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邓小南：雅俗兼资：士人的文化活动

下面我们来讲第八讲，就是“雅俗兼资”。在这一讲里边，主要是说“士人的文化活动”。所谓“雅俗兼资”，是说在宋代这个时期，当时社会上的人群，一方面有“雅”的口味，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对于“俗”的吸纳和理解。

宋代历史的矛盾现象 

有一位专门做宋辽金元历史研究的老先生，就是陶晋生先生，他是中国台湾东吴大学的特聘教授，也是中国台湾“中研院”的院士。他有一本书，名字叫《宋辽金元史新论》，在这书里他提出来说，“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先生说，在宋代的历史上，我们会观察到很多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现在陶先生把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现象呈现出来了。

(陶晋生)

反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宋代所呈现出来的看似矛盾的情况，好像比它前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它的研究空间可能也更加开阔。我们在研究这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彼此之间看法的不同、看法的矛盾，也是特别突出的。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呈现的矛盾空间，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跟宋代相提并论。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识的问题。

陶先生在那一段话的后面，接着说，如果就政治和军事方面来看，“尊王攘夷”是理想。“尊王攘夷”是从先秦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儒家理念，尊重大一统。宋代的时候追求大一统的《春秋》学也是特别繁盛的，这是一种理想；但是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在现实里，和辽金交涉方面是有很多妥协的，不能奉行“尊王攘夷”的理念。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哲理的阐释是理想，而改革家企图将这种理想付诸实现的时候，理学家又来反对。也就是说，在当时不同的派别，新儒学里边的不同派别，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实践家，当他们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选择的路向是非常不同的。就文学艺术而言，陶先生说，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可以被认为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大俗大雅：士人崇尚的格局 

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文人也在讲“雅”和“俗”彼此之间的关联问题。苏轼会说，作诗的时候，“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我们知道古人作诗，经常要用典故。苏轼说，什么样的人属于会用典故会作诗的呢？就是那些能够“以故为新”的。拿过去的典故，在你自己的这个诗作里让它出神入化，让它呈现出新的意境来，这个是高手。另外，应该能够“以俗为雅”，有一些表述的方式可能是很俚俗的，但是经过一些文人点化之后，俚俗里边可能会凸显出来雅致的一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宋代的人，包括这样的一些文人学士，他们崇尚的格局，是一种“大俗大雅”的格局，而不是把雅和俗绝对地隔离开来。

(苏轼画像)

当时的这种文化风尚，是在文人活动的圈子里面形成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文人，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文化格调的养成，都是在一些人际的网络之中形成的。

士人中的人际网络 

人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当时的一批士人，或者说塑就了文人的精神面貌。假如我们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把这些关系分成为两类。一类是“先赋”关系，是属于先天而来的关系。比方说你跟谁是同胞兄弟、同胞姐妹，你和谁是同族，你和谁是同乡……这些都是与生俱来无可选择的关系。但是也有另外一类关系，是属于靠你自己的努力，或者说靠你自己的经营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圈子。这个关系圈子，包括同学、同行，工作时候的同僚，志向上的同道、同好、同志，等等，都是在你后天的活动里边建立起来的人际圈子。

对于士人活动圈子的讨论，不仅仅限制在宋代。比方说陈寅恪先生，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不仅讲到元稹、白居易的诗作，陈先生还曾经说，唐代延续着南北朝以来的旧风俗，用两条标准来衡量人品地位高下，这两条标准是什么？“一曰婚，二曰宦”。婚就是婚姻关系，宦就是仕宦。这样的一些关联，表面上不管是婚还是宦，都是后天形成的关系；但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联姻的标准是什么？是要门当户对。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仕宦，也会考虑到门第的背景，高门出来的人相对来说，在仕宦途径上起步就会比较高。所以，当时的婚和宦，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后天形成的、靠活动形成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它受到先天与生俱来的关系的限制和影响。而在宋代，这样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还是严重地存在的，但是应该说是处在逐渐消解的过程之中。

(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

宋代的士人，他们特别重视彼此之间交游和沟通的关系。像北宋前期在宋太祖朝做过宰相的范质，他说当时，举世（就是整个天下）的人都非常重交游，重视彼此之间共同的交流往来关系。朱熹在南宋的时候也说，人伦有各种类型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之中，朋友关系“所关至重”，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在各种人伦关系里边尤其不能忽视。

(朱熹)

我们从宋代的文集里边，从宋代的很多地方志里看到，当时有很多所谓的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同甲会、耆英会、五老会、九老会、十老会，等等，有不同的名目。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读书人，包括官僚队伍里边的一些成员，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结成关系圈子的方式。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

我们在很多名山大川，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些摩崖的石刻，有一些是宋人留下来的。石刻铭文上往往体现着他们一些友朋共同出去，共同游览，而且在游览过程里发展出来的彼此之间的深厚交谊。

人际网络与文化氛围 

宋代留下来的不光是文字作品，还有很多的绘画作品。画作里边有的也反映着当时的人际网络和交友圈子。我们知道有一幅名画，号称原本是李公麟作的《西园雅集图》。“西园雅集”，是在什么地方聚集？宋徽宗时期有一个驸马叫王诜，王诜有个园子，园子里边树木茂盛，被称之为西园。当时的文人墨客，官僚队伍里边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人士，都跟王诜有很密切的交往，包括苏轼、苏辙兄弟，黄庭坚、李公麟等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彼此经常在一起，泼墨挥毫，作画、诗词唱和，也曾经在王诜的西园里边活动。《西园雅集图》就是描绘这样的一种场景。米芾为《西园雅集图》写了一篇《图记》，在《图记》里边他说当时参与这个活动的人，“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都是带着一种林下风味，很潇洒的山林之趣，而没有尘埃之气，不像繁华市井中的人士。宋代的文化氛围是比较宽松的，这些士人既关心学术文化，又关心政治事务。在学问方面，有往来的讨论辨析、切磋琢磨，碰到事情各抒己见；另外在文字、书画这种交往里边，也发展起来了丰富的不同层面的联系。

(李公麟)

士人僚友，诗文唱和 

在宋人的文集里边，很多是不同作家的作品汇聚到一起的集子，其中有一些是唱和集，就是有的人先写了诗作，其他的人又应和韵脚，相互有文字创作上的呼应。现在我们看到的唱和集，包括杨亿编的《西昆酬唱集》、丁谓编的《西湖结莲社集》、欧阳修的《礼部唱和诗》、苏轼等人的《汝阴唱和集》、朱熹等人的《南岳唱酬集》、王十朋编的《楚东酬唱集》等。在北宋前期，杨亿曾经给宋白编的唱和集做过一个序，在这个序里边他就说，他们这些人经常替皇帝、宰相起草文字，但是在他们起草这些官方文字之余，会经常有一些个人的写作。这些写作，在朋友之间相互传诵，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有一种“同声相应”的感觉。就是彼此有一种文字上的呼应，也有一种心灵上的呼应。所以这种诗文唱和，成为他们交友、了解彼此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

（《西昆酬唱集》）

在南宋的时候，有一些大的收藏家，比方说收藏《兰亭序》等。《兰亭序》的临摹仿作，有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士人会一起来鉴赏，一起来品评。在这种鉴赏品评的过程里，他们的文化眼光也得到了提升。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宋人彼此之间有许多往来的书信，在当年称之为“尺牍”。这些尺牍，有很多都编在他们的文集里边，其中有很多彼此之间的讨论，有很多彼此之间的呼应。

雅俗相依、一体多面的宋人生活 

以上内容，都让我们感觉到宋人生活里边“一体多面”的情形。所谓的“一体多面”，是说当时的士人，面对着不同的环境，面对着不同的情形，甚至于面对着不同的友朋对象，他们所表现、流露出来的精神状态，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这种“一体多面”里边，体现出来“雅”“俗”两者相依不悖的情形，是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多元多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宋代的社会环境有战乱的一面，北方民族对它有非常强烈的压迫；另外也有相对来说比较安定的承平年代。在这样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边，人们表露出来的情感也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既有它的艰困和忧患，也有它的繁荣和辉煌。当时各类的士人作品，既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也有注重人世间儿女情长的一面。社会环境的多元造成了当时创作群体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这一个时期的市井作品也会有书卷气；文人、士人包括精英文豪的作品，也会引入雅俗兼资的品味。这种双重的文化性格，在那个时候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举一位人物来做个例子。我们会看到，像辛弃疾这样的人，他早年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带了一支军队，跑到南方来。但是到了南方以后，长期郁郁不得志，没有真正能够回去收复北方的机会。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词人，在他的词作里边，既有像“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悲壮慷慨的词作，也有像他的《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这种情感很清新、很细致的词作。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俗大雅的时期。我们从个人的创作，从个人流露出来的情怀来讲，也可以说这是雅俗相依的一个时代。

雅俗兼资，新旧参列 

“雅俗兼资”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仅是在文学界、艺术界，在当时的政治界，在政治圈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北宋前期有一位名臣叫孙何，他在给皇帝的倡议里边说，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雅俗兼资，新旧参列”，也就是说不要把雅和俗绝然分开，不要把新和旧一刀切开，而是要吸取这些合理的因素，共同构成为新制度的起源和它的滋养。

《朱子语类》记录着朱熹和他学生的讨论。朱熹跟他的学生说，天地和圣人都是一样的，精华的东西都是从粗俗的东西上来的。也就是说，精华是产生于粗俗之上的，哪怕是最粗俗的东西，都蕴含着道理。这让我们看到，当时即便是理学家，他们对于雅和俗、精与粗，也是有融会贯通的认识。宋人正是从这样的一些认识出发，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里，提炼出来高雅的情趣，对他们来说，俗和雅不是断裂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提炼，有这样的融会贯通，才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朱子语类》）

简详博约，雅俗并陈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宋代的画作，比方说像梁楷，在南宋的时候创作过一些简笔画。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那些宋瓷，大多数情况下，它就是一种单色釉，就是这样纯净的釉色，给我们非常淡泊、自然、天真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别有韵致。宋瓷跟明清时期的瓷器摆在一起，审美的不同趋向是非常明显的。宋瓷的美学境界可以说是清绝雅素的，有其隽永端庄的一面。它不是以繁复的方式呈现，而是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深醇的韵致。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宋人心目中“简”和“详”的对比。“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约”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简约，“博”就是我们说的广博，这些特性都不是绝然对立的。

(梁楷)

在当时的国家治理之策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说“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治理国家，就是要把“简”和“详”联系在一起，把“约”和“博”联系在一起，国家才能真正治理得当。

我们也看到宋代瓷器的形形色色，有的上面写着“忍”字，刀底下有一颗心；有的时候有“招财进宝”这一类的表述。所以，宋瓷的审美趋向也是雅俗并陈的。

(宋代瓷器)

“游于艺”：宋代士人的文化涵养与人生境界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在宋人看来，他们对于艺术境界的追求，对于雅俗的欣赏，经常被理解为是“游于艺”。“游”，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涵泳”的意思。“艺”，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艺术，也包括方方面面的技艺，很细致具体的多方面能力。“游于艺”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涵养，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论语》里边，孔夫子就曾经说，人的一生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志于道”，是说人的志向应该基于道理，与道理一致；“据于德”，是说应该谨守着道德，所有选择的依据都应该来自于道德；“依于仁”，依是依靠的依，就是说，对于“仁”的理念是应该紧依不舍的，永远和这样的理念形成为一体。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前提之下，才能够做到游于艺，人们的文化涵养和人生境界才能够有效的提升。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者体现的是儒家传统理念的组成部分，它是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和他们的修养方式。

我们这一讲提到的雅和俗、精和粗，或者我们说复古和创新，都体现着宋代士人的文化实践。这样的文化实践和这样的美学趣味，在他们整体的精神追求里边得到了升华。

第八讲复习课 

你好！邓老师第八讲结束了，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宋代的社会环境是多面的，既有战乱动荡，也有安定承平。不同的社会环境，人们表露出来的情感也不一样。在文学界、艺术界、政治界都体现出“雅”“俗”两者相依不悖的情形。

宋代士人崇尚“大俗大雅”的格局，即便是理学家，他们对于雅和俗、精与粗也是能够融会贯通的。这种文化风尚是在文人活动的圈子里形成的。宋代士人非常重视彼此间交游和沟通关系，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士人建立了类型众多、层次不同的交游圈。诗文唱和、书信往来是彼此了解的重要途径。

在艺术界中，南宋画家梁楷的简笔画让人耳目一新。釉色纯净的宋瓷别有韵致，给人以淡泊、自然、天真的感觉。宋瓷的美学境界可以说是清绝雅素的，有其隽永端庄的一面。宋瓷形形色色，其审美趋向也是雅俗并陈的。

在政治界也有“雅俗兼资”的说法。北宋名臣孙何曾建议皇帝在设计制度时应该“雅俗兼资，新旧参列”。在治国之策里边，也有“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说法。

在宋人看来，他们对于雅俗的欣赏，经常被理解为是“游于艺”，这是一种文化涵养，亦是一种人生境界。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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