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9.助人行为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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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荷兰的犹太人遭遇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当地的犹太社区，一位名叫范·霍特的荷兰人，和其他两位德国人一起，为集中营中的孩子们打通一条生命通道。从集中营中偷偷解救出来的孩子，被范·霍特藏在木筐或是袋子里，等到有电车经过的时候，他再将孩子转交给车上接应的人。范·霍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持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他们救出了大约600-1000名犹太儿童。

然而，范·霍特在去世前，却充满悔恨地说：“我想的，永远是那些我没能救出来的孩子！最后那次，我救出了12个孩子，而接下来的一生，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救13个呢？！”

范·霍特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数百个陌生人，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可能没有那么伟大，但也有着很多平凡的助人行为。你会帮你的同事拿快递，在公交车上给有需要的乘客让座，去医院献血等等。社会心理学家将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都称为亲社会行为，以表示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行为。这其中，助人行为的涵盖范围更广一些，它是指包括自发性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也包括有意图地去帮助他人的行为；而利他行为范围则要小一点，它仅仅是指个体在无利可图或不期待回报的情况下，关心和帮助他人的行为。

那么，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愿意帮助他人呢？

美国总统林肯和同伴曾就这个问题在马车上开启了一场哲学辩论。林肯认为自私能引发所有的善行。当时，两人听到一声母猪的哀嚎，他们发现有只小猪掉进了一个水塘里。林肯立刻让马车停下来，跑到水塘边救起了小猪。他的同伴问道，“刚才你做的这件好事中，自私从何而来？”确实如此，人不可能期待一只猪的回报。然而林肯却回答说：“如果我刚才径直走过，没有去救那只小猪，那么我就一整天都会得不到心灵的宁静。因此，我刚才救它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心安而已。”这听上去还真是挺在理的。

那么，我们的助人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根源呢？

社会心理学家考察了人们的各种助人行为，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

首先，来看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源于我们对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我们常常采用“花费最小、收益最大”的策略。具体到帮助行为上，收益才是帮助行为产生的原因，而帮助他人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则是我们在某些时候拒绝帮助他人的原因。

假设你的同事需要你帮他取一个快递，在答应这件事之前，你可能会思考很多。你会估计接受这个请求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如，帮TA取这个快递需要走多远，快递会不会很重，今天的天气是不是会让你取快递的时候很麻烦等等。你也会估计收益，因为帮助了同事而心情愉悦，TA将来可能也会帮你等等。当然，你还会想想拒绝的代价和收益：你可能免去了出门的麻烦，但是你的同事可能会因此而不开心。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你最后是否会帮助你的同事。

帮助会有一些成本和风险，包括时间成本、需要付出的精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承担的责任，比如你不小心把快递摔坏了，这时你不仅没帮到你的同事，还需要承担快递的损失。同样的，当我们在路边扶起老人家时，我们也面对可能的风险和责任。

只有当回报超过成本的时候，我们才会更愿意提供帮助。因为帮助行为会带来许多内部和外部回报。如果你帮忙填写问卷后获得一份精美的小礼品；或者你见义勇为后得到奖金等等，这些物质或外在的回报就是外部回报。而另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自我体验的反馈就是内部回报，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帮助他人可以提升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在一项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献血者都承认献血会“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以及“给予自己自我满足感”。

第二，帮助他人可以改善我们的内部情绪状态。我们开头提到的荷兰人范·霍特，以及美国总统林肯，在回忆自己助人行为的时候，都提到了与内疚有关的情绪。范·霍特因为没能帮助更多的人而内疚，林肯则是为了避免内疚而救起落水的小猪。

内疚感从古至今都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消极情绪体验，我们也总是在想方设法地避免内疚感的产生。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向他人提供帮助，就可以减少因为不能帮助他人而产生的内疚感。试想如果你明明有空却拒绝了你同事的简单请求，你内心是否会有些不安？为了避免这一情绪，你很可能会帮助你的同事。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因为犯了其他错误而产生了内疚感，你同样可以通过帮助他人来减少这种内疚。研究者设计了一个实验，验证了内疚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正式实验前，研究人员假扮成也是来参加实验的人，在不经意间将测验的正确答案，透露给真正的实验参与者，接着另一个工作人员会出现，并询问参与者是否提前听说过这项测试。实验中，大部分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撒了个小谎，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了测验的答案，他们还是告诉研究人员，自己没有听说过这项测验。然而，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撒了谎的参与者，会花更多的时间无偿帮助工作人员填写问卷。

我们在犯错之后表现出的行善愿望，不仅反映了对自我形象的修复和提升，也是我们减轻个人内疚感的重要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坏心情-好行为现象”，当我们处在内疚、悲伤或者其他消极情绪时，助人行为有助于抵消这些不良感受。

不过呢，“坏心情-好行为现象”也存在例外，你想想，你会不会在某种消极情绪状态下，反而更不愿意帮助别人呢？当然有，当你极度愤怒或者极度悲伤的时候。沉浸在这些情绪中的人，通常无法产生共情，难以理解他人的处境，也就很难产生助人行为了。比如，失去孩子的母亲，她很难通过帮助他人去抵消极度悲伤的情绪，而且，也因为悲伤，她很难察觉到他人的帮助请求，自身也很难再有多余的资源去帮助他人。

第二，我们再来讲讲社会规范理论。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交换理论好像并不能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助人行为，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可能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计算成本与收益，而很可能是因为某些东西在告诉你，你就应该这样去做！我们应该归还捡到的钱包，应该给更有需要的人让座，应该帮助走失的小孩子找到自己的家人。因此有些研究助人行为的研究者提出，社会规范也是驱使人们产生助人和利他行为的重要原因。社会规范规定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履行的义务和应该有的行为。这里面，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被认为是驱动助人行为的两种主要的社会规范。

所谓“互惠规范”，是指我们相信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帮助，对于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也应该给予帮助。当我们帮同事取快递时，我们会想到上次自己有事情的时候TA也帮助了我；当我们献血时，我们会想如果我们住院需要输血，也会有陌生人帮助我们。

有研究者又将互惠分为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两种形式。直接互惠是两个人基于信任直接交换资源。我可以为你提供你需要的帮助，同时你也有能力为我提供有价值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我今天帮你取快递，因为你明天可以帮我拿外卖。

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实验助手在实验前帮助过实验参与者，那么这个参与者普更愿意向这名助手所在的慈善机构捐款，而且，如果TA得知那个帮助过TA的实验助手知道TA的捐款行为，那么这个参与者会承诺捐出更多的钱。

另一种是间接互惠；当一个人提供帮助的时候，并不期望接受者的直接回报，而是为了形成相互帮助的连锁反应，当我需要帮助时，也会有人伸出援手。献血就是间接互惠的体现，人们献血时不会要求接受者直接回报，而是希望有一天如果自己遇到紧急的情况，会有人愿意提供帮助。

而所谓的“社会责任规范”是指，我们并非只帮助可能回报我们的人，我们也常常向那些难以回报我们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因为社会责任告诉我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考虑以后的交换。例如，每次发生自然灾害之后，人们都会自发地捐款、捐物，而这些帮助大部分都是匿名的，所以，我们其实很难从这样的帮助中获得回报。再比如，在车上遇到抱着孩子的母亲，我们会主动为他们让座，并不是期待有一天他们会给我们提供帮助。

不过，社会责任规范并不是引导我们毫无选择地帮助他人，事实上，如果他人的困境是来源于其内部原因的，例如懒惰、不道德等，我们会对他们的困境提供更少的帮助，甚至视而不见。如果困境是由外因所致，我们通常会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就好像比起行动自如的人，我们会更主动地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书本。如果他真的是因为身体残疾而无法工作，沦为乞丐的，你肯定更愿意给他帮助；但如果他有手有脚，完全可以自力更生，却天天好吃懒做，乞讨为生，那你多半不会帮助他的。

今天，我们讲了由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规范理论所引出的两种助人行为，也就是由外在回报引发的帮助行为，以及内源性的帮助行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帮助的收益可以是获得称赞等外部效益，也可以是个体情绪改善等内部收益。而社会规范理论则包括互惠规范，也就是我们为了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要帮助他人：以及社会责任规范，就是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

其实，无论是社会交换理论，还是社会规范理论，好像都将我们的助人行为，解释成是源自于我们的获益：其中一些动机是明显利己的，包括获得回报或是避免惩罚；另一些动机是隐性利己的，是为了获得内在回报或是减轻内在痛苦。

那么，难道我们就没有纯粹的、没有任何私心、仅仅是为了他人的利他行为吗？你不妨带着这个疑问思考一下，下一次课，我再来为你揭晓答案！

欢迎你在本条音频下留言参与讨论，说说你觉得到底有没有纯粹的、无私的利他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