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螺旋》5：最后的挣扎--黄金抛售、价格管制与金圆券改革

国民政府货币体系彻底崩溃，无力回天。

关键词：黄金，金圆券，管制 

今天我们继续解读《通胀螺旋》。上期我们聊到，8年抗战，国民政府增发了600倍的货币，放出了恶性通胀的魔鬼。物价在8年中暴涨2400倍，全体居民的存款价值归零，收入增长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其中，工人和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比抗战前下降了1/4；农民更惨，实际收入只有抗战前的一半；而最惨的是靠政府发放薪水的教师、基层公务员等，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只有抗战前的1/10~1/5，生活陷入赤贫，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还要痛苦。

而另一边呢，恶性通胀造就了发国难财的特殊阶层，包括：贩卖稀缺物资的贸易商，借钱炒买囤积物资、黄金和外汇的投机者，利用官职之便去经商的军队和政府高官，参与投机交易、扰乱货币市场的银行家，等等。民众对这些对损公肥私的暴富阶层和政治腐败深恶痛绝，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而国民政府则乐观地认为，这些都不是事儿。抗战一结束，收回了沦陷区的大片土地和生产能力，国际贸易也全面恢复，大批国外物资可以填补需求缺口，恶性通胀就会自动停止。一开始确实有这种假象。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全国物价突然下跌。上海的黄金价格下跌了90%，因为黄金主要用于战争避险；同时，法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倍。很多在抗战时期囤积居奇的商人开始大批出手货物，很多是以半价销售。到9月，上海的整体价格指数比8月下跌了1/4。

但是，就在人们以为恶性通胀趋势已经止住的时候，物价在1945年底开始重新反弹。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国内局势再度变得紧张。国民政府一方面要继续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又要恢复兴建全国的交通网络，以便高效运输物资。另外，为了平复公务员和教师队伍的不满情绪，政府还拟定了涨薪酬方案。

结果就是，1946年，国民政府的开支不仅没有比抗战时期削减，反而比上一年暴涨3倍，其中军事开支占到总支出的60%；财政赤字也进一步扩大，是上一年的4倍多。1947年则更加疯狂，政府新发行的货币量是前一年的10倍。上海物价每隔一两个月就翻一番，当年年底的物价指数是年初的15倍。民众对货币已经失去信心，人们一拿到工资就跑步去抢购东西，生怕货币在手里多停留一分钟。

这种情况让蒋介石也头疼，他找到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想办法立刻解决问题。宋子文给支了一招，说，“为今之计，只有抛售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这个办法了。黄金一上市，法币就会大量回笼，法币一回笼，币值就会提高，物价自然下跌，不出一个月，人心就会趋于稳定，困难迎刃而解”。

蒋介石听了又问：“中央银行有多少库存黄金，抛售完了怎么办?”宋子文回答说，库存黄金还有800多万两，黄金卖完了还可以卖美元外汇，政府账上现在有10亿美元外汇，另外还有20亿美元的贷款正在洽谈中。这些黄金和外汇足够回笼法币、稳定物价了。

国民政府以为这回使出了杀手锏，没想到却是养肥了上海滩的一帮黄牛党。黄牛党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系的大户，通过暗箱操作拿到大量官价黄金然后倒卖，被称为“金老虎”；另一类则是在交易所排队抢购黄金散户，或是从金老虎手中拿货的中间商，被称为“金黄牛”。在这些人的联手之下，硬生生地将金价炒高了四五倍，大发国难财。国民政府白白耗光了库存的850万两黄金储备，却根本压不住通胀。

用市场手段不行，那就用行政命令。宋子文拿出的第二个抑制通胀的方案，就是进行价格管制，不允许商品涨价。1947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上海、南京等城市对米面油、布匹、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进行限价；按前一个月的生活成本冻结工资，不允许涨薪；同时按前一个月的商品价格向工人配售生活必需品，每个人每月8斤大米、1斤白糖、5斤食用油、150斤煤球。为了制止哄抬物价和囤积居奇，国民政府甚至出动了秘密警察来维持秩序。

但是，在物价每个月都会上涨1倍的情况下，再强硬的管制措施都没用。强行限价的结果，就是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商品，就算秘密警察拿枪逼着商户开业，货架上也空空如也，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以高价买到东西。很多人饿得铤而走险，上海发生了多起饥民抢米、“吃大户”案件。价格管制措施只实施了3个月就不得不放弃，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职位。

在这种情况下，本书作者张嘉璈在1947年临危受命，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向蒋介石指出，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失控的政府赤字，想要抑制通胀，就得从根子上下手——每月的政府赤字必须砍掉一半。如果政府可以保证这样的财政纪录，那么剩下的赤字由中央银行来想办法，以出售美元公债和短期国库券等形式，尽量在不增发货币的前提下为政府融资。只要不继续向市场投放货币，控制通胀就有希望。

只可惜，张嘉璈的建议被拒绝了。蒋介石则坚持所谓“军事优先”原则，在内战期间军事开支不可能省，财政赤字不但不能砍，还要增加。事实上，1947年的政府赤字是前一年的6倍，1948年上半年的赤字就是前一年全年的15倍。在这样的赤字规模下，别说张嘉璈，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1948年5月，张嘉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

这时候，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经崩溃，政府只能孤注一掷，最后赌一把：在1948年8月，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法币，发行新的纸币——金圆。为啥叫金圆呢，因为金圆是一种金本位制的货币，1金圆价值0.22克黄金，1金圆可兑换300万法币。国民政府宣称，金圆总发行量限制在20亿元，这20亿有十足的准备金保证，包括黄金、白银和外汇。同时，民间不得私藏黄金、白银和外汇，所有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都必须限期交出来，兑换成金圆劵。违反规定不予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督办金圆劵改革事宜。蒋经国召见了各个行业的资本大佬，要求他们限期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刘鸿生交出黄金8000条、美钞230万元、银圆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交出外汇114万美元。此外，还有一批大佬因为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被逮捕，如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董事胡国梁等。

在这样的大力出“奇迹”之下，中央银行最终收缴了价值约1.4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金圆券也有了足够的准备金，理论上可以实现跟黄金的自由兑换。张嘉璈认为，如果国民政府就此收手、不再继续超发货币的话，金圆券是可以维持住币值的，这也是国民政府最后力挽狂澜的机会。

只可惜，指望一个深陷毒瘾的人突然间自动戒毒，是不太现实的。金圆券的发行很快就超过了当初承诺的20亿元，到1948年11月发行了32亿，1949年2月发行了600亿，4月发行了2000亿，7月发行了1.2万亿。金圆券是雪崩速度贬值，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金圆券兑美元的汇率，由刚发行时的1美元兑4个金圆，暴跌到1美元兑2300万金圆。有人做了一个计算，当时一石大米卖到了4.4亿金圆，每石米约有320万粒，合着买1粒米就要130金圆。

1945年5月底，上海解放，金圆券被废除流通，人民币为唯一法定货币。民众可以用手中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但老百姓之前被国民政府坑得太惨，他们也不敢轻易相信人民币，所以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抢购物资，或者兑换成银元。投机商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宣称：解放军进入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他们故意把银元的价格炒到天上，让人民币遭遇极大的贬值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果断出击，查封了当时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了200多名投机商人，并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监督，打击地下钱庄。很快，银元价格暴跌，人民币站稳了脚跟，“银元之战”大获全胜。

之后，投机商人还不甘心，开始炒作大米、棉纱和煤炭的价格，俗称“两白一黑”。人民政府从全国各地收储物资，调运大批粮食入关。等这些投机商人满仓吃进之后，国营公司再突然往市场上大规模抛售物资，把价格打下来，让投机商损失惨重。继“银元之战”后，这场“米棉之战”也赢得漂亮。

到1950年，新中国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价基本稳定，人民币建起了货币信用。国民政府治下长达10年的通胀噩梦终于结束。毛主席评价这场经济保卫战时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到这儿，《通胀螺旋》这本书就解读完了。导致这场恶性通胀灾难的，除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失控，还有一股推波助澜的力量，就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趁机疯狂投机掠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请继续收听我为你解读的下一本书，《四大家族史话》。