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在宏大叙事中，何处安放个体的焦虑？

姚洋：今天我们在讨论乌托邦也好，讨论美好世界也好，我们要把民族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结合起来，那今天是不是到了这一步，要把个人和民族的故事给圆起来？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您刚才说的特别对。过去100多年，我们整个民族是被救亡的思维所主导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中学校长上思政课的时候还经常用中国可能要被开除球籍，来警醒和激励我们。但是坦白说，我个人因为是生于70后，长于改革开放，然后经历了入世，可以说一路是在走这个时代的上坡路。从80年代之后，我们渐渐地对被开除球籍的这种焦虑好像减少了。个体的物质生活也好，包括对未来的希望和愿景也好，至少我这一代人，我相信您这代人也差不多，总觉得明天会更好。

到了今天，我们又进入到新一轮好像经济下行的过程。我也能够感同身受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包括一些老百姓，他们生活的窘迫，对于前途的茫然，在这个环境下面，如何再去讲好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故事，并且把个体的故事与集体的故事相结合，这是理论挑战性和现实挑战性集合的一个课题，我没有答案。但我觉得，它可能不再是从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讲。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话，至少应该是一个自然生长的一个过程。

姚洋：我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参加很多的国际会议，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必须代表中国，这没办法，因为你是中国人，而且你来自北京大学。人家自然就觉得你代表了中国。我的确感受到面对外国人，特别是面对西方人，我们缺少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首先，你的民族缺少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卡嗓子的问题，说不出来。而且因为缺少民族的故事，我们个体的故事好像也不太好去编。特别是我们自小受的教育，都是没有国，哪有家。如果国家不能编好这个故事，我们个人怎么去编这个故事呢，是不是应该是上下齐动的过程。

周濂：当然，我觉得上下齐动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具体路径是怎么样的。您在北大教书教了很多年，我在人大其实也教了一晃也快20年了，我们都能够非常深刻体会到年轻人有非常属于个体的那种困惑和焦虑，这种个体的困惑和焦虑如果不能够跟国家的叙事形成有效的连接的话，国家的叙事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不能真正触动灵魂。

姚洋：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当我们的国家在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很快的时候，因为个人和国家之间，和整个民族之间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爬坡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没那么快了，甚至年轻人还要为找工作焦虑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周濂：所以您这个课程讲到公平正义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戳中了要害。如果未来我们能讲故事的话，这肯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因为它也是触及到每一个个体的真实的利益的问题。

姚洋：是，我这门课的的确确是想从个体感受出发，然后希望通过一些实例来引申出一些理论问题，然后从理论再回到现实中，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给个体，给每个人找到一个编故事的方法。所以这个为什么最后定的标题叫活明白的学问，就是要让大家活得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