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邓小南：信息渠道：多种途径的沟通方式

第六个题目，我们来讲一下宋代的“信息渠道：多种途径的沟通方式”。为什么要讲信息渠道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到现在，很多重大事务的决策都是要依赖于信息的，这些信息能不能正确及时地传递，就变成了现实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多层多途的进言渠道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到过，宋代的行政文书是怎么上下流通的。行政文书当然是信息渠道非常主要、非常依赖的通道。但是除了行政文书以外，在当时还有很多途径，各类官员、各种官司，有向中央的进言方式。南宋有一个有名的臣僚叫魏了翁，他在当时给皇帝的报告中说到，自太祖、太宗朝以来，有很多进言的途径，包括宰相和副宰相这样一些人经常受到皇帝的宣召，重要的事务都要跟皇帝当面讨论；皇帝周边的侍从官僚，也要跟皇帝报告他们的所思所想，包括整个国家的战略布局和他们的一些思考；皇帝在经筵读书的那些老师，在讲完课之后，皇帝经常会把他们留下来，征询他们对于外朝事务的意见。另外那个时候有很多皇帝的秘书、学士院里的学士，晚上值班的时候，也会受到皇帝特别的召见。除了这些以外，到地方任职的官员，离开朝廷之前和回来之后，都有面见皇帝的机会。

（名臣魏了翁）

百官转对和轮对 

宋代还有非常富有特色的百官转对和轮对。百官“转对和轮对”，就是按照不同的部门，在部门里面任职一定层级的官员，通常是八品以上的官员，有直接面对皇帝提出他们的思考和建议的机会。魏了翁曾经说，没有一天不能跟皇帝进言对话，也没有一个人是不允许向皇帝进言的。当然这种说法，有他夸大的一面，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的人，面对着当时的国家形势，非常焦虑，所以他把过去的做法和盘托出。实际上，在宋代的历史上，也并不像魏了翁说的进言途径这么畅通；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统治者对于信息，对于进言，从来没有掉以轻心。我们知道唐代历史上最能够兼听广纳的唐太宗，当年魏征曾经跟他说，人君为什么要兼听广纳，要听不同的意见？因为你只有听不同的意见，你周围的这些贵臣、这些重要的臣僚，他们才不可能把你壅蔽起来。如果你不听多方的意见，下情就很难上通，很可能就被周围的人封闭了。这样的一些顾虑让我们看到，对于进言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术。

(魏征)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当时的百官轮对，“轮对”就是轮流见皇帝，轮流谈话。转对跟轮对一个意思。当然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这个轮对、转对就是信息沟通、了解下情的机会，也是他考察官员的机会。那个时候的官员非常重视轮对、转对，能够直接面见皇帝，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出自己的章奏。像苏轼和苏辙在北宋中期的时候，有一次轮对、转对，两个人排在同一天，两个人都觉得是非常隆重的机遇，在他们一生中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到了南宋，我们会看到轮对、转对的时候这些官员留下的记录。他们跟皇帝面谈的时间不可能很长，也不可能让他们把所有的考虑都全盘托出，所以他们往往要形成一个文字稿。在和皇帝谈话之后，他们会把文字章奏留给皇帝，同时也会收在他们个人的文集里。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当年轮对、转对的这种劄子。劄子其实就是当年他们写的报告，写的奏议。

(苏辙)

宋孝宗是南宋的第二个皇帝。淳熙十一年，有一个重要的理学家的代表人物叫陆九渊，陆九渊去面见皇帝，就写了一个转对的劄子。从这个劄子里面我们看到他对宋孝宗有非常尖锐的批评，他说陛下做皇帝都二十多年了，还不如唐太宗当皇帝几年的那个功效，北方的那些版图都没有能够恢复，过去的那些仇耻，也没有能够报复。如果说是要教训或者积聚力量，在这些方面也看不到你的作为，想起这些事来我们都为你寒心。说法非常尖锐，非常直截了当。

很多有才气、有抱负的官员，都会计算着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去转对，而且事先会从自己的朋友、同事那里搜集这些内容，然后聚集起来去跟皇帝谈。这样一些谈话，在当时都被称之为“奏对”，奏对是在行政体制里面安排的。

南宋有一个很重要的史学家叫李心传，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如果在京城里做官都一年多了，还没有轮到面见皇帝、直接进言的机会，就是很不正常的。证明那个时候，相当多的官员都能够面见皇帝，跟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

行政体制外的奏对方式 

除了行政体制之内，把各个官司的官员进行安排，让他们跟皇帝去对话之外，在行政体制之外，也有一些奏对的方式。比方说所谓的“迩英留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迩英”就是当时的迩英殿，或者是说迩英阁，这是在宋代的后廷里面，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在他读书的地方，会有一些老师陪着他，或者是教他读经、读史。

(《北宋东京宫城图》中迩英殿示意图)

（1）经筵留身

司马光在北宋中期的时候，曾经跟宋神宗一起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用他毕生的心血精力写出来的。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三年，宋神宗刚做皇帝不久，很希望能够大有作为，扭转当时北宋在与契丹、西夏交涉过程中相对来说被动的局面。他曾经找了很多人来谈，看国家如果能够有所作为，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怎么样做起。在前前后后的考察之后，他选定了按照王安石提出的路数来变法。司马光其实也是一个希望朝政有所改善的政治家，但是他改革的路数和王安石是非常不同的。当时从宋神宗的角度是希望把两个人都留在政府的班子里面，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愿意在政见不同的情况下勉强合作。于是王安石就在当时的中书门下任职，而司马光一度被宋神宗留在经筵里面，跟他读《资治通鉴》。在讲授《资治通鉴》的时候，往往在讲授完了以后，宋神宗会把司马光留下来，征询他对当时变法的意见，包括他对于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看法。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司马光当年的《手录》，就是他对谈话情况的记录。从这个手录里面，我们看到君臣之间的谈话，是非常坦率、非常诚恳的。所以有的学者就说，他们简直就像朋友一样，给人的感觉，甚至不像是君臣之间的对话。

(司马光《手录》)

（2）后廷夜对

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除了陆九渊这样的人在正式的轮对、转对的机会里会对他提出建议或是意见之外，在晚上的时候，宋孝宗经常会召很多臣僚到后宫里面来深谈。包括当时尚书省的官员、中书省的官员都曾经被他召来，而且他的秘书班子里面包括当时殿阁的学士、直学士，包括他在经筵里面的老师侍讲这样一些人，还有值班的监察官员，他都会召到后宫来，跟这些人谈论一些白天在殿堂之上不方便谈论，或者来不及谈论的问题。

在晚上召见有什么特别之处？跟皇帝“夜对”面见的时候，君臣膝盖对着膝盖坐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官员都非常受感动。皇帝有的时候问的是经书里面或者是史籍里面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谈时事，有的时候是访问人才，有的时候是外朝一些敏感热点问题，让这些人谈谈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意见。不管皇帝问到什么，他们都掏心掏肺地把自己所有的想法，无不倾尽地跟皇帝说出来。

在秦桧当政的时候，有一位叫胡铨的人受到沉重打击，被发配流落在远方。在宋孝宗的时候，他被召回到朝廷里面。胡铨自己记录说，一天晚上宋孝宗把他召到后宫，跟他谈论很多与金人交涉方式的事情。整整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上朝，百官已经在宫廷门外排队了，这个时候宋孝宗才跟他告别。

从中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奏对方式是很多的。

(励精图治的宋孝宗)

给舍台谏，言路之任 

前面我们说过，台谏的官员，就是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在宋代被称之为“言路”；除了台谏官员以外，当时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门下省的给事中也都担当言路职责。中书舍人是干什么的？是替皇帝、宰相起草诏令的。他们起草的诏令要送给事中审查，审核这个诏令起草是不是符合当今朝廷政策的精神。所以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在政令发布之前，就有机会了解朝廷的政策倾向，他们在那个时候都可以提出意见。比方说，中书舍人可以把宰相交来的起草内容退回去，说这个事情他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他起草了之后送到给事中，给事中也可以说这个政令是有问题的，也可以把它驳回。这在宋代叫作“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还没有施行就要救正失误，其中的疏忽错误，就有人参与纠正。

这些中书舍人、给事中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共同构成了对这个制度的各个环节把关的力量。

苏轼在宋神宗的时候，曾经有一份章奏写给皇帝。他说，本朝从建隆以来，就是从宋太祖以来，从来没有把言者（就是进言的人）治罪的。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点过分，我们看到宋代有一些言者被处分。不过苏轼在后面紧跟着说，“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即便是对这些言者有过处分，皇帝冷静下来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期之后，由于进言被处分的人，往往会得到格外的升迁，对这些人会格外予以重用。这些都是当时信息沟通的一些积极的方式。

(苏轼)

地方按察与巡视 

除了来自言者的信息报告之外，当时的朝廷还会有一些对于地方的按察或者是巡视之类的措施。按察和巡视分两类情况，一种是常规的，一种是特派的。按察在宋人心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莅临考察，到现场考察，这个就叫按察。按察一方面是日常的考核，比方说看看地方官员的政绩怎么样，日常会去巡视；另外还会有一些重点的监察。

我们看到范仲淹“庆历新政”期间派出了大量的按察使，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也派出了中书检正官，去检查地方上对于新法推行的方式。当时有重大举措、朝廷一些制度调整的关键时刻，都会非常强调按察、强调巡视。“按察官”既有地方上负责监察的官员，有州郡里面的官员，也有从中央特别派遣的、到地方上去巡视的专职按察官。

宋代政府公报：《邸报》 

在宋代，地方上的官员怎么能够知道中央的精神，怎么能够得到来自朝廷的信息？

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中央的政令文书以外，在宋代开始定期发布政府的公报。政府公报在那个时候被称之为《邸报》（官邸的邸）。《邸报》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帝日常的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告，官吏的任命赏罚的消息，周边的外交事务交往，还有地方部门和臣僚的章奏和文报。宋代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应该说它信息沟通的途径还是比较开阔的。

像范仲淹在陕西前线的时候，他对于中央事务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邸报》。南宋庆元党禁期间，朱熹那个时候受到很强的政治压力，而他得知党禁的消息，也是看到了《邸报》。《邸报》是各地、各个部门的官员了解中央信息，甚至于了解他们过去的同事、同僚、朋友任免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信息渠道的“关节/关卡” 

是不是有了这么多的途径，当时的信息渠道就非常畅通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官僚体制养育出来一种一味“奉上”——眼睛向上——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官场的生态对于信息渠道里面信息的流通，事实上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有很多官员会着意去观察皇帝的脸色。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作“玉色”，就是指皇帝的脸色；“玉音”是指皇帝的声音。对于朝政倾向的揣摩，对于玉色和玉音的窥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场上这些官员的选择，什么消息要报，什么消息不要报。

南宋有一件事情，就是江西发了大水，很多州县都被淹了，那一年的粮食可以说是颗粒无收。但是当年的消息没有报上来，皇帝并不知道。到了第二年才有人说到这个事情，说到去年有什么样的情况，宋孝宗当时就非常惊讶，因为他完全不知情。事后他就把宰相找来，问宰相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报告呢？当时有一个副宰相叫蒋芾，他就解释说，去年州县并没有报上来。宰相的意思，不是他们瞒报，是州县当时就没有报。州县为什么没有报？州县之所以不敢申报，是怕朝廷可能不愿意听。所以说什么消息要报，什么消息不要报，他们要看上面的风向，看上面可能想听什么样的消息，而不愿意听什么样的消息，靠这个来决定他们向上面提供的这个信息的选择。

(蒋芾)

所以我们说，即便是有这么多的渠道，有这么多的沟通方式，并不意味着信息渠道就是畅通的。仅仅是有制度规定上的程序和制度规定上似乎很严密的方式，那么，这个制度仍然可能是悬浮的，可能是虚置的。这里面可能是有人事的关系，而所有的制度，其实后面都有设计者、操盘者，有它的推行者，有它的阻碍者，在这些方面共同的“努力”下，才构成了这个制度实施的真正面相。

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在信息处理的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可能性，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方式，实际上是体现着不同的核心关切和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更加切实地理解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转逻辑。

这个部分我们是讲信息渠道，讲它的可能性，以及它运行和被阻止的一些原因。

第六讲复习课 

你好！邓老师第六讲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除了行政文书以外，宋代官员还有很多向中央进言的方式。

转对、轮对是指官员有机会直接面对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轮对、转对的时间不可能很长，官员很难把自己的考虑全盘托出，在和皇帝谈话之后，他们通常会把文字章奏留给皇帝，同时收在他们个人的文集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很多当年轮对、转对的劄子。转对、轮对也是皇帝考察官员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些行政体制外的奏对方式。比如迩英留对；比如宋神宗时司马光的经筵留身；比如宋孝宗时的后廷夜对，君臣促膝而坐，令大臣非常感动，无论皇帝问什么，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替皇帝、宰相起草诏令，起草后送给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两者在政令发布前就有机会了解朝廷的政策倾向，可以提出意见，可以“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中书舍人、给事中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共同构成了对这个制度的各个环节把关的力量。

除了来自言者的信息报告之外，朝廷还会派官员到地方进行按察和巡视，有常规的，也有特派的。

除了中央政令文书外，宋代开始定期发布政府公报，称为《邸报》，有利于地方官员及时了解中央政策精神和人事任免信息。

虽然有如此多的途径，但由于当时的官员一味“奉上”，所以信息渠道并不是非常通畅。因为制度虽然严密，但操作时的人事也相当重要。信息处理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理解这些才能更切实地理解制度在现实环境中的运转逻辑。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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