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重新解读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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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李沛聪。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鸦片战争再研究。它是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的成名作。

鸦片战争,大家都很熟悉,中学课本上都有提到。但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来龙去脉如何?反而没几个人说的出来。《天朝的崩溃》这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首次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全景式描绘。

为了做到这一点,茅海建穷十年之功,阅读了大量清朝和英国的各种档案文书,以“人物”和“时间”为线索,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再研究”。

我们常说,魔鬼在细节之中,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者,进入历史的现场,来感受鸦片战争带来的震撼。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1、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态度是怎样的?

2、坐镇主场的中国军队为何不敌劳师远征的英国军队?

3、战争爆发后中国老百姓又有着怎样的反应?

根据本书的叙述内容,我们来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解答。

第一个问题,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清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简化版的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却成了十足的摆设,其实他的态度才是决定当时历史走向的指挥棒。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道光的大致情况。

道光皇帝,是嘉庆皇帝的二儿子。1821年嘉庆去世后,道光即位,这一年他三十九岁。尽管清王朝经历了 “康乾盛世”,但乾隆晚年好大喜功,继任的嘉庆又庸碌无为,原本强盛的清王朝日暮西山,官员腐败、财政亏空等顽疾,严重侵蚀着这个封建王朝的肌体。道光皇帝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接过了最高权力。不幸的是,与他父亲一样,道光也是一个守成的君主。

总的说来,他资质平庸,才华不如祖父乾隆,精明不如雍正,而胆略更不如康熙,当政期间政绩平平。

道光继位后,首要面对的,还是各地官员贪污腐败现象,他始终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尽善尽美,而朝廷存在诸多腐败问题,都是因为官员们的道德败坏和玩忽职守。因此,道光在用人方面,往往强调官员们的“德”,特别是在危难关头,他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认为这批人世受皇恩,天生带有“天良”和“忠诚”。

他在鸦片战争中先后启用的奕山、耆英等人,都有显赫的家世。但恰恰就是这些人,充分利用当时信息传递缓慢的“优势”,谎报军情和战况,甚至私下与英军暗通款曲,把深居宫中的道光皇帝蒙蔽得无以复加。

贪腐之外,财政的苦难,更是让道光束手无策。他登基后不久,就遇到了张格尔之乱,清政府耗费了一千多万两白银,动用了四万军队,历时七年才将其平定。旷日持久的战争,严重消耗着清政府的财力。针对国库严重亏空的事实,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广辟财源,他所能想到的办法,那就是厉行节约,力求在减少开支中找出路。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推崇节俭的皇帝,但真正一生节俭的,可能就只有道光。他龙袍破了,打上补丁继续使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一习惯,使得满朝文武大臣纷纷以穿着破旧官服为“时尚”。道光这种怕花钱的心理,成为鸦片战争中,他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的重要因素。

因此,守成,怕花钱这两个特点,充分体现了道光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他缺乏决断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决策。

道光当政期间,正值英国对华大量走私鸦片。一时之间,烟毒横行四海,白银大量外流,甚至一度传来皇族吸食鸦片的消息。这一切,都促使道光下定决心禁烟。1838年底,他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

林则徐在京期间,道光皇帝一共召见了他八次,两人密谈的时间超过了四个小时。有意思的是,道光皇帝对禁烟的决心很大,但对于这项重大涉外行动却无通盘考虑。例如,英国对此会产生什么反应?是否会引发武装冲突?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没有对林则徐提及。

因为他坚信,以天朝的强大力量,任何蛮夷来犯都将遭到严厉打击。尽管如此,道光仍然给林则徐做出了具体指示,那就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意思是,既要禁绝鸦片贸易,又要避免导致与英国的战争。原因很简单,他怕花钱。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国库存银仅剩下1000余万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道光一朝,黄河和运河经常出问题,直接威胁漕运,平时的维护费用,每年就有700万两左右,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治水一项的支出,就要近千万两白银。而从嘉庆年间开始,田税和盐课两大税种,出现了大量的拖欠,每年都有七八百万两无法入账。


刚才提到,道光年间平定西北叛军的战争,两年的花费就在1300余万两,而这笔军费还是开了大捐,从社会上收起来才填平的,更不要提大小各处的赈灾等等花费,财政的紧张可想而知。道光帝此时已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他虽然相信清政府能打胜下一次战争,但并不希望,因禁烟而引发新的战乱和动荡。

林则徐南下后,果真没有令道光失望,他厉行禁烟,并在虎门将其集中销毁。不过这次禁烟,最终成了英国出兵中国的借口。1840年6月下旬,英国军舰抵达广州,封锁珠江口,然后北上进攻舟山,战争正式爆发。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对待英军的态度,时常游移于“剿”与“抚”,也就是“战”与“和”之间。当然,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不仅来自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还有地方官员的误导或欺骗。

当英军相继攻占舟山、定海等地的消息传来,道光的第一反应就是“战”。为此,他调兵遣将,打算对这群敢于冒犯天威的“蛮夷”进行迎头痛击。正当此时,1840年8月,他收到了英国首相巴麦尊写给中国宰相的一封信,但是此时的中国,并没有类似英国首相这样的角色,这封信也并非由英国方面直接递送北京,而是由天津地方官翻译后代为转呈。这是这封信的到来,使道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由“战”转向“和”。

这是道光皇帝态度的第一次变化。

今天看来,道光之所以转变态度,完全因为这份文书出现严重的翻译错误。也就是说,道光读到的中文文本,与其英文版有着极大的差异。这封信原文的大致内容是,英方认为林则徐的禁烟导致英国损失巨大,要求清政府惩办并赔偿,同时割让岛屿和增开通商口岸等。因为这是国家之间的正式文书,英国方面在字句和修辞方面更是字斟句酌,以示不卑不亢。

然而,道光读到的中文版则完全改变了模样,原本属于英国官方向中国平等交涉的外交文件,变成了林则徐侵犯他们的利益,故而前来请求道光予以“昭雪伸冤”的请命书。因此,在道光看来,虎门销烟使英国人受了委屈,因此前来“告御状”,以求伸冤;

而他们在信中提出的割让岛屿等条件,在道光看来,完全就是这些“蛮夷”在向天朝“乞求恩典”。读了该信后,道光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定与这些“蛮夷”谈“和”。正是这封照会,成为鸦片战争中道光被地方官员蒙蔽的开端。

接着,道光向英军下达谕旨,表示对他们的“冤屈”深表同情,并以“措置失当”的罪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同时派出钦差大臣琦善前往广东与英军交涉办理。原本禁烟有功的林则徐倒霉了。对于道光来说,只要能赶紧平息事态,减少开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呢?

但是,琦善抵达广州之后,发现英方的开价,与清政府方面的底价差别巨大,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可言。在英国提出的这些条件中,除了赔偿鸦片损失外,还要求中国割让岛屿以及双方官员平等交往。这些条件,特别是双方平等交往,对于自视为“天下之主”的道光所不可能答应的。1840年12月底,道光收到英军的全部条件后,认为这些英国人贪得无厌,其态度再次由“和”转为“战”。

这是他态度的第二次变化。

紧接着,他以办事不力为由将琦善撤职查办。1841年1月30日,道光册封皇族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七省调集大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展开决战。因此,从1841年1月至8月,为鸦片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个阶段,双方军队主要在广东交战。

奕山等人抵达广州后,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原有的豪气很快消失殆尽。特别是手下以木船为主的水师,根本无法与英国军舰相对抗。但是,深居宫中的道光则完全不管这些,催命般地接连下旨,命令奕山主动出击,全歼这群“丑类”。

无奈之下,奕山只得硬着头皮组织军队进攻。英军此时尚未登陆广州,清军的目标主要是停泊在珠江的英国军舰。由于缺乏水军,奕山仅策划了一次毫无效果的火攻,以应付道光的催促。然而,道光后来收到的,却是一次成功烧毁英军军舰的捷报。为此,他十分高兴,还赏赐了奕山等人一大堆御用物件。

令人诧异的是,奕山不仅谎报军情,他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那就是瞒着道光与英军接触,并秘密达成停火协议。双方议定,英军停止进攻广州城,以及在广东的其他军事行动,而奕山则保证劝说道光同意广东恢复通商。

紧接着,他们在给道光的报告中,除继续编造军事上大获全胜的谎言外,还指出英国此次志在通商,只要允许通商,则诸事可定。奕山这个报告隐瞒了停战仅限广东范围的事实,使道光误以为只要允许广东通商,天下即可太平。因此,在接到该报告后,道光的态度再次发生变化,又从“战”转“和”了。

这是道光态度的第三次变化。

他很快批准了奕山的建议,决定恢复自战争爆发后广东一度被中断的通商。为了节省军费,这位生性节俭的皇帝赶紧下令,撤回派往广东的各省军队。毕竟,这么多军队挤在广东,一天得花多少钱!在广州通商恢复之后,英军撤出广东。当然,这对于奕山来说,天下太平了。

英军之所以愿意在广东停战,主要是担心战火烧到广州,会吓跑当地的中国富商,给英国在这里的商业贸易造成损失。他们在给奕山的信件中也明白地表示,停战仅限广东一省,而其他省份仍然处于“交战不息”的状态,直到两国正式合约的签订。

可见,奕山完全知道英军即将北上进攻福建、浙江等地,但如此重要的情报,他却丝毫不向朝廷透露。而且,为了撇清自己知情不报的责任,他们谎称英军离开广州后不知去向。奕山身为皇族,为了一己私利,完全置朝廷安危于不顾,可悲亦可叹。

接下来的情节就很简单了。从1841年8月英军北上开始,两月内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这些地区的战报纷纷传来,道光大怒,第四次转变态度,再次从“和”转向“战”,决定从各地调兵,并于1842年春在浙江东部组织了一次反攻,但很快再次失败。

在这种接连失败的情况下,朝廷很快出现议和之声。面对这种屡战屡败的局面,道光被迫同意议和。这已经是他在战争中态度的第五次变化了。但为了找回失去的面子,他仍然要求必须在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才能与英军和谈,即所谓“先剿后抚”。可见,这位深居宫中的皇帝,对双方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极度隔膜。

为了与英军议和,1842年4月15日,道光再次派出钦差大臣耆英,前往浙江展开谈判。此时英军已转战江苏,相继攻占吴淞和镇江。这一系列的失败,彻底宣告道光“先剿后抚”的策略落空。南下谈判的耆英等人,更是不顾道光的策略,迫不及待地与英军私下接触。

与之前的奕山一样,耆英等人在与英军的谈判中,仍然采取欺骗的手法,来完成道光交给的任务。由于临行前,道光并未赋予他代表朝廷缔结条约的权力,为了尽快和谈,耆英这些人更为大胆,竟然采取两面欺骗的手法:

一方面欺骗英军,他们伪造了有权与英军谈判,并缔结条约的圣旨;

另一方面则欺骗道光。为了促使道光尽快批准和谈,耆英在给道光的奏折中,特地附加了一张英军在江苏的告示。从其中内容判断,该告示完全属于伪造。在告示中,英军除了宣称意在通商外,还计划到北京面见道光本人。后者显然刺激了道光敏感的神经,在他看来,与这些“蛮夷”直接对话,无疑有损天朝的颜面,是赔偿多少银子,损失多少领土都无法挽回的。

于是,他赶紧指示耆英等人,尽快与英国方面达成协议,以免这些“蛮夷”前来北京。然而耆英等人比道光更为急切,就在道光批准议和条款的前两天,也就是1842年8月29日,耆英就已经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了。这种不待中央批准,就擅自签订合约的现象,就是在整个近代外交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那就是,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天朝上国”的狂妄自大,在鸦片战争中,始终把英国视为乞求天恩的“蛮夷”。因为财政吃紧的压力,道光皇帝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而且越快越好,于是他在和与战之间游移不定。

他亲近的那些大臣,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满洲大员,派他们处理“夷务”,自然十分信任,而且这些大臣地位尊贵,又怎么可能去袒护英夷,这些人固然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总帐还是与道光皇帝一致的。

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像私下与英军达成的妥协,并非接受了英军的贿赂,然后“卖国”,他们也不过是揣摩圣意,误导甚至欺骗皇帝做出决定,但他们又何尝不是道光皇帝的一个个分身呢。最终这位皇帝,就这么明明白白,但又稀里糊涂地,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盖上了大印。

下面,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坐镇主场的中国军队,为何不敌劳师远征的英军?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可谓所向披靡,清军的防务形同虚设,连遭败绩。然而从双方所处形势来看,英军远涉重洋而来,无疑是劳师远征,对这场战争,起初他们并无必胜的把握;反观清军,坐镇主场,算是以逸待劳,几乎拥有天然的优势,但是,清军为何仍然不敌英军呢?

按照一般的看法,清军的失败,是输在士兵贪生怕死、将官临阵脱逃上面,毕竟东南沿海一带,从康熙平三藩、统一台湾之后,就没再爆发过大的战争,算到鸦片战争爆发,也有一百五十多年,很多人早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了,临阵畏缩,理所当然。但《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给出了更深入的解释。

作者认为,在一场战役中,士兵的精神意志固然会影响胜败,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如果之前,道光皇帝的游移不定,还只是政治层面的失利。那么接下来,作者从交战的细节入手,结结实实地告诉我们,清王朝输得一点都不冤枉,因为清军在情报搜集、武器装备、军力调拨三个方面,完败给了英国入侵者。

首先,我们从情报搜集的角度,来谈谈清军的失败。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差距很大。英国从很早开始,就注意搜集中国的情报,早在乾隆朝,马戛尔尼带领使团访华,来去的一路上,使团都在调查人文地理、绘制山川形势,无论能否和平通商,他们掌握的信息已足够撬开中国的大门。

相比之下,清政府对英国的了解就极为粗浅。就拿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为例,他对于英国极为隔膜,英国到底在哪里、又有多少人口,他一无所知。直到1842年5月,鸦片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对英国这个对手了解太少。

这时,他还在给地方官员写信,询问英国与中国的距离、是否有旱路可通等等情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紫禁城中。早在康熙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就绘制了精美世界地图,而这些地图,此时却在库房里睡大觉,被人遗忘。

皇帝尚且如此,高层官僚也就自不待言了。清军将领对英军认识粗浅,存在误区,时常造成指挥误判。

早在1839年,清军就领教了英军炮火的厉害。但他们由此得出一个错误观点,觉得英国军队无非是炮火厉害,但不善陆战。甚至有传言说,英军士兵“腰硬腿直”,在陆地上行走特别容易摔跟头。基于这种认识,沿海各地在建立防御工事时,只是加强炮台建设,应对英国海军的正面轰击。而忽视了英军登陆后,迂回包抄的可能。

以厦门为例,1841年3月,驻扎在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耗费一百多万两白银,在厦门出海口建了一条防御工事,它长1.6公里,高3.3米,厚度达到2.6米,全部使用花岗岩。工事上边安置了一百门大炮,每隔百米,就是一门,严阵以待。

除了这个主阵地外,旁边岛屿上也兴建了炮台,共计279座,形成火力交叉网。这个防御体系,共有驻军5600余人,厦门无疑成了当时中国最强的海防要塞。为此,颜伯焘颇为自信,在一份奏折中称,若英军胆敢前来进犯,保证让他们“片帆不留,一人不活”。

而后来,英军攻击厦门的兵力配备,也不过是战舰10艘,载炮约310门,兵力约2500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炮战,清军首先失去了周边岛屿的炮台,不过面对坚固的石墙,英军并未选择正面进攻,而是避开阵地,从旁登陆,绕过石墙顺利攻占厦门全城。对此,作者评论道:“这一仗真正输到了家”。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海军攻其正面,陆军侧翼包抄这一战术几乎屡试不爽。但面对失败,地方官员,甚至道光皇帝,始终认为英军并不擅长陆战,而英军的登陆部队,主要是从福建、广东等地招募来的汉奸。愚昧之至,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没做足敌人的功课,也就罢了,但是从武器装备来说,他们的自我测评也没能及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军队武器装备的差异。

鸦片战争时的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钢铁冶炼、火药配制、船舶制造技术都大为提高,英军也因此步入了热兵器主导的时期,而此时的清军,还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状态,尽管也装备了大炮和火枪,但从技术上整整落后英军两百余年。

先说火炮。早在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就帮助清廷制造了很多火炮。在整个18世纪,西方火炮样式并无重大变化,因此鸦片战争时,清军的火炮与英军相比,在样式上并无大的差别。两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清政府的火炮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铸造材质差。清朝的冶炼技术十分落后,炉温较低导致铁水无法提纯,导致杂质较多,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气泡较多,燃放时极易炸膛。

第二是铸造工艺落后。英国当时在铸造工艺上已经采用铁模,并对炮管内部进行加工,使火炮内壁更为光洁,大大提高了弹道的稳定性。清朝则仍然使用泥制的模具,又未对炮管内部进行加工,导致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严重影响射击精度。

第三是配套不完善。清军火炮大都没有炮架,基本都是固定的,炮口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转动,极大限制了射击范围。清军的大多数火炮并无瞄准器,士兵使用时大多依靠经验。

第四是缺乏日常维护。清军的火炮无定期维修和更换,大都在露天日晒雨淋,炮身锈迹斑斑。鸦片战争前夕,清军的火炮大多还是康熙时期的旧货,更夸张的是,不少还是前明遗物。由于平时极少使用,这些大炮究竟能否正常燃放,更是无人知晓。

因此,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为质量的差距,战争中清军的炮兵阵地只能被动挨打,射程和射速都不如对手,不仅未能击沉一艘英军战舰,自己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谈完了火炮,我们再来说说枪。与大炮类似,清军的轻武器,也无法与英军相提并论。

清军使用的是十六世纪传入中国的葡萄牙火枪,射程大约100米,射速为每分钟1至2发;英军使用的是当时先进的伯克式前装滑膛枪,射程为200米,射速为每分钟2至3发。而另外一种布伦士威克式枪,射程达到300米,而射速更是每分钟3至4发。

除开枪支本身的性能、精度不谈,单是射程与射速,清军就远远不及英军。在枪械的日常维护方面,清军的枪支同样缺乏定期报废制度,一支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甚至还有使用160余年尚未更换的枪支。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海军的战舰。这是双方差距最大之处。

清朝的海军,当时称为“水师”,主要有福建和广东两支水师。但需要指出的是,清军水师的主要任务并非远洋作战,而是负责近海巡逻、缉拿盗匪。也就是说,“天朝”的水师,若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算不上是正式的海军,仅相当于海岸警卫队。

从数量上看,清军水师舰船也有数百艘之多,但船体较小,安装的火炮自然有限。清军安装火炮最多的战船,在火炮数量方面,也只能勉强和英军最轻量级的军舰打个平手。除此之外,还是年久失修的老问题,舰艇出航率很低,以福建水师为例,在战争爆发前,该舰队能参战的仅占总数的48.8%。

英国海军规模当时位居世界之最,一共拥有各类战舰400余艘,造船工艺也较为成熟,均以坚实木料制作,能抵御较大的风浪,船体下部以金属材料包裹,舰体较大,排水量从百余吨至千余吨均有,装备较多的火炮,并开始装备蒸汽动力。总之,英军军舰航速快、机动性强、吃水浅等优势,得以在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无忌。

中英海军的这一巨大差距,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敢出海寻找英军决战,只能专注于陆地防守,进而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上边提到的火炮、火枪还有海军舰艇,这些武器上的差距,最终反映在双方交战的伤亡比例上。在厦门战役中,清军阵亡人数为300余人,而英军却只有16人受伤,战死者仅为1人。即便是在英军阵亡人数最多的镇江战役,也仅为39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清军的军力调拨,或者说军事组织能力。

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拥有八旗兵约20余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到80万。从数量上看,清政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相比之下,英国的兵力要小得多,当时正规军仅14万,加上负责内部防卫的6万名国民军,总兵力仅20万。

从总兵力比较来看,英军与清军的比例为1:4。但英军不可能全数派向中国,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来华的兵力为2万人,与清军相比为1:40。若仅从数字来看,英军是以寡敌众,清军优势明显。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总兵力占优势的清军,在每次战斗中非但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有时反而处于劣势。这就要从清军的编制说起。清朝此时的军队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八旗兵战斗力最强,共20万人,主要驻扎在北京附近和全国各主要城市要塞;绿营则主要驻扎在各行省。

由于此时清政府没有警察制度,这些军队以内部防卫为主,维持社会治安、保证政治秩序就是清军最主要的日常任务。简单说来,它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扮演了警察、内卫部队和国防军三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反而最浓。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基层社会,尽可能地分散兵力驻扎,就成为清政府的必然选择。

还是以厦门岛为例,清政府在厦门岛和鼓浪屿驻扎517名兵丁,但却分散在40余处地方。就算这500多人,全数用于作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集结的。当他们遭遇到机动灵活的英军,人数上根本无任何优势可言。

算完厦门一个地方的小帐,我们再来算一笔大帐。鸦片战争期间,实际处于交战省份的主要是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省,实际交战的地点分别是广东的虎门、广州,福建的厦门,浙江东部的定海、镇海、宁波,还有江苏沿江的吴淞、镇江等港口城市。

就算四省清军兵力共有22万人,具体交战区也有3万士兵。但考虑到刚才提到的情况,清军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在1841年8月的厦门防御战中,集结的人数也只有5680人,相比之下,英军数量反而占上风。

有人或许要说,既然兵力不足,那清政府还可以从外地向战区调兵增援,这样就能在数量上超过英军。然而,由于受交通条件的制约,这种兵力调遣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1841年10月,道光皇帝听闻英军攻占宁波,决定在10月底从四川调兵两千前往浙江,这些士兵通过水陆运输的方式,到1842年2月才风尘仆仆、抵达宁波,但此时英军攻占宁波并在该地休整近半年。双方的地位发生戏剧性的扭转,英军成为以逸待劳的一方,坐镇主场的清军反而劳师远征,最终一败涂地。

另外,因为英军并非以攻城略地为目标,而是以袭扰的方式,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因此,他们并不深入内陆,而是发挥军舰的机动灵活优势,在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当他们占领一个沿海城市后,并不长期驻守,而是放弃后转攻其他地方。

这样一来,每当援军风餐露宿,一路辛苦抵达战区,他们经常发现自己又扑了个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英军手里。可见,在本土作战的清军,不仅谈不上以逸待劳,有时反而是疲于奔命。

好了,我们通过情报搜集、武器装备、军力调配三个方面的分析,就可回答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坐镇主场的中国军队,为何不敌劳师远征的英军。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处于传统时代的清军,遭遇了拥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英军,在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上都远远落后,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被入侵者反客为主,最终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

如果换个说法,那就是拥有近代化军事能力的英军,“穿越”到了以冷兵器为主的清王朝,战争尚未开始,其结果就已不言自明了。

但有一点非常莫名其妙,清政府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并未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反思军事技术的落后,而是把失败的责任归结为“汉奸”问题。他们大都认为每次战役的失败,主要在于汉奸助敌的缘故,故而不断发出惩处“汉奸”的命令。

那么,这些官员笔下的“汉奸”,究竟是什么人呢?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就是交战地的普通百姓。那么,他们如何成为这些官员谴责的对象的?他们在此次战争中有着怎样的实际表现?

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三方面内容,居住在交战地的普通民众对此是怎样的反应?

我们以常理推断,鸦片战争是英军对中国沿海地区发起的侵略战争,也就是说,英军为非正义一方。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英军从进入中国领土那一刻起,中国官方与民间自然会同仇敌忾,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刚才那个想当然的推论,体现了历史认识的“后见之明”。也就是说,人们往往用后来的情境来揣度前人,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与客观事实大相径庭。因此,作者梳理了大量的史料,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观察当时中国老百姓的反应。

虎门销烟后不久,英国议会即决定对华用兵,双方军队很快在九龙和虎门等地交火,清军战败。但这个消息,在清朝内部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从朝廷到老百姓,大家的反应并不激烈。

1840年7月,英军相继占领舟山、定海、厦门等地,中英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但这个消息,只在地方官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一些任职中央的官员并不知晓。当时,曾国藩正在翰林院中任文职,从他的日记上来看,那段时间,他每天基本上还是练字读书写日记,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曾国藩此时任职中央,获取信息的渠道远远多于普通百姓,结果他也不过如此,更别说那些未被战争波及的普通老百姓了。

不过,在两军战区,底层民众对待侵略者的态度,更是超出我们预想之外。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英军两万余人来华,他们是如何解决后勤补给问题的?如果全靠从印度运送,不仅路线长,而且风险高。

根据英方档案记载,尽管英军曾出现短暂的供应不足,但总体上并未遇到困难。因为他们的日常补给大都来自中国。那么,是谁给他们提供的呢?是战区的底层民众与商人。据英方文献显示,在英军驻扎作战的地方,一些民众主动向他们出售粮食、禽畜、淡水,乘机大做生意。一些老百姓甚至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等工作。用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这些人的做法无异于卖国求荣。

他们,也就成了当时地方官员,还有清军将领笔下的“汉奸”,在他们呈报给上级的报告中,总是感叹“汉奸太多”、“汉奸助敌不助我”,甚至出现“汉奸村”的说法。“汉奸”问题,由此被清政府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抛开上边那群人,战区的百姓对英军的态度,也谈不上什么敌意。据英国方面记载,英军在行军作战时,当地老百姓不是配合清军攻击他们,而是以看热闹的心态,躲在远处围观。在英军占领区,绝大多数百姓都充当了“顺民”,例如英军占据浙江舟山,达半年之久,基本没有遭到底层民众的反抗。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为何还有著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实际上,三元里之所以发生抗英事件,主要原因并不是当地民众“觉悟较高”,自发起来反抗侵略者,而是他们的利益受到了英军的侵犯,甚至祖先棺椁被开、财物被掠,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英斗争。因此,抽去侵略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三元里抗英运动,在基本形式上,仍然没有脱离历史上“官逼民反”的套路。他们更多的是保卫自己的家园,与保卫祖国的战争,仍然有着很大区别。

为此,英军也很快做了调整,加强了对士兵的约束。1841年10月,英军攻占定海、镇海、宁波后,不再纵容士兵抢掠,而是到处发布“安民告示”,维持秩序,宣布对趁火打劫者予以严厉处置,在余姚等地,英军甚至还打开官方粮仓,赈济灾民,以致出现了中英双方“彼此相安”的局面。

相比之下,此时期清军军纪败坏。各省前来东南沿海的援军,更是到处敲诈勒索,在绍兴,由于清军的抢掠,导致当地罢市抗议;在上虞,过境官兵竟然公然抢劫自己的军粮库。后来,各地听闻朝廷的援军过境,就会头疼不已。

这种反差,使战区百姓对英军反而并没有太多恶感。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老百姓对于改朝换代的重大变动基本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这种认识的惯性,最终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大缺陷。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多次列强入侵,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依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汉奸”来苛责他们。自古以来,老百姓心中只有朝廷没有国家,鸦片战争的时代也不例外。后来,随着国家观念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才开始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这都是鸦片战争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至此,这本书的大致内容介绍完毕。结合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简单做一下总结。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这个“天朝”是如何开始“崩溃”的?

首先,长期以来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将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离起来,中国逐渐被世界发展潮流所抛弃。在中国内部,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士大夫,都依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作为最高决策者,道光能力平庸,一心只想守成,使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始终在“战”与“和”之间纠结,最终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天朝”就此走向“崩溃”;

其次,鸦片战争中,坐镇主场的清军完败给劳师远征的英军,我们通过情报搜集、武器装备、军力调拨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没落的传统王朝,根本无法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抗。“船坚炮利”,是当时中国士大夫对英国军事实力的论断。中国的精英阶层,开始承认西方军事,也就是“器物”的优越性,他们原有“天朝上国”自信心崩塌之始;

最后,鸦片战争期间,交战区民众的反应,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观念,“只有朝廷没有国家”。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接踵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西方的思想和观念,这样一个连锁反应,进一步消解了这个想象出来的“天朝”。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缓慢的发展。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认识到英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但仍然不愿正视它对于中国的意义,而是继续沉醉于这种“天朝”的迷梦之中。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次年,美国使者顾盛前来中国,他给道光皇帝带来的礼物中,就包括航海地图、地球仪、蒸汽战舰模型、望远镜、气压计等,这些礼物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当时的发展水平,也正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是,清政府不是认真研究学习,反而将其斥之为“奇技淫巧”,丢在一边不去理睬。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机会,而接下来的,则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宿命轮回。

好了,《天朝的崩溃》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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