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石井河上是没有桥连通东西两岸的,是靠木船来横渡到对岸,由于在上船和上岸时都要经过泥滩地,人们总会把脚和裤都弄成脏兮兮的。在清朝时石门有一个石匠出身的人叫做周合盛,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认为石井河上若能建起一座桥方便人们就好了。那时,周合盛在河边帮助人们过河。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头如三冬雪,须如九秋霜的老人,身穿黄布衣,脚穿麻鞋,手拿着拐杖,颤颤抖抖地走着。周合盛见状,就对老人说:“我背你过河吧。”周合盛把老伯送过河之后,老伯抬起一只光脚对他说:“我的鞋子丢了,帮我找吧!”周合盛到了泥潭中把鞋子找了回来。谁知那老伯又说:“帮我穿上!”周邦七八鞋子穿上以后,老伯就跑得很快。周合盛认为这个老伯并非普通人,就连忙去追,追上后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伯,老伯说他这么为乡亲着想,有志者事竟成,然后就化作一阵风不见了。当晚周合盛做了个梦,梦见那位老伯,老伯在梦里教他如何用什么材料,什么样的规格去建桥。最后,周问老伯尊姓大名,老伯说:“老朽乃黄石公是也!”很快,石井镇的居民按照自己的能力有钱的没钱的全都把建桥的费用筹齐了,周自己做监工,终于把石井桥给建起来了。人们为了纪念周和生和黄石公的功绩,在桥的西侧刻有“好进仙人履;能通驷马车”一副石刻的对联;东侧则是“彼岸通黄石,横江映白虹”。
1923年安特生的助手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的民勤县征集到了一批彩陶和铜器,并在沙井东墓地发掘到陶器和铜器。1924年夏季,安特生结束了洮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之后,为了寻找仰韶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缺环,又继续西行。在民勤柳湖村、沙井子、黄蒿井,以及永昌三角城等地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并在沙井南发掘了53座墓葬,出土彩陶双耳圜底罐等器物,其中的连续水鸟纹尤为独特,不见于其他彩陶文化。由于此前发现铜器,安特生将它列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之末,称为沙井期。岁月沧桑,安特生发现的这些遗址后来大多被流沙覆盖,地面无迹可寻。因此,之后的较长时间内沙井文化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48年,裴文中先生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肃、青海考察,调查了民勤柳湖墩、沙井东和永昌三角城等遗址,新发现了一些同类遗存,并首次提出沙井文化的命名。1976年,永昌双湾乡尚家沟农民在三角城内挖掘灰土施肥时,发现了陶器、铜刀和铜镞等文物。武威地区文化部门曾先后两次派人到遗址现场进行调查了解,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1978年,尚家沟林业站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修建宿舍,在平整地基的过程中发现了蛤蟆墩墓葬,捡拾到青铜刀具和各种青铜联珠饰牌。直到1979年3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再次复查了三角城遗址和蛤蟆礅墓地,同年6月开始发掘上述两遗址,以及西岗、柴湾岗墓地,1981年11月结束全部工作,清理墓葬585座,出土陶、石、铜、铁等器物2000余件。这是沙井文化命名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为深入探讨沙井文化的内涵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曾在解放后在天祝董家台、兰州黄河南岸范家坪、杏核台,以及永昌鸳鸯池、永登榆树沟等地也发现了同类遗存。
2001年永昌西岗柴湾岗墓葬发掘报告公开发表。多年来积累的资料表明,沙井文化的中心区域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地带,即武威、金昌一带,向东南延伸可达永登、兰州附近。据碳测年代数据表明,上限为距今3000年左右,下限为距今25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
关于沙井文化的族属,近年来学术界多有触及。据史料记载秦汉之前的河西走廊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民族,有学者认为沙井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古月氏族的原住地相符,有人却与上述意见相左,认为该文化系乌孙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