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解密现代世界的成因

大家好！我是李沛聪。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第二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非虚构类作品奖，至今依然畅销全球。

它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学教授，2005年美国《外交杂志》评选影响世界的一百名公共知识分子，戴蒙德名列第九，他的当选，就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人类社会的命运，在书中，戴蒙德反复思索，为什么世界不同地方的社会，文明的差距那么大，有的可以造火箭探索宇宙、而有的还在雨林里使用简陋的石器，停滞不前？还有，过去的五百多年间，为什么是来自欧亚大陆的势力，征服了其他大洲上的文明？这一切背后的终极原因又是什么呢？

作为一切的开端，戴蒙德为我们讲了一个经典的故事，卡哈马卡之战。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到半个世纪，欧洲的探险家们，就开始了征服美洲的过程。1532年11月，在今天秘鲁北部的卡哈马卡，西班牙人皮萨罗，仅仅用了106名步兵和62名骑兵，就杀死了7000印加士兵，凭着这种小股部队，西班牙人没过几年，就瓦解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的制胜法宝，从表面上看，是钢刀、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用这些装备起来的战士，面对只有石头、青铜或木棍、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的印第安武士，优势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欧洲人还有一种毁灭性武器，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这就是病菌。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在内。这些疾病的脚步，比欧洲征服者走的还要远、还要快。在几百年时间里，它们杀死了95%的美洲土著。直接让美洲最终变成了欧洲人主导的世界。

但是，作者没有止步于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取胜之道，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原因，戴蒙德认为，农业，才是一切文明差异的终极原因。欧亚大陆特有的地理生态环境，让史前的人类，率先发展出发达的农业。枪炮、病菌还有钢铁，都是从农业文明中衍生出来的。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农业是怎么在欧亚大陆上率先诞生的？

农业的诞生，就是人驯化野生动植物，为己所用的过程。像我们熟悉的粮食作物，麦子豆子这些；还有家禽家畜，像牛马狗之类，都是驯化带来的结果。

在驯化的过程中，人类利用物种的突变，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品种，然后培育它们，让它们的优良特性稳定传递下去，类似的原理，也应用在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上面。

因为驯化的对象来自自然，人类只扮演了一个挑选和培育的角色，这样一来，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合适的物种，环境条件是否足够复杂，让动植物可以表现出丰富的变异，就成了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时候，欧亚大陆的特殊环境就开始起作用了。这个作用大概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欧亚大陆的环境让合适的物种得以存在，驯化成为可能。

我们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欧亚大陆上，有一块形状像弯月的地方，被称为“新月沃地”，它覆盖了今天亚洲西南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

“新月沃地”地处地中海气候带内，有着温和湿润的冬季，还有炎热干燥的漫长夏季。因此，这里的很多谷类和豆类植物，都适应了当地环境，成为矮小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它们把大量精力用来生产种子，而不是茎秆之类的东西。

这些野生植物的种子，在漫长的旱季到来前就能成熟，然后进入漫长的休眠期，等待下一个雨季的到来。这种生长周期短、产量高、收获容易，而且耐储存的植物，简直就是天生的农作物。

另外，新月沃地的地形富于变化

从最低的死海，到5000多米的高山，应有尽有，从山上下来，就是地势平缓的平原和沙漠，河流纵横。这让当地生物异常丰富，大量种类的野生动物在此繁衍，不用说，农牧民驯养动物的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根据考古发掘，在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这一千年里，新月沃地的一处遗址里，就发现了大量采集回来、用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种子，有157种之多。

接下来的一千余年里，新月沃地培育出了8大“始祖作物”，其中就有大麦小麦、豌豆、鹰嘴豆，还有纤维作物亚麻。同时，这里还驯养了山羊、绵羊、猪和牛，在今天最重要的5种已驯化的哺乳动物中，除了马，这里都占全了。

“新月沃地”的成功有多关键呢？第一，根据戴蒙德掌握的考古资料，这里的农业，在可以确定农业年龄的地区里，是最老的，第二，这里驯化的动植物品种，种类多、而且品质高。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在20世纪以前，只有14种大型哺乳动物被驯化，其中4种驯化于“新月沃地”。如今被我们拿来当作主要食物的粮食作物，也只有区区几十种，其中遍及全球、食物价值最高的几种驯化作物中，有些是“新月沃地”独有的，像双粒小麦就是典型的例子。

相比之下，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就成了一个反面的例子。新几内亚地处热带，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屿，这里没有种子比较大的野生谷物，无法驯化出小麦、高粱这些粮食。岛上也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几内亚一直无法形成有规模的农业，这就是环境的差异使然。

好，刚才我们说完了，地理环境的差异，直接决定一个地方，有没有可以驯化的物种，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欧亚大陆的特殊环境，恰巧为农业提供了友好度高的物种，它们比别处的动植物，更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为什么说是碰巧呢？因为人类的需求，往往和物种的生存策略背道而驰：我们希望得到无毒的、不苦涩的种子，而这样的植物在野外的下场，一般是被动物吃光种子、无法繁衍；我们希望豆荚不会爆裂，把种子弹射得四处都是，而在野外的豆类如果不能爆荚的话，就无法广泛地散布它们的后代了；我们希望作物的种子能够同时成熟以便收割，而野生植物却往往选择让种子渐次成熟，避免灾害性天气把成熟的种子一次性团灭。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动物的驯养上。驯养动物的条件，其实苛刻得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养活的动物：它们对食物要求不能太高，而食物的生物量转化率又不能过低。换句话说，像熊猫那样挑食又吃得多就不行；其次，它们的生长成熟必须迅速，同时对生长环境的适应性还要很强，这样一来，需要10多年才能成年的大象，就没了意义。

接下来，我们还希望它们性情要温和，既不能过于凶猛也不能过于胆怯，你像斑马就过于凶猛、不能用来拉车；而羚羊就胆子太小，圈养起来，不是被自己吓死、就是撞死在围栏上；除此之外，可驯养的动物，还要能适应群居生活，但是种群结构又不能太过复杂。

这种种严格的需求，把大多数动植物的农业价值大大降低。这样一来，大多数的地理生态区域，也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先机。

与“新月沃地”的成功相比，像中美洲，适宜驯养的动植物，种类少得可怜，这个地区只有火鸡和狗两种可以驯化的动物，它们提供的肉类远远少于猪牛羊等动物，而本地的主要谷物玉米，又因为长着厚重坚硬的表皮，难以驯化，所以中美洲的动植物驯化进程，直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才开始，而定居的村庄则要等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出现。

可见，有了驯化的可能，不同的地理环境，还会决定驯化的价值和难易程度。说完了欧亚大陆特殊环境的第二点影响，我们就来看最后一条内容，欧亚大陆的特殊形状，它影响了农业发展的范围。这就是一个传播的问题了。

比如欧亚大陆，它的轴线是横向的，顺着纬度走，同一纬度的日照时间接近，只要气候类似，它们之间就可以从东到西、或者从西到东，互通有无。

“新月沃地”的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就越过匈牙利平原进入中欧，到了公元元年的时候，原产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就贯穿了欧亚大陆，从大西洋沿岸的爱尔兰到太平洋沿岸的日本，广泛种植。

另外，原产于中国的家禽：鸡，就经由中国通往地中海的横向轴线，最终遍布欧亚大陆，到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在南欧的餐桌上了。而马这种动物，也是也从欧亚大陆西边的草原出发，遍布整个大陆，成为人们最熟悉的战争工具。

与欧亚大陆相对的，则是美洲大陆的纵向轴线，这条轴线和经线平行，穿过了多个不同的气候带，这让北美地区驯化的物种，稍有北上南下，就会掉入寒冷、或者炎热的新气候中，无法适应。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墨西哥驯养的火鸡，就没办法穿越热带，来到南美；墨西哥的玉米和南瓜，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驯化几千年后，它们也没办法跨过短短的700英里距离，北上到达今天的美国西南地区。这样一来，美洲的农业进程，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到这里，三个方面全部讲完，粮食生产的诞生和传播，就告一段落了，在戴蒙德看来，欧亚大陆环境的特殊性，是这里社会发展的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先天优势，其他大洲自然望尘莫及了。这是戴蒙德思路的核心，为了诠释这个农业优势，书中几乎花掉了大半的篇幅。

接下来，戴蒙德就开始为我们完成逻辑的闭环了，既然欧亚大陆文明的根本优势来自农业，那么，后来的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让欧洲人成为世界主宰者的优势，又是怎么从粮食派生出来的呢？

以新月沃地为例，这里的农业优势，很快把人类推上了快车道：首先，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量高，而且稳定，定居人口得以增加，人口的密度也随之加大，复杂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它们是欧亚大陆引以为傲的四个文明特征：包括政权的建立、文字的诞生、对流行疾病普遍的免疫力，还有社会创造力的旺盛。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文明特征，像国家这样的复杂机构，为什么是欧亚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呢？因为人口增多，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先前几十人的族群，扩展到数百人的部落，社会上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冲突和竞争越来越多，要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冲突，协调好各自的经济利益和生存空间，原来几十人，几百人之间，找个熟人或者亲戚来调解一下，已经做不到了。

而这个时候，粮食有了结余，养活得了更多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人，这些人就可以腾出手来，专司其职，这样一来，欧亚大陆上的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还有中华文明，人口聚少成多，社会开始分化，就一个个有了各自的城市国家。

这些国家对内有法律，用来维持等级制度，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外，国家还有军队，用来占领吞并周边地区，缓解自身的人口压力。

最典型的就有希腊城邦，他们不断向地中海沿岸派出殖民者，开拓城市，一旦遭到排挤，殖民者就要求母邦出兵保护。此外，国家还会通过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等等手段，让人群获得归属感，让他们必要时通力合作。

但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那里没有典型的农业，也就很难出现欧亚大陆上这样的国家组织。在欧洲殖民政府制止当地的部落战争之前，这里的人口始终没能超过100万人。

而且，这个岛上的100万人，也没有复杂协作的可能，这是因为岛上地貌复杂，被分割成几千个区域，然后这100万土著分别困居在这几千个区域中：有些人处于低地沼泽之中，有些人生活在高原上，而另一些人则出没于陡峭的山岭和峡谷里，相互之间交流极少，这里的文明简单直接，刚好与欧亚大陆的农耕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文明特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书写文化，也就是用文字来表达沟通。

文字的出现，和农业发展有三重关系。

最初，文字只是国家用来记账、发布指令，或者宗教祭祀的技术，它不负责传递情感，而且词汇少、语法简陋。像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都是如此。

因为用处特殊，当时文字掌握在少数专门人士手里，并不普及，考古学家甚至根据笔迹分析，得出结论，在上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中，有两处遗址，这里发现的泥板，表明参与抄写的人员，仅仅只有100多人。

接下来，随着人口的繁衍，人群开始迁移扩张，人们有了用文字交流的需求。你像移民们需要利用母邦原有的知识求得生存，母邦也要通过移民来征服更多地区，这样一来，就需要一种交流方式，他能打破面对面的限制，能准确、大量而且详尽地传递信息，还能让信息在地域上传播的更远，在时间上留存的更久。

无疑，用于书写的文字，可以满足这一点。不过这一次，文字必须更抽象，举个例子，你的语言不能只表现鱼、树、人物的形象，你需要传递相信、同意、动态、静止这样的观念。

而且这一次，文字要和我们的口语联通起来。那么，原先那套使用范围狭窄的文字，是怎么向今天我们熟悉的表音文字过渡的呢？

这样，农业对文字影响的第三重关系就出现了，在欧亚大陆上，表音文字，是多个文明国家合力的结果，这些文明创造文字的实验，伴随农业的传播，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

大约和中国的夏商两个朝代同时，在新月沃地西边的叙利亚，有人尝试把埃及文字改造成易读易记的字母，这就有了一套闪语字母规则，这套字母，成为罗马字母，还有其他历史上流行的几百种字母的始祖，在欧亚大陆的东西轴线上广泛分布。

这么说，可能你还觉得有点抽象，下面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帮大家理解一下，首先，这些闪语字母只能代表单辅音，类似我们今天的英语，pl这个复辅音，是由辅音字母p加上l来表示的，不会单独发明一个符号，表示pl这个发音；接下来，字母按照固定顺序排列，便于记忆，这就有了类似我们今天abcd这样的字母表；最后，闪语字母还有了元音符号，这些符号，我们不太熟悉，但后来，罗马人改进了他们自己的版本，直到今天，罗马字母有aoeiu五个字母，就成了基本元音的字母；

而阿拉伯语、犹太语中，元音则通过辅助符号标注在辅音字母周边，像一些点和竖之类的，都是由此而来。你看这些规则，是不是很眼熟，这样的文字，历史源头很早，它的生存是和农业的传播伴生的。

而美洲，则因为农业传播的困难，人口一旦迁徙，就会因为气候环境的不同，无论是农业，还是文明，都要面对从零开始的局面。所以在文字的大规模应用上，也落了下风，玛雅的文字就没能影响印加文明，也没能影响到北美更北的地区。

说完政权和文字的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农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文明的第三个方面，欧亚大陆在流行病免疫方面的优势。前面我们说到欧洲人征服新大陆时，有一个致命的武器是病菌。疾病消灭的人口远超单纯的武力征服。其实，这些疾病多半源自农业的发展。

在欧亚大陆，由于成熟的农牧业发展，人类与动物的亲密度大大增强，很多牲畜的疾病，通过寄生虫、吸血动物、饮食或者直接接触，有机会感染到人，变异成为针对人的疾病。这里头最有名的就有来自老鼠的鼠疫，来自牛身上的天花、肺结核，还有来自猪身上的寄生虫病，家禽身上的流感。

因为定居农业的关系，人类流动性减弱，人口密度增大，他们的生活用品，排泄废物都会堆积，感染人类的病菌，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开始在人群中传染开来。

像古罗马时期爆发的天花，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都是如此，但是，经过长时间反复的流行，欧亚大陆的人类，也慢慢产生了抗体，具备了抵抗这些疾病的能力。

但这些病毒一旦抵达农业不够发达的新大陆，就有机会在毫无抵抗力的人群中大肆传播，在短时间内消灭人群，像天花在1526年到达印加帝国，杀死了这里的大部分人口，甚至连印加的皇帝卡帕克都未能幸免。

而1837年，一艘来自圣路易斯安娜的轮船，逆流而上，进入密苏里河，船只带来的天花病毒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让一个印第安部落从2000人减少到不足40人。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文明的第四个方面，技术创新的能力。在戴蒙德看来，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其实是人类为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解决人口的膨胀、生存的纷争、文明中才会出现不断迭代的技术创新。所以“需要是创新之母”。

比方说，美洲不种小麦，风车和水车驱动的磨坊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出现了。在这里，戴蒙德带我们讨论了一个欧亚大陆自己的例子：古代中国航海技术的衰落。

中国直到15世纪初的明代，还拥有派出庞大舰队横跨海洋、访问其它大陆的能力。而郑和的宝船队，相比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不仅不逊色，可能还要更胜一筹。可是为什么偏偏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而不是由郑和的后继者来完成这些壮举呢？

原来，明王朝统一东亚汉语区之后，不再像元朝那样，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的沟通意愿。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也只是他自己炫耀国威，震慑邻邦的一个手段，和他自己的个人志趣关系更大。

而当时的明王朝，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人口锐减，处于自给自足的半孤立状态，出海对恢复百姓生计有什么用呢？在保守的官僚看来，可以从以农为本的道德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我们没有出海的需求。结果，古代中国也就主动退出了大航海时代。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16世纪中期，欧洲的火枪传入日本，正值日本战国时代，到了1600年，改进过的火枪已经普遍应用在日本的战场上，但是随着德川幕府一统日本，失去了战争推动，日本对火器的兴趣也大大降低，最终在轻型火器的技术上，再次被欧洲超越。

戴蒙德特别强调，需求驱动创新的模式，放在各个大陆、各个种族上面都说的通。

这样，建立在农业上边的四大文明特征，我们就介绍完了。国家和文字的出现，技术的进步，是为了协调农业带来的人口膨胀和迁徙问题，对流行疾病的免疫，则是农业给欧亚大陆的一份意外之喜。

说到这里，我们来复盘一下人类的历史，如果让太平洋上的南岛居民，和欧洲白人易地而处，或者让美洲印第安人，和新月沃地的早期人类换个地方，根据戴蒙德的观点，不变的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如果不出特别的意外，农业依然会在这里诞生，农业优势带出的文明四大特征，依然会出现在欧亚大陆之上，也许我们真的会遇到一个褐色皮肤的柏拉图，但是你可能再也遇不到一个白皮肤的爱因斯坦了。

人类的文明发展，在戴蒙德看来，不完全由人类自己主宰，更不是某些优越的种族带动出来的，历史来自人类与环境的深层次互动，这个互动给人类带来的结果，就是踏上农业之路，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好，《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