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 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 乾隆皇帝下江南写下了《入山东境》、《过德州》、《老黄河》、《平原行》、《过济南杂诗》、《望岱庙》、《蒙山》、《过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