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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篆书另一丰富的宝库为铜器上的铭文。汉器铭文多先书写,再由工匠凿刻而成,因此笔画多为方折,转折处断而不连,使篆书呈现出另一种风格。但其结体和笔画仍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面目。如中山靖王墓中山内府铸造的铭文笔画粗壮雄浑,池阳宫行镫铭文典雅秀丽,曲成家行镫铭文较率直纤细,长杨鼎、黄山鼎铭文又比较端庄。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俏丽,《新莽铜量铭》、《新莽铜嘉量铭》为最典型的作品。汉代砖瓦文字,大都是篆书,形体修长,富有装饰性,如《长乐未央方砖》、《单于和亲方砖》都是如此。瓦当文字随形书写,独具匠心,使篆书赋予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甘肃敦煌出土的干支简武威磨咀子汉墓的旌幡、居延出土的张掖都尉启信等,都为结构方正的篆书,用笔细瘦方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可以说是带有隶书意味的篆书。 前者又可分为两种风格:①倾向端庄秀丽的风格,刻的比较细腻,笔毫效果较明显,笔画波磔分明。结体方正,笔画顿挫有致。如《史晨碑》,结体工整,风格浑厚典雅。《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张景碑》,书体宽扁,风格秀雅。《华山碑》,点画俯仰有致,风格典雅华美([《华山碑》(部分东汉)])。《孔宙碑》,讲究左右布势,用笔圆转,有篆书笔意。《尹宙碑》,笔画圆健,有楷书笔意。《朝侯小子残碑》,风格秀劲。《郑固碑》,结体内敛,横画左右开张《熹平石经》,体势方整,笔画丰厚,风格端庄。属于这种风格的还有《韩仁铭》、《李孟初碑》、《阳嘉残碑》等。这一类中还有一种风格比较秀丽的,如《曹全碑》、《孔彪碑》等。
②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较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有《鲜于璜碑》,用笔方折,气势雄强,严谨中又带有自然的姿致;《张迁碑》,体势方正,有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概;《幽州书佐秦君石阙》,方折有力,气势非常雄强;《景君碑》,笔画平直方硬,直笔下垂如悬针,在汉代隶书中很有特色;《张寿碑》,字体遒劲方整;《衡方碑》,结体宽绰,笔画肥厚古拙;《西狭颂》,体势方整,笔画顿挫浑厚([《西狭颂》(部分东汉)]);《阁颂》,书法方整,雄浑而有气魄;《校官碑》,用笔沉郁雄厚,风格古厚茂密。 汉砖隶书,有一种刑徒墓砖,是记载服劳役的刑徒死后随葬的题记,文字都用刀随意刻成,和捺印的砖文不同。捺印文字比较方正古朴,而刑徒墓砖文字比较草率随意,书写和镌刻没有行格,笔画任意纵横错落,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可能是民间书法家或工匠所书刻。
隶书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和装饰性,波挑矫揉造作,而结构板滞,缺乏生趣,于是开始走向下坡路。这种趋势到魏晋时代更甚,这样隶书的衰落成了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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