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首先他是人,一个完整的人,哪怕有身体的缺陷。
作家对于读者,呈现于文字背后而见,清晰而又模糊。对于史铁生,我更多了一份猜想。
阅读史铁生的作品,是阅读他本人。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如此将自己融于作品的人。阅读他的作品,是在进行一项神圣的精神洗礼;而阅读他本人,那是在接受一个人间奇迹。史铁生,让我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他的理想世界。
对于身残的史铁生,开始并没有志坚。曾经千方百计寻找自杀机会的史铁生,不会想到今天已获得如此多人的认可。之所以能活下去,是因为它为活着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选择了写作,写作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可以说,他是被生活逼上文学道路的,可他却比比别人走得更远,因为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因为身残,他有了更多的思考机会;因为身残,他更多地关注人的精神;因为身残,他更懂得了人的生存境地;因为身残,他……所有这些,为他铸就了长远的文学道路,而且越走越远。
读完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我更加知道为自己找到生活的理由是多么重要。老瞎子的师傅在临终前告诉他有一张复明药方,但非要弹断一千根琴弦,否则就不灵。这张药方支撑着老瞎子走过了七十多个春夏秋冬,老瞎子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将一千根琴弦弹断,以图看到世界一眼。后来,老瞎子发现复明药方不过白纸一张,复明计划失败,他千方百计找到小瞎子,对他说:“是我记错了,是一千二百根,师傅记错了,记住,是一千二百根!”老瞎子知道,这一千二百根琴弦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小瞎子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寄托在脆弱的琴弦上,这是否是一个玩笑!琴弦脆弱但有韧性,人的生命也应该如此吧!
作者为老瞎子和小瞎子设计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可却又不让他们去实现。因为实现,等于破灭。老瞎子找到药方,发现只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才明白师傅的良苦用心。可破灭,终究还是破灭,它不可能回到从前,不可能再有以前生活的热情,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让小瞎子坚强地活下去。他应该做到了,因为小瞎子相信了。这时,老瞎子才真的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在读史铁生之时,常会使我们想到加缪。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史铁生也是这样。他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孤独,爱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欢乐;如果人永远不死,那么人就像波伏娃的名著《人皆有死》中那个死不了的福斯卡那样,变得乏味透顶。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
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康复文本断想》)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若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么人就会被写作囚禁起来,就会失去生存的意义本身。而在史铁生看来,写作无非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一种意义的证明,“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我与地坛》)
这又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余华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不是一种行尸走肉的混日子,而是一种生存哲学。余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们生存的苦难,作为什么也反抗不了的最下层的劳苦大众,也许为了活着而活着是最明智的人生选择。史铁生和余华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史铁生认为人要把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毕竟,史铁生是理想主义者,而余华是理性反叛者。但两人都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
因为残缺,完美才得以显现。史铁生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人生而就有缺陷,问题,不可能完美。对于很多人的精神缺陷,身体缺陷又算得了什么呢?史铁生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他要用文学去弥补人们的精神缺陷。有的评论家把史铁生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之前写的是残疾的人,之后写的是人的残疾,人的缺陷和问题。史铁生用自己的心灵营造了一个巨大而无垠的精神空间,让无数的人在此遨游,得到精神的洗涤和锤炼。
在为自己找到活着的理由之后,史铁生在为别人寻找活着的理由。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史铁生属于后者。我们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往往看到生活的激情,也时时感受到他本人的一份宁静。所谓“宁静以致远”,史铁生并不是在呐喊,而是在剖析,在阐释,为了生活。
“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命若琴弦》)人生就是一条漫长的河流。你也可能会是老瞎子。这时候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