紧下令，撤回派往广东的各省军队。毕竟，这么多军队挤在广东，一天得花多少钱！在广州通商恢复之后，英军撤出广东。当然，这对于奕山来说，天下太平了。

英军之所以愿意在广东停战，主要是担心战火烧到广州，会吓跑当地的中国富商，给英国在这里的商业贸易造成损失。他们在给奕山的信件中也明白地表示，停战仅限广东一省，而其他省份仍然处于“交战不息”的状态，直到两国正式合约的签订。

可见，奕山完全知道英军即将北上进攻福建、浙江等地，但如此重要的情报，他却丝毫不向朝廷透露。而且，为了撇清自己知情不报的责任，他们谎称英军离开广州后不知去向。奕山身为皇族，为了一己私利，完全置朝廷安危于不顾，可悲亦可叹。

接下来的情节就很简单了。从1841年8月英军北上开始，两月内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这些地区的战报纷纷传来，道光大怒，第四次转变态度，再次从“和”转向“战”，决定从各地调兵，并于1842年春在浙江东部组织了一次反攻，但很快再次失败。

在这种接连失败的情况下，朝廷很快出现议和之声。面对这种屡战屡败的局面，道光被迫同意议和。这已经是他在战争中态度的第五次变化了。但为了找回失去的面子，他仍然要求必须在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才能与英军和谈，即所谓“先剿后抚”。可见，这位深居宫中的皇帝，对双方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极度隔膜。

为了与英军议和，1842年4月15日，道光再次派出钦差大臣耆英，前往浙江展开谈判。此时英军已转战江苏，相继攻占吴淞和镇江。这一系列的失败，彻底宣告道光“先剿后抚”的策略落空。南下谈判的耆英等人，更是不顾道光的策略，迫不及待地与英军私下接触。

与之前的奕山一样，耆英等人在与英军的谈判中，仍然采取欺骗的手法，来完成道光交给的任务。由于临行前，道光并未赋予他代表朝廷缔结条约的权力，为了尽快和谈，耆英这些人更为大胆，竟然采取两面欺骗的手法：

一方面欺骗英军，他们伪造了有权与英军谈判，并缔结条约的圣旨；

另一方面则欺骗道光。为了促使道光尽快批准和谈，耆英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特地附加了一张英军在江苏的告示。从其中内容判断，该告示完全属于伪造。在告示中，英军除了宣称意在通商外，还计划到北京面见道光本人。后者显然刺激了道光敏感的神经，在他看来，与这些“蛮夷”直接对话，无疑有损天朝的颜面，是赔偿多少银子，损失多少领土都无法挽回的。

于是，他赶紧指示耆英等人，尽快与英国方面达成协议，以免这些“蛮夷”前来北京。然而耆英等人比道光更为急切，就在道光批准议和条款的前两天，也就是1842年8月29日，耆英就已经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了。这种不待中央批准，就擅自签订合约的现象，就是在整个近代外交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那就是，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天朝上国”的狂妄自大，在鸦片战争中，始终把英国视为乞求天恩的“蛮夷”。因为财政吃紧的压力，道光皇帝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而且越快越好，于是他在和与战之间游移不定。

他亲近的那些大臣，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满洲大员，派他们处理“夷务”，自然十分信任，而且这些大臣地位尊贵，又怎么可能去袒护英夷，这些人固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总帐还是与道光皇帝一致的。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像私下与英军达成的妥协，并非接受了英军的贿赂，然后“卖国”，他们也不过是揣摩圣意，误导甚至欺骗皇帝做出决定，但他们又何尝不是道光皇帝的一个个分身呢。最终这位皇帝，就这么明明白白，但又稀里糊涂地，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盖上了大印。

下面，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坐镇主场的中国军队，为何不敌劳师远征的英军？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可谓所向披靡，清军的防务形同虚设，连遭败绩。然而从双方所处形势来看，英军远涉重洋而来，无疑是劳师远征，对这场战争，起初他们并无必胜的把握；反观清军，坐镇主场，算是以逸待劳，几乎拥有天然的优势，但是，清军为何仍然不敌英军呢？

按照一般的看法，清军的失败，是输在士兵贪生怕死、将官临阵脱逃上面，毕竟东南沿海一带，从康熙平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就没再爆发过大的战争，算到鸦片战争爆发，也有一百五十多年，很多人早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了，临阵畏缩，理所当然。但《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给出了更深入的解释。

作者认为，在一场战役中，士兵的精神意志固然会影响胜败，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如果之前，道光皇帝的游移不定，还只是政治层面的失利。那么接下来，作者从交战的细节入手，结结实实地告诉我们，清王朝输得一点都不冤枉，因为清军在情报搜集、武器装备、军力调拨三个方面，完败给了英国入侵者。

首先，我们从情报搜集的角度，来谈谈清军的失败。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差距很大。英国从很早开始，就注意搜集中国的情报，早在乾隆朝，马戛尔尼带领使团访华，来去的一路上，使团都在调查人文地理、绘制山川形势，无论能否和平通商，他们掌握的信息已足够撬开中国的大门。

相比之下，清政府对英国的了解就极为粗浅。就拿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为例，他对于英国极为隔膜，英国到底在哪里、又有多少人口，他一无所知。直到1842年5月，鸦片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对英国这个对手了解太少。

这时，他还在给地方官员写信，询问英国与中国的距离、是否有旱路可通等等情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紫禁城中。早在康熙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就绘制了精美世界地图，而这些地图，此时却在库房里睡大觉，被人遗忘。

皇帝尚且如此，高层官僚也就自不待言了。清军将领对英军认识粗浅，存在误区，时常造成指挥误判。

早在1839年，清军就领教了英军炮火的厉害。但他们由此得出一个错误观点，觉得英国军队无非是炮火厉害，但不善陆战。甚至有传言说，英军士兵“腰硬腿直”，在陆地上行走特别容易摔跟头。基于这种认识，沿海各地在建立防御工事时，只是加强炮台建设，应对英国海军的正面轰击。而忽视了英军登陆后，迂回包抄的可能。

以厦门为例，1841年3月，驻扎在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耗费一百多万两白银，在厦门出海口建了一条防御工事，它长1.6公里，高3.3米，厚度达到2.6米，全部使用花岗岩。工事上边安置了一百门大炮，每隔百米，就是一门，严阵以待。

除了这个主阵地外，旁边岛屿上也兴建了炮台，共计279座，形成火力交叉网。这个防御体系，共有驻军5600余人，厦门无疑成了当时中国最强的海防要塞。为此，颜伯焘颇为自信，在一份奏折中称，若英军胆敢前来进犯，保证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而后来，英军攻击厦门的兵力配备，也不过是战舰10艘，载炮约310门，兵力约2500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炮战，清军首先失去了周边岛屿的炮台，不过面对坚固的石墙，英军并未选择正面进攻，而是避开阵地，从旁登陆，绕过石墙顺利攻占厦门全城。对此，作者评论道：“这一仗真正输到了家”。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海军攻其正面，陆军侧翼包抄这一战术几乎屡试不爽。但面对失败，地方官员，甚至道光皇帝，始终认为英军并不擅长陆战，而英军的登陆部队，主要是从福建、广东等地招募来的汉奸。愚昧之至，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没做足敌人的功课，也就罢了，但是从武器装备来说，他们的自我测评也没能及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军队武器装备的差异。

鸦片战争时的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钢铁冶炼、火药配制、船舶制造技术都大为提高，英军也因此步入了热兵器主导的时期，而此时的清军，还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状态，尽管也装备了大炮和火枪，但从技术上整整落后英军两百余年。

先说火炮。早在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就帮助清廷制造了很多火炮。在整个18世纪，西方火炮样式并无重大变化，因此鸦片战争时，清军的火炮与英军相比，在样式上并无大的差别。两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清政府的火炮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铸造材质差。清朝的冶炼技术十分落后，炉温较低导致铁水无法提纯，导致杂质较多，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气泡较多，燃放时极易炸膛。

第二是铸造工艺落后。英国当时在铸造工艺上已经采用铁模，并对炮管内部进行加工，使火炮内壁更为光洁，大大提高了弹道的稳定性。清朝则仍然使用泥制的模具，又未对炮管内部进行加工，导致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严重影响射击精度。

第三是配套不完善。清军火炮大都没有炮架，基本都是固定的，炮口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转动，极大限制了射击范围。清军的大多数火炮并无瞄准器，士兵使用时大多依靠经验。

第四是缺乏日常维护。清军的火炮无定期维修和更换，大都在露天日晒雨淋，炮身锈迹斑斑。鸦片战争前夕，清军的火炮大多还是康熙时期的旧货，更夸张的是，不少还是前明遗物。由于平时极少使用，这些大炮究竟能否正常燃放，更是无人知晓。

因此，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为质量的差距，战争中清军的炮兵阵地只能被动挨打，射程和射速都不如对手，不仅未能击沉一艘英军战舰，自己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谈完了火炮，我们再来说说枪。与大炮类似，清军的轻武器，也无法与英军相提并论。

清军使用的是十六世纪传入中国的葡萄牙火枪，射程大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1至2发；英军使用的是当时先进的伯克式前装滑膛枪，射程为200米，射速为每分钟2至3发。而另外一种布伦士威克式枪，射程达到300米，而射速更是每分钟3至4发。

除开枪支本身的性能、精度不谈，单是射程与射速，清军就远远不及英军。在枪械的日常维护方面，清军的枪支同样缺乏定期报废制度，一支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甚至还有使用160余年尚未更换的枪支。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海军的战舰。这是双方差距最大之处。

清朝的海军，当时称为“水师”，主要有福建和广东两支水师。但需要指出的是，清军水师的主要任务并非远洋作战，而是负责近海巡逻、缉拿盗匪。也就是说，“天朝”的水师，若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算不上是正式的海军，仅相当于海岸警卫队。

从数量上看，清军水师舰船也有数百艘之多，但船体较小，安装的火炮自然有限。清军安装火炮最多的战船，在火炮数量方面，也只能勉强和英军最轻量级的军舰打个平手。除此之外，还是年久失修的老问题，舰艇出航率很低，以福建水师为例，在战争爆发前，该舰队能参战的仅占总数的48.8%。

英国海军规模当时位居世界之最，一共拥有各类战舰400余艘，造船工艺也较为成熟，均以坚实木料制作，能抵御较大的风浪，船体下部以金属材料包裹，舰体较大，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均有，装备较多的火炮，并开始装备蒸汽动力。总之，英军军舰航速快、机动性强、吃水浅等优势，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无忌。

中英海军的这一巨大差距，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敢出海寻找英军决战，只能专注于陆地防守，进而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上边提到的火炮、火枪还有海军舰艇，这些武器上的差距，最终反映在双方交战的伤亡比例上。在厦门战役中，清军阵亡人数为300余人，而英军却只有16人受伤，战死者仅为1人。即便是在英军阵亡人数最多的镇江战役，也仅为39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清军的军力调拨，或者说军事组织能力。

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拥有八旗兵约20余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到80万。从数量上看，清政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相比之下，英国的兵力要小得多，当时正规军仅14万，加上负责内部防卫的6万名国民军，总兵力仅20万。

从总兵力比较来看，英军与清军的比例为1:4。但英军不可能全数派向中国，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来华的兵力为2万人，与清军相比为1:40。若仅从数字来看，英军是以寡敌众，清军优势明显。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总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在每次战斗中非但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有时反而处于劣势。这就要从清军的编制说起。清朝此时的军队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八旗兵战斗力最强，共20万人，主要驻扎在北京附近和全国各主要城市要塞；绿营则主要驻扎在各行省。

由于此时清政府没有警察制度，这些军队以内部防卫为主，维持社会治安、保证政治秩序就是清军最主要的日常任务。简单说来，它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扮演了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反而最浓。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基层社会，尽可能地分散兵力驻扎，就成为清政府的必然选择。

还是以厦门岛为例，清政府在厦门岛和鼓浪屿驻扎517名兵丁，但却分散在40余处地方。就算这500多人，全数用于作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集结的。当他们遭遇到机动灵活的英军，人数上根本无任何优势可言。

算完厦门一个地方的小帐，我们再来算一笔大帐。鸦片战争期间，实际处于交战省份的主要是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省，实际交战的地点分别是广东的虎门、广州，福建的厦门，浙江东部的定海、镇海、宁波，还有江苏沿江的吴淞、镇江等港口城市。

就算四省清军兵力共有22万人，具体交战区也有3万士兵。但考虑到刚才提到的情况，清军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在1841年8月的厦门防御战中，集结的人数也只有5680人，相比之下，英军数量反而占上风。

有人或许要说，既然兵力不足，那清政府还可以从外地向战区调兵增援，这样就能在数量上超过英军。然而，由于受交通条件的制约，这种兵力调遣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1841年10月，道光皇帝听闻英军攻占宁波，决定在10月底从四川调兵两千前往浙江，这些士兵通过水陆运输的方式，到1842年2月才风尘仆仆、抵达宁波，但此时英军攻占宁波并在该地休整近半年。双方的地位发生戏剧性的扭转，英军成为以逸待劳的一方，坐镇主场的清军反而劳师远征，最终一败涂地。

另外，因为英军并非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以袭扰的方式，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因此，他们并不深入内陆，而是发挥军舰的机动灵活优势，在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当他们占领一个沿海城市后，并不长期驻守，而是放弃后转攻其他地方。

这样一来，每当援军风餐露宿，一路辛苦抵达战区，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又扑了个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英军手里。可见，在本土作战的清军，不仅谈不上以逸待劳，有时反而是疲于奔命。

好了，我们通过情报搜集、武器装备、军力调配三个方面的分析，就可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坐镇主场的中国军队，为何不敌劳师远征的英军。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处于传统时代的清军，遭遇了拥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英军，在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上都远远落后，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被入侵者反客为主，最终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

如果换个说法，那就是拥有近代化军事能力的英军，“穿越”到了以冷兵器为主的清王朝，战争尚未开始，其结果就已不言自明了。

但有一点非常莫名其妙，清政府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反思军事技术的落后，而是把失败的责任归结为“汉奸”问题。他们大都认为每次战役的失败，主要在于汉奸助敌的缘故，故而不断发出惩处“汉奸”的命令。

那么，这些官员笔下的“汉奸”，究竟是什么人呢？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就是交战地的普通百姓。那么，他们如何成为这些官员谴责的对象的？他们在此次战争中有着怎样的实际表现？

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三方面内容，居住在交战地的普通民众对此是怎样的反应？

我们以常理推断，鸦片战争是英军对中国沿海地区发起的侵略战争，也就是说，英军为非正义一方。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英军从进入中国领土那一刻起，中国官方与民间自然会同仇敌忾，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刚才那个想当然的推论，体现了历史认识的“后见之明”。也就是说，人们往往用后来的情境来揣度前人，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因此，作者梳理了大量的史料，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观察当时中国老百姓的反应。

虎门销烟后不久，英国议会即决定对华用兵，双方军队很快在九龙和虎门等地交火，清军战败。但这个消息，在清朝内部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从朝廷到老百姓，大家的反应并不激烈。

1840年7月，英军相继占领舟山、定海、厦门等地，中英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但这个消息，只在地方官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一些任职中央的官员并不知晓。当时，曾国藩正在翰林院中任文职，从他的日记上来看，那段时间，他每天基本上还是练字读书写日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曾国藩此时任职中央，获取信息的渠道远远多于普通百姓，结果他也不过如此，更别说那些未被战争波及的普通老百姓了。

不过，在两军战区，底层民众对待侵略者的态度，更是超出我们预想之外。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英军两万余人来华，他们是如何解决后勤补给问题的？如果全靠从印度运送，不仅路线长，而且风险高。

根据英方档案记载，尽管英军曾出现短暂的供应不足，但总体上并未遇到困难。因为他们的日常补给大都来自中国。那么，是谁给他们提供的呢？是战区的底层民众与商人。据英方文献显示，在英军驻扎作战的地方，一些民众主动向他们出售粮食、禽畜、淡水，乘机大做生意。一些老百姓甚至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等工作。用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的做法无异于卖国求荣。

他们，也就成了当时地方官员，还有清军将领笔下的“汉奸”，在他们呈报给上级的报告中，总是感叹“汉奸太多”、“汉奸助敌不助我”，甚至出现“汉奸村”的说法。“汉奸”问题，由此被清政府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抛开上边那群人，战区的百姓对英军的态度，也谈不上什么敌意。据英国方面记载，英军在行军作战时，当地老百姓不是配合清军攻击他们，而是以看热闹的心态，躲在远处围观。在英军占领区，绝大多数百姓都充当了“顺民”，例如英军占据浙江舟山，达半年之久，基本没有遭到底层民众的反抗。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何还有著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实际上，三元里之所以发生抗英事件，主要原因并不是当地民众“觉悟较高”，自发起来反抗侵略者，而是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英军的侵犯，甚至祖先棺椁被开、财物被掠，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英斗争。因此，抽去侵略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三元里抗英运动，在基本形式上，仍然没有脱离历史上“官逼民反”的套路。他们更多的是保卫自己的家园，与保卫祖国的战争，仍然有着很大区别。

为此，英军也很快做了调整，加强了对士兵的约束。1841年10月，英军攻占定海、镇海、宁波后，不再纵容士兵抢掠，而是到处发布“安民告示”，维持秩序，宣布对趁火打劫者予以严厉处置，在余姚等地，英军甚至还打开官方粮仓，赈济灾民，以致出现了中英双方“彼此相安”的局面。

相比之下，此时期清军军纪败坏。各省前来东南沿海的援军，更是到处敲诈勒索，在绍兴，由于清军的抢掠，导致当地罢市抗议；在上虞，过境官兵竟然公然抢劫自己的军粮库。后来，各地听闻朝廷的援军过境，就会头疼不已。

这种反差，使战区百姓对英军反而并没有太多恶感。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老百姓对于改朝换代的重大变动基本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这种认识的惯性，最终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大缺陷。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多次列强入侵，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依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汉奸”来苛责他们。自古以来，老百姓心中只有朝廷没有国家，鸦片战争的时代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国家观念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才开始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都是鸦片战争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至此，这本书的大致内容介绍完毕。结合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简单做一下总结。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这个“天朝”是如何开始“崩溃”的？

首先，长期以来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将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离起来，中国逐渐被世界发展潮流所抛弃。在中国内部，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士大夫，都依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作为最高决策者，道光能力平庸，一心只想守成，使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始终在“战”与“和”之间纠结，最终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天朝”就此走向“崩溃”；

其次，鸦片战争中，坐镇主场的清军完败给劳师远征的英军，我们通过情报搜集、武器装备、军力调拨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没落的传统王朝，根本无法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抗。“船坚炮利”，是当时中国士大夫对英国军事实力的论断。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承认西方军事，也就是“器物”的优越性，他们原有“天朝上国”自信心崩塌之始；

最后，鸦片战争期间，交战区民众的反应，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观念，“只有朝廷没有国家”。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接踵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西方的思想和观念，这样一个连锁反应，进一步消解了这个想象出来的“天朝”。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缓慢的发展。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认识到英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但仍然不愿正视它对于中国的意义，而是继续沉醉于这种“天朝”的迷梦之中。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次年，美国使者顾盛前来中国，他给道光皇帝带来的礼物中，就包括航海地图、地球仪、蒸汽战舰模型、望远镜、气压计等，这些礼物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当时的发展水平，也正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是，清政府不是认真研究学习，反而将其斥之为“奇技淫巧”，丢在一边不去理睬。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机会，而接下来的，则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宿命轮回。

好了，《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感谢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